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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人公刘彻的评价上，既没有否定他作为一代英主，在即位后决定国政大计，建明堂、尊儒学、培养人才、奉贤良，后来又不拘一格用人才，任用平民卫青、公孙弘、赵绾、霍去病、张骞等年轻政治家和将领，开疆拓土、平定内乱的文治武功；任用韩安国、郑当时为大农令，发展经济的伟大成就，又没有忽视他在取得重大成绩之后心态的变化：一是频繁动用武力，劳民伤财，以致国库空虚；二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断地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恣意封赏，动辄千金，挥霍国家财力；三是虽然对汲黯等忠贞之士的批评采取适当容忍态度，但却好冲动，爱听好话谀词，重用奸人酷吏，自毁国政根基；四是重女色，疏远端谨贤淑、宽人严己的皇后卫子夫，致使以个人对钩弋夫人的喜爱，而导致一场血雨腥风的“巫蛊事变”；五是迷信术士及长生不老，求仙问丹，耽误朝政，损害自己健康。
如此严苛的批评态度，实在是集历来对刘彻批评的大成。这种批评，笔者以为是对近代史以来因外族入侵而高涨的民族救亡情结中，过分显扬秦皇、汉武、康熙等帝王以开拓疆土而有功于民族的史观的一种“拨乱反正”。这种观点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鉴古照今的现实意义。
本书最具时代高度的见解是正确阐释了历史上包括汉武帝时代与北方匈奴、西域少数民族的战争与和平的本质，以及“和亲”、“修好”的价值与意义。全书并没有将匈奴丑化、异化，既理解了他们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奔走、吃肉食住毡篷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肯定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同样渴望和平生活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了他们在汉军大举进攻时的英雄主义。小说对韩安国、张骞等知匈人士提出的以贸易之利、礼仪教化、互通往来的“殊俗相容”的民族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国土安全、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时，对异族侵略者的武力打击是合理的，但当国家不受威胁时，民族的和平、交往、互利、共存就应该成为民族关系的常态。在隆虑阏氏和张骞与匈奴婚姻的表现上，于单以单于太子身份投汉等情节中，作者寄寓的正是这种民族互利、共存、共容的思想。
《汉武大帝》一书，在历史文学上的最大亮点，是它做到了将事件、故事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包括人性、人情，人的精神、心理和意志力量，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
在作者的笔下，刘彻成为一个生动、具体、真实的人，由于母亲王娡曾经的平民身份，所受的历史文化教育，他的性格、心理是健全的；不仅敢于藐视祖母窦太后的权威，而且敢于拒绝母亲为家族成员谋私利的要求，无论选贤任能，内政外交，还是军事经济，都达到了西汉王朝的巅峰。但随着权力的稳定、国家的强大，他越来越沉迷于女色，既享受着个人无限的权力，又贪婪于肉欲的快乐。当意识到这一切将随着老病而结束时，他又迷上了寻仙问丹，封禅求神，直到死亡的钟声即将敲响时，他才意识到“连年征战，误了农桑”，导致国力渐衰，下了“罪己诏”。作者在这里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帝王心理的嬗变，而是不可更改的生命的规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个人欲望发展变化的必然逻辑。
与对书中主人公刘彻性格心理表现为一体，本书的其他主要人物如陈阿娇、卫子夫、窦太后、平阳公主、卫青、田汀Ⅰ加ぁ⒅苎欠颉⑺韭砬ā⒗罟恪⒗盍甑热说男愿瘛⑿睦砑懊吮浠际浅浞秩诵曰说摹Ｓ绕涫嵌晕雷臃颉⑵窖艄鞯扰孕睦碜刺硐值酶改宥岣唬唤鲂闯隽斯⑸睿约肮⒅腥擞肴斯叵档娜粘；⒙桌砘氐悖残闯隽斯⒍氛烙械目植烙氩锌帷�
朝会是皇权政治决策和各种力量角逐的主要场所，也是作者揭示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家的德性、品质的主要方式。应该说书中的一些主要朝会都写得很好，于面争廷折中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的心理的瞬息之变。正是通过朝会，作者不仅把刘彻的思想、心理、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通过朝会上的选择，把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与人的伟大与卑微、勇敢与怯懦、大公与无私、光明与黑暗，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作者还充分表现了在皇权政治中，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如位高权重的田汀谡嗡枷肷纤溆型痘某煞郑故钦返模欢奈思案鋈松钊词潜氨晌蕹堋⒉辉袷侄巍⑻盎叱尚缘模蝗缯盘溃且桓鲆灾炅拖莺ξ苁碌目崂簦踔烈蚣刀识圃炝怂吹纳纤纠钗拿鹱宓牟野福诰蒙先从质乔辶模睦夏盖滓惨杂姓庋扒谟诠隆钡亩佣景痢�
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汉武大帝》的作者持的是以国以民为本的道德主义立场，它张扬的是李广、司马迁、张骞、卫青、卫子夫、韩安国、周亚夫、苏武、汲黯等能臣良将公而忘私的高尚人格和境界，鄙视的是韩嫣、田汀⒗畈獭⒗钛幽辍⒗罟憷庋镄肱穆怼⑶夥暧⒅晃鋈四崩娴男∪恕Ｋ匀槊致乓恢治按竺褡寰竦暮迫恢殖溆鸥吖蟮娜烁窳α俊＝贰⒚褡濉⒄稳烁窕皇俏范罚Ｍ缘苯裆缁帷⒄巍⑽幕驼渭业娜烁窠ü褂兴羰竞鸵嫉淖饔茫饣蛐硎且汛铩爸烀敝甑淖髡叨陨缁嵴魏腿诵匀饲榈男碌母形颉�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名著《人论》中说，“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互相包容互相解释的。因此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予我们对未来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反过来又成了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
正因为如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杨焕亭的史家眼光、学者修养，我以为不只是对历史与人的历史阐释中，表现了一种哲学的眼光。这就是他不仅有对历史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包含着对推动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热情，表现出一个作家深厚而广阔的人间情怀。
（本文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评委、《小说评论》原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2012年10月
