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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信”与近两个月后的《八一宣言》，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与两年前的“1·26”指示信，同为指导东北抗战的重要文献。但是，像“1·26”指示信一样，“王康信”中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应集中最好的力量打进去，“牺牲一部分地方党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吉特信”和“中代信”除再次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外，又进一步强调了“王康信”中的一些错误。如“中代信”中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吉特信”说对伪自卫团“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关于“集团部落”，“吉特信”要求“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民大屯”，“在大屯内应成立合法的半合法群众组织”，“推荐我们指定的人作保长、甲长、牌长”。“中代信”则干脆说：“对敌人的并屯政策不公开的反对。”
三年多前，满洲省委从吉东方面接得“1·26”指示信后，也曾怀疑信是假的。那仅仅是因为信的内容，觉得与此前的路线、方针、政策差异太大。而这一刻，本来就一脑子问号，又因了信中的一些错误，更加使人疑窦丛生——珠汤联席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北满与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一年多了。
9月18日，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和3军、6军党委联席会议，在汤旺河沟里帽儿山北坡3军被服厂召开。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水江，3军军长赵尚志，6军军长夏云杰，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有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师长李熙山、6军秘书长黄吟秋。
在朱新阳写于同年（无月日）的《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草案之说明》中说：
老冯说，王康指示信是对的，和中央与吉东的信不同，中央和吉东的信差不多是投降了。
老赵说，王康信大部分是正确的，比中央和吉东单纯退守政策强得多，因为他（王康信）提到了斗争，也主斗争，不是退守政策，可是他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如关于保甲大屯问题。
我说，王康那时接到的报告材料，满洲还没有归大屯。
老赵说，那时已竟开始了，决定一个策略，不是根据环境来的吗？你看信中所讲的，那时东北的环境如何？他指点着信中所言的保甲制问题与无数农村被毁灭，千百万民众被屠杀的问题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引不起农民暴动呢？可见那时的情形已是这样，不过没有现在明显巴了。一个策略的决定，要指着竟看现成的，那也不叫策略，那叫马后课（他还说很多，我记不清了）。
老冯这时不出声了。
我说，我们对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主要是关于新路线的了解问题与运用问题。这封信根本是正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看完了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假设要站在右倾的观点曲解这封信，那可就糟了。
历时3天的联席会议，主要议程为对目前东北形势的分析、关于党的新策略的运用、关于组织问题、工作报告和检查、新的工作布置计划等。赵尚志等人作了报告，大家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做出《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分析与我党新策略任务的决议草案》：
目前，我党的中心策略是“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由于这一策略的正确，使反日运动开展了新的局面。可是并没有完全获得应有的成绩，这是因为（对）新路线本质的理解与实际灵活运用上，从我党上级到下级都负极严重的错误，使新兴的反日运动不断的受到挫折。
在满洲复杂的环境中，吾党组织紊乱情形下，东北反日运动正处在紧迫的关头。奸凶的日本帝国主义惯会利用反动派别、奸细组织，混淆吾党之正确路线。目前已产生了似是而非的路线与许多极端可疑之事件，使反日运动受到无限损害，几乎走向自行消灭之危机。可能奸细存在，我们对组织问题，除采用特别办法正当解决外，对于新路线的运用问题，就不得不更加警惕了。因此我们在九月十八日“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席上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精神下，热烈的讨论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从新研究了王康、吉特及中央驻东北代表的指示信，并根据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中血的经验与教训，及最近工作之检查，发现了右倾路线的严重危机，一致提出坚决反对，号召全党同志开展这一斗争。
吾党新策略全民统一战线的运用，必须是站在进攻的立场上，积极的意义上，懂得进攻和退守战略，根据实际环境灵活运用。
为胜利的冲破今年秋冬期大“讨伐”，队伍要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解决敌人。
