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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喊着“冯省委”，蹦蹦跳跳跑到近前，想给冯仲云个惊喜，却发现那张脸上好多泪水。
李敏觉得在帽儿山的这些人中，要讲哭鼻子、抹眼泪，那应该是只有她才有的权利，起码第一个应该是她。可自上队后，无论怎样想爸爸、哥哥，她都忍住了，再未掉一滴眼泪。她实在搞不懂，像冯省委这样大的干部，怎么也会哭呀？不过，这两天里外忙活，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冯瞎子”，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冯瞎子”，你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她不明白这些大人、大干部争论的那些东西，直觉告诉她，有人好像是在欺负冯仲云。这是欺负老实人，心头就有些不忿。
冯仲云赶紧抹着脸上的泪水，掩饰道：刚才是迷了眼睛。
李敏直通通地道：冯省委，谁欺负你了，俺去告诉裴大姐，让她帮你。
在十三岁的女兵心目中，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裴大姐，是无所不能的。
冯仲云拍拍她的肩膀：小丫头，别瞎说，没人欺负俺，是只小虫子飞进俺眼睛里了。
李在德对冯仲云最熟悉了。1932年秋，冯仲云到汤原巡视，就住在李在德家，管李在德的奶奶叫“阿妈妮”。50年代初，他们又都调到北京工作。
一天，突然闯进来一帮胡子，要钱没有，就到处翻值钱的东西。见到冯仲云，说他是“日本探子”，要拉出去崩了。李在德的母亲上前去拦被打倒了，李在德的奶奶扑上去，说他是俺的哑巴儿子，从朝鲜来看俺的。李在德和母亲也扑上去，死死抓住冯仲云不放。邻居都跑来了，作证，说冯仲云是这老太太的哑巴儿子。
李在德老人说，冯叔叔那眼镜1000多度，打游击钻林子挂掉了，满地去摸，摸不着就喊快来帮俺找眼镜呀。他是南方人，俺家来个生人，他就装哑巴，还得赶紧把眼镜藏起来，哑巴哪有戴眼镜的呀？
老人管冯仲云叫“冯叔叔”，说在东北抗联，论文化、学历，冯叔叔应该是最高的了。
冯仲云，1908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写于1941年1月11日的《冯仲云履历书》中，这样写道：“我在中国国立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专攻数学物理。”“我的家族共有：父、母、哥、嫂、弟、妹、妻、子、女各一。父亲冯德选，母均已六十余岁，现与弟冯以衡一起在江苏武进原籍。抗战军兴，消息暌隔，未知尚在人世否。父亲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十年前曾是富商，早已破产。”“我妻薛雯在1931—1934年曾在满省秘书处做工作。1934年12月被中共中央调赴上海中央工作。1935年曾在上海被捕后出狱。七七抗战以前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去了。现在不知在何处。”
1927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11月被派到哈尔滨，在东北商船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做秘密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之后为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哈东支队政治部主任，3军政治部主任，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1939年2月为北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6军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任3路军政委。
1000多度的近视，1。70米出头的个头，一副挺大的骨架，战争年代瘦，没多少肉，长脸，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胖了，就变成圆脸了。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见他有发脾气的时候。即便是破衣烂衫，那人那模样跟野人差不多，饿得走路都打晃的时日，他也是那么文雅、温和。那种学者气质是渗入了骨髓的。而他在那战斗间隙经常憧憬着的，就是抗战胜利了，能够重新回到校园去，重温那些久违了的数学公式，“最好能成为一名红色博士”。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尚志、保中以及祖国同志曾向北满党提出要我担任三路军总政委，当时我未曾同意的。但当我回北满党后，总指挥寿海尽⑹∥鸩咄径纪庹庖灰饧虼宋蚁衷谑堑Ｈ瘟丝沽肪５腋鋈瞬攀柩常狈Ω锩亩土叮椅腋鋈烁鲂晕潞腿砣酰７傅骱椭饕宓拇砦蟆�
1932年夏，正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罗登贤受批判、省委书记被撤职之际，一些人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冯仲云为襁褓中的女儿取名“忆罗”——怀念罗登贤。
冯仲云是个“老好人”，这在当时好像已成共识，就没说出是个“泥瓦匠”罢了。在那样一种斗争环境中，学者的温文尔雅被视为软弱，是太普通平常的事了，连他自己都这么觉得。其实，他从来都是讲原则、有主见的，而且坚忍执著，光明磊落。只是在革命队伍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永远也不会那样粗犷、咄咄逼人，无形中好像就把自己置于了弱者的地位。
冯仲云对赵尚志也有意见，并提出批评，但他始终钦佩赵尚志，认为他是抗战英雄。1946年珠河县改名“尚志县”，据说就是时任松江省省长的冯仲云的极力主张。须知，当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赵尚志早已十恶不赦，谈及抗联，对“赵尚志”三个字唯恐避之不及了——后面将会具体写到。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冯仲云赞同赵尚志的意见，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劝群众归大屯、等待大事变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于珠汤联席会议时的情况了，起码在组织路线上不用猜谜了。作为一名党员，他不能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于是，在赵尚志咄咄逼人的目光中，他就成了脚踏两只船的尴尬角色。