序二 诗人激情与史家理性的结晶
——记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
常智奇
在人类文学史上，我对前苏联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情有独钟，我非常欣赏他那集博深的哲思与狂飙式的诗情于一身的文学天赋。每当想起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时，我就在心中自问，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哪里？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在读钱钟书的小说、刘再复的散文诗时，就有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当来自茂陵边的杨焕亭先生，在壬辰十月阳光的照耀下，把历经六年，几易其稿的《汉武大帝》书稿送给我，并邀我为之写序时，我心头为之一震。
阅读完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煌煌大作后，我喜出望外。这位以文学评论享誉文坛的关中学子，追随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钱钟书、刘再复的脚步，写出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历史小说。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在实用主义，新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的狂潮冲击下，一批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读物充斥着图书市场，混淆着读者的认知判断。
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二元融合。它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小说，它需要“史”的品质，“诗”的情感，它是文献逻辑向审美表达的形象转化，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历史的真实是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精神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在这里是指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者还原历史人物，诗化历史情境，虚构历史心理、意绪、氛围、艺术形象，给读者以审美的共鸣和生活的启示。
杨焕亭先生历经六年，呕心沥血创作的《汉武大帝》正具有这样的审美效果。他在尊重历史，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从生活出发；重温历史，从情感出发；追求文学，从心灵出发；追求审美，从形象出发；追求诗性，从神思出发的前提下，用诗人的激情和史家的理性，在历史唯物论和艺术审美论相结合的立场上，以宏阔雄健的笔触，把对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与保守，清廉与贪污，勤政与枉法的政治斗争；形象地表现了宫廷内部、家族血缘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全面地展现了大汉时期的历史风貌，诗意地传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人性历练成民族精神的艰难历程。
作者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站在了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高地。在崇高与卑贱，善良与邪恶，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感性与理性，爱情与阴谋之间，寻找着历史与艺术的真实统一，民族精神与人性裂变的统一，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束喷霞吐露的新葩。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文学作品，作者以诗人的激情，飞扬的神思，充分的历史知识准备，文学的审美诉求，拥抱了历史的巨子——汉武帝。与其说杨焕亭先生选择了汉武帝，不如说汉武帝选择了杨焕亭先生。这是两种时代精神、两种历史观念、两个生命主体、两种人文气质相吸、相近、相敬、相通的叠加；这是历经两千多年，茂陵上的流云、飞鹰、草木花香、灵魂王气在一个书生笔下的融合和聚集。
杨焕亭先生长期生活、工作在古都咸阳，茂陵的苍松翠柏下有他读书学习的身影，青石雕像旁有他漫步思考的脚印。他的阅历、学养、气质，给了他与汉武帝相遇成书的条件。他化历史为艺术，化文献为情境，化史实为审美，站在描人、写心、抒情的基点上，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表现了汉武帝开创大汉帝国顶峰时代的风貌，写出了这个立体、多面的人物形象。
汉武帝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心胸开阔，足智多谋，高瞻远瞩，任人唯贤，广开言路，善于纳谏，集思广益，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敢为人先，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有雄心、有气魄、有才华、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汉朝的强盛而图谋，他为匈奴的侵扰而忧虑，他为太皇太后的专权而压抑，他为凿空西域的壮举而高兴……他在朝议时，从不计较贤臣良将尖锐的批评。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好“黄老之学”的贤士仍一视同仁。
他是一个思想解放，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封建帝王。卫青首战告捷后，汉武帝面对从匈奴缴回来的马与刀，果断地提出，今后一定也要给汉军配备这样的刀和马。
他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大义灭亲，秉公护法，忍受着心灵的煎熬，艰难地推进着“新制”、“推恩制”和“元狩变革”，拓展强国之路。
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美化汉武帝，而是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他也写刘彻会玩弄权术，写他喜欢文士与喜欢天马无异，努力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符合历史真实的帝王形象。
作品中与汉武帝相伴的有近二百个人物形象，人人都出彩，个个有特征，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都鲜明生动，富有个性。如居功不骄、自律朝野的卫青；青春劲发、英勇善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