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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就是胡楚元留的伏笔。
此外，越南和中国的国界划分以中方证据为主，包括老街、封土、谅山、下龙湾一带的土地直接归属清政府，不再是双方争议区域。
为此，中方同意将海防做为国际公租界，允许法国和其他外国商人在海防市投资购地。
对越南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近乎于耻辱的《福州条约》，可对胡楚元来说，这对他的意义是格外重要的。
清政府当然很满意这个条约，一、清政府保住了颜面，还扩大了疆域，也算是对得住列祖列宗，算得上是真正的光绪中兴；二、清政府收回了法国在华的特权。
除了越南王朝外，中法两国对《福州条约》都是非常庆幸和满意的，、甚至连法国人自己都说一一胡楚元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外交家，他给法国一份很体面的退路，也给清政府争取到了最大的权益，避免了双方继续交战的所有可能。
《福州条约》签订后不久，何璩有功，提至户部汉尚书兼英武殿大学士，梅启照平调回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台湾设省，守卫台湾有功的刘铭传出任第一任台湾巡抚，归闽浙总督辖管。
曾国荃调职回京，任礼部尚书，随即兼礼部尚书衔重任山西巡抚。
左宗棠回任两江总督，王德榜因功升广西巡抚，杨广镝积功升浙江提督，陆开华升福建提督，叶祖硅正式提任福建水师提督，福建水师允许分设罗源湾大营、宁波大营和基隆大营。
江苏巡抚谭钟麟调任陕甘宁总督，刘坤一南调，出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出任山东巡抚兼提督，荣禄则沾了肃亲王积极抗法的光，做为嫡系满臣受到了重用，调任湖广，出任湖广总督。
胡楚元积功，升一等男兼一云骑尉，正二品世职，继续出任江南船政事务全权督办兼通商大臣，正二品衔，直管江南沿海各地船政事务，兼管沿海道台、福州船政和江南制造总局，协管福建水师。
这一次是明升暗降，又将福建水师的军权从胡楚元手中剥离，只保留协管之权。
明争暗斗之中，胡楚元则是勉强保住了叶伯整的水师陆营，继续归他直属管辖，身边也可以安置一个抚标营，三四千人的编制。
虽然最终的结果不能让胡楚元感到满意，可他并没有继续挟持满清必须答应他的所有要求，现在还没有到翻脸的时候，他不着急，机会终究多的是。
何况，福建水师的军权放在梅启照那里，本身也是满清朝廷最大的妥协了，这和放在他手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那里永远都是他的地盘，梅启照根本不会过问和干预，只会纵容他暗中牢牢控制着福建水师。
1885年6月，胡楚元上奏，建议朝廷将福建水师改为东海水师，驻地大营改至罗源湾，分设福州、宁波、基隆三处大营，各设一水师总兵辖管。
北洋、南洋、东海三大水师为大清海防之重，每年备拨经费三百万清圆，余款不足之处，由闽浙总督、直隶总督、两广总督自行增补募集。
1885年7月，清政府经过三次朝议，最终同意该提奏。
自此，除长江水师仍然、有义务协防上海外，各省水师不再负责海防事务，也不得以海防名义增调军饷。
一时之间，梅启照成了大清王朝中最有实权的总督，不仅掌管着福建、浙江、台湾三个省，旗下有七个营的赣军，还有目前排名亚洲第一的东海水师。
当然，清朝廷对梅启照是非常放心的，否则也不会将东海舰队从胡楚元手里剥掉，转交给梅启照。
清朝廷也知道梅启照和胡楚元的关系是很不错的，也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梅启照才有可能拿到东海舰队的控制权，才能借着梅启照削弱胡楚元。
就在清朝廷内部不断调整人事安排，平衡国内湘、淮、阌、赣、滇、桂备系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时，在南洋婆罗洲却发生了另外一场战争，一场影响也非常深远的战争。
从1884年初开始，这场战争就已经开打，只因为中法战争的规模和影响更大，才没有被人们所注意。
这就是沙荷战争。
（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三章 新事业的根基
1884年3月，荷兰乘着中法战争的爆发，对兰芳公司进行了“最后”的一次威逼，想要完全将婆罗洲的东南部转变为荷兰王国的殖民地。
他们以为是最后一次，结果却捅了一个马蜂窝。
沙捞越自治邦和兰芳公司结盟，在荷兰出兵攻击兰芳公司不久，沙军也开始出兵，双方在山口洋、坤甸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最终是荷兰人被迫退出婆罗洲为结果，使得沙捞越自治邦扩大为英属婆罗洲自治联邦。
当然，这件事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并不大，毕竟荷兰的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法战争的大胜，迫使法国取缔完全最惠国特权后，大清帝国的国际声望明显有了大幅的提升。
1885年7月底，胡楚元返回上海墉园，和美国公使达成协议，美国主动放弃完全最惠国待遇，双方互惠享有部分最惠国待遇。
1885年8月，胡楚元携妻子访问英国，虽然未能说服英国放弃最惠国特权，但就税务自主、中缅边境和中印边境等问题达成初步的协议，并和英美法三国达成协议，将上海、天津、海防租界转变为国际公租界，由中英美法四国各派一名公董委员，并从中外商人和本地代表中抽选三名公董委员，以七人制对国际公租界进行管理。
9月，胡楚元抵达莫斯科，就新疆伊犁问题举行最后的谈判，最终以象征性的支付六十万清圆为代价，正式收回伊犁。
10月，胡楚元抵达德国柏林，和俾斯麦宰相举行会谈，签订新的《中德互惠贸易协定》。