他也说过违心话，和过稀泥，不和怎么办？斗？大敌当前，自己人斗来斗去，得利的只能是谁？像金策一样，他担心党内分裂。
同年3月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的指示信》中说：
当然启刚同志在观念、方法、立场、工作方式上有严重的错误倾向，然而我们认为他的头脑中，不是没有“好的因素”。他还是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求他自觉的转变，我们要帮助他的转变。启刚同志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勿管他某些时期曾有缺陷和动摇，然而总的方面说还是有光荣的战斗历史的成绩的。长期是我们的同伴！现在还是我们同伴！因此，我们要爱护他，帮助他。还须要如王康信中所说的，要爱护我们的干部！
而在此前的元宵节，冯仲云在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无论观点、方法、立场、倾向、情绪、生活等等，希望你能研究，提出意见、批评，站在爱护和帮助我个人，站在同志间的热爱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欢迎你给我来信。我非常惦记着你的病，近来病情如何？希望善为保养。
如果多一些像冯仲云这样的同志，侯启刚后来会自杀吗？而在给困境中的侯启刚送去暖暖的爱意的同时，他的坚忍的原则性和刚烈情格，也在无形中跃然纸上。
侯启刚头脑中有“好的因素”，而笔者采访到的老人中，则没有不说冯仲云是好人的。他坚决抗战，忠于党，并且忠于妻子。像他这种职务的人，有的再婚了，有的留下这样那样的“浪漫”。战争和大烟泡，把皮肤、性情磨砺得粗糙、冷硬，而他对同志和亲人，依然一如既往的宽和、纯净。有人也劝他，妻子久无音信，八成是不在了，重建个家庭吧。他说“宁可一辈子打光棍儿，也绝不再娶别的女子”。
密营暴露，人员撤离，冯仲云念念不忘那些老弱病残，想方设法安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一些老人则讲“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这个不知父母“尚在人世否”，也不知妻子儿女在何处的人，怎样寻找那些流落民间的抗联后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前几天，他还在为一位当年满洲省委的同志写证实材料。
无论从哪方面说，冯仲云都是个好党员。而后面将陆续写到的那些被降职的、撤职的、开除党籍的人，无论自珠汤联席会议始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一时间无论认识到、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他们都是坚决抗战的，都是打鬼子的好人。
“吾党之不幸”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给祥兄的信》中说：
北满党与吉东党过去的，直到现在的政治意见的争论，如反日抗“满”并提与不并提的问题，及归屯的策略，“满”兵的策略，及各种比较复杂问题等，曾有激烈争论。但最近在北满党省委执委扩大会上，吉东代表周保中同志，是同意了北满党的一贯意见，但吉东党是否还有意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们还疑心吉东党内部有奸细的存在，如刘曙华同志等，在××同志关于吉东党内可疑事件时（有文件——关于吉东党内部可疑的三个事件），北满党就很多意见，及参看救国时报，内载的史平论奸细问题，我们更认为我们这种怀疑，不是神经过敏，乃是革命者应有的警惕精神。根据目前北满党与吉东党关系，一天比一天接近，你们应当详细的考察以后，给我们答复，以免我们彼此工作中不断发生隔阂，而且是不得不隔阂，我们最近除了加紧党的警惕外，已经开始封锁对于吉东党之间的重要消息，特别是北满重要计划，注意，请详细检查一切送去的材料。
北满与吉东间的分歧、争论，始终免不了误会。
前面说过，由于各地环境、条件及领导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军不同的特点和战斗作风，有时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比如对金沟木业的捐税征收，吉东有的部队不论日伪，还是民族企业，基本是同样对待。赵尚志认为收了日伪的捐税，就允许它采金伐木，这是让日寇得了最大的利益。南满也曾认为“这是作了‘满洲国’走狗军队的任务，帮助敌人资本的发展”。
被有的作品称做的“吉东方式”，以及可以同样类推的“北满方式”、“南满方式”等等，就跟持家过日子差不多，各有优长。在抗日救国毫无二致这个大前提下，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邀请周保中参加，就是一次尝试。可在撤销满洲省委引发的组织混乱和误会的大背景下，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甚至不可能解决了。
冥冥中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唯恐北满和吉东间的乱子不大。原来的分歧还是悬案，又出来个后面将会详细叙述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北满开始封锁与吉东间的重要消息，新的误会、危机又来了。
1938年5月14日，×××给周保中、宋一夫等连发两信。《×××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二五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你们也应当坚决负起不断在信件上，言论上，来努力推动和帮助北省进行这一转变，特别是在实际行动上援助北省走向转变”。《×××关于纠正北满省委“左”倾关门主义问题给周保中、宋一夫同志的信》中，再次谈到撤销赵尚志、李熙山、黄成植几个人的工作问题，其中撤销李熙山9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请你们站在兄弟党统一的精神，及联军系统上，必须负责帮助解决”。
6月27日，《周保中关于干部等问题给金策同志信》中说：
在我党以中、高革命先进分子鲜血创造，为中国民族被压迫民族解放而斗争抗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