随后，胡楚元访问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奥匈帝国，陆续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允许各国商人在国际公租界贸易，同时，中方商人也有权在各国拥有上岸贸易权，为国内备家商行绕过洋行和各国贸易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胡楚元于1886年春2月返回国内，在他回到上海不久，左宗棠病逝于江宁，胡楚元紧急前往江宁，和左宗棠见了最后一面。
其后，曾国荃调任两江总督，鹿传霖补任山西巡抚兼提督，刘锦堂补任浙江巡抚，湘军主力归入曾国荃麾下，福建人叶祖琏平调至南海舰队任提督，广东人叶富升任东海舰队提督。
这一阶段，朝廷在人事安排上还是一如既往的采用异地分治，各系平衡的策略，中国在整体的经济和政治上也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
1886年4月，胡楚元对生丝出口价进行微调，上浮7％，算是暂时放过了日本一马，也给自己一段特别宁静的时间。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加强了对中国茶业、麻业、瓷器产业的整顿，投资规模逐步达到一亿清圆，先后修建了南昌经景德镇、祁门县、徽州、湖州至杭州、宁波的南宁铁路，以及政和县至福鼎县，德化县经永舂县、安溪县至泉州，以及沙县至福州的铁路。
通过和荣禄的协调商谈，他开始投资武昌至南宁铁路，并由徐润的两广商行投资兴办南宁至广州的铁路。
随着铁路网的完善，以及各地港口设施的完善，包括江南商行出资四百余万清圆疏通长江航道和闽江航道，中国茶叶在欧洲的到岸价已经和印度茶叶大致相当。
在此基础上，胡楚元开始通过私下贴补的方式，在英国阻击印度茶叶，并大力开拓美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市场，同时加大对俄国的茶叶海贸规模。
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资本优势，由太古洋行收购印度茶田和锡兰茶田，组建新的大英茶叶公司，控制印度茶叶的本地销售和外销规模，并对其他印度茶叶公司实施挤压战略。
第三，他还是通过控股怡和洋行，在英国控股立顿食品店，投资怡和连锁店等方式，完善渠道销售。
凭借着这一系列的手段，加上中英贸易条约的改进，1886年，中国茶叶的出口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7。3％，在国际茶叶出口市场的份额中重新恢复到90％的地位。
随着浙江越瓷厂、泉州瓷器厂和江南景德镇瓷器厂的陆续开办，中国的瓷器工业也开始出现回暖和复苏，伴随着成本的降低，花样和质量的增加，瓷器在南洋和国内的销售量开始大幅提升，精品外销瓷在美国市场获取了较大的认可和销量。
在麻业、竹业等手工制品行业，传统手工艺品的外销总额也在逐步提升，尤其是江西竹席、麻席和夏麻布在国际上缺乏其他竞争者，也填补了欧美各国的市场空白。
伴随着这种大的经济环境的改善，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回暖。
1886年初，胡楚元放弃在北方的纸钞独营权，并亲自联系备家，联手山西日升昌票号、万通票号、大德丰票号、山西商行、北洋商行、山东商行合股创办新的北洋银行。
1886年5月，胡楚元前往武昌会见湖广总督荣禄，说服湖广商行、四川商行和多家票号联股兴办中国通商银行。
中信公司在两家银行中持有一定股份，并为他们提供保证金和启动资本，以及所需要的技术。
1886年9月，胡楚元说服醇亲王、礼亲王和肃亲王，并和各地封疆大吏协调，创办新的大清银局，设立天津、上海、广州、云南、武汉、成都、西安、福州八家分局，归各地总督辖管。
自此，中国金融完成了金融体制的第一步改革，完全从银铜混合本位转变为银本位，在上海设立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贵金属交易所，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设立期货交易所。
1886年12月，同样是在胡楚元的劝说下，江南六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首先停收各地厘金杂税。
1887年4月，两广、山东、湖广陆续取消厘金杂税，在胡楚元的暗中操控下，清政府被迫在全国将行商税和坐商税统一，不再收取行商税，只在商铺征收商税，并将商税额度提升至十三抽一，以弥补行商税的减免。
1887年，随着各地金融市场的统一，清朝廷全年征收印钞税达2475万清圆，各商行上缴利税达5192万清圆。
不管清朝廷怎么想，胡楚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而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确实开始恢复，有着向康乾盛世发展的趋势。
同样，随着胡楚元以农为本的务实派的扩展，曾国荃、梅启照、刘坤一、谭钟麟、荣禄、鹿传霖、张之洞等人都是务实派系的封疆大吏，江南六省、湖广、两广、山东、四川、云贵、直隶、山西对农业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大，绝大多数的资金也都来源于中信系。
虽然钱是各位总督拆借的，可账都得算在清政府的头上，至1887年底，清政府对中信银行的实际借款总额达到4。3亿清圆，平均贷款利息为11。4％。
胡楚元也不发行国债和银行债券，而是继续使用存票法，发行固定利息为7％的五年期存票，仅仅是依靠中间的差价，他每年都净赚1892万清圆。
另一方面，即便是减免了全国的厘金杂税，清政府在1887年的财政总收入也达到1。94亿清圆，各省封疆大吏从中拿取的比例约在三成半左右，基本能够保持备省的军饷和洋务支出。
这些账，清朝廷自己会算，不管是醇亲王、礼亲王还是肃亲王，大家对胡楚元都是特别依赖的，而胡楚元也基本成了封疆大吏和满人中央政权，以及欧洲列强和清朝廷之间的沟通桥梁。
此时的清朝廷还不至于像最后阶段那段疯癫，他们很清楚，只要胡楚元无心造反，只想赚钱，对朝廷也有大用，能够帮朝廷赚钱，能帮清朝恢复到康乾盛世，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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