关于如何对待“集团部落”、伪军和日伪在农村的统治，决议草案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会议根据冯仲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明确表示：
满洲省委既已取销，组织混乱如此，路线方面错误如此严重，对于旧的满洲省委以及吉东特委、“中央驻东北代表”，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不得不均加以否认，并由自己找上级关系。
同时站在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精神立场向中央提出严重批评。（一）在战争革命环境中各级党部独立工作是万分必要的，但目前有可能环境之下不应如此长期放弃领导。（二）如果吉东“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正式的话，不应如此忽视组织的关系。（三）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开过逾年，然主要文件迄今未曾送来，这些对于党责任观点上不容许有这样的现象。同时建议中央要彻底检查这一组织上关于混乱严重现象和错误责任，肃清吉特内部其他之派别以及奸细出党，北满临时省委员会于直接关系发生后，另行依据新指示建立组织后取消。
二十四年后，冯仲云老人回忆道：“当时大家——主要是我和赵尚志——认为这是个大事情，若错了，我们都得受处分。因此省委是临时的。”“我们认为找到中央再说。”
省执委扩大会
联席会议决定的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具体是“三军主要负责突破西荒大界，即龙江广垣嫩江平野。六军开辟萝北、绥宾、太平沟一带工作，以便将小兴安岭周围全部开辟成游击区，并占领大兴安岭以之为根据”。
会后不久，赵尚志即率军远征了。
就在西征部队顶风冒雪，一路不断与敌激战，牵制、调动大量日伪兵力，减轻下江联军压力的同时，猬集下江的联军开始纠纷，吉东与北满之间的党内论战也拉开了序幕。
联军会议结束后，北满临时省委派人将会议文件送给周保中和5军党委，“我们觉得这些文件对于全满工作上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你详细研究并提出意见”。
12月28日，《周保中给李福林的信》中说，看了会议决议案，认为“问题是极严重”，“目前必须先和你接见会谈一切。赵军长同志若不能南来，张寿海Щ蚍胪疚癖啬侠聪群臀一峒亲罱粢惹小薄�
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怎么回事，周保中当然明了了，北满临时省委一概予以否认，问题当然就严重了。而且，吉东、北满长期各自为战，领导人难得见面，难免也有误会。还有，中央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后，组建了哈尔滨特委，珠河中心县委与哈尔滨特委取得了联系，而吉东对此一无所知。像北满不明白吉东哪来的“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样，怎么又冒出个“哈特”呀？吉东方面也是疑窦顿生。
1937年1月24日，《周保中给冯同志并转赵尚志的信》中说：
一切严重趋势的基因，在于北满党和三军对中央路线的分歧和怀疑，时间延长一天，影响与目前更紧张斗争形势的游击运动的潜伏危险性加大一天。
然而我们终于相信北满党和三军同志是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共中央总路线的英勇执行者，是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中的支柱。所谓路线分歧，实际上不过工作中的执行方式的某些差别，并且有许多所谓的路线分歧问题，实出于误会与联系交通的隔绝所发生，但是若再延长下去，那末真正就有形成路线分歧的危险。
25日，《“诵”（于化南，吉东特委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联络员——笔者）给冯同志、赵军长的信》中说：
我在牡丹江与李福林同志会见，谈话的结果，才详细知道你们与中央断绝了直接相互的联系一年之久。同时，读了北满临时省委决议案内着重提出组织紊乱、路线分歧等字样，我们这都没有什么，不过是你们和中央关系隔阂，有些疑点，无处去质问。同时，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及关于统一战线新材料，你们没有得到，路线之运用，还墨守旧规这两点而已。
尽管有误会，这时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挺平和。
书信往来是一种交流、沟通，但有些话是当面才能谈得开的。书信有局限不说，有时片言只语，还可能加深误会。可是，率军远征的赵尚志不可能南来，张寿海А⒎胫僭朴胫鼙Ｖ幸蚕喔艏赴倮铩Ｖ鼙Ｖ杏胗诨媳鄙先ゼ陨兄尽⒎胫僭疲惨蛲脑颍潜咭惶邮乱膊荒艿⒏樘茫坏貌恢型痉祷兀敖粢惹小钡幕峒簿湍岩允迪帧�
接下来的书信往来，就成了笔墨官司。
2月12日，于化南以“站在吉东党资格”，致信北满临时省委和3军、6军领导，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认为王、康是右倾，那么国际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倾的，这样能说得通吗？”指出北满党军是“曲解王康信内保存实力避免干部牺牲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笔者将姓名隐去）给珠河、汤原中心县委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联席会议“毫无根据在组织上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实际上组织关系并不混乱，是你们自己小资产阶级神经过敏无端生疑”，“我坚决要北满临时委员会彻底猛醒”。
不久，北满临时省委接到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这回不用猜谜了，冯仲云等人感到批评“王康信”在组织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开始转变态度。但仍坚持认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在具体工作的指示上因为不了解与北满实际的情形，过分的肯定而有许多毛病和错误。正因这样，吉特个别的同志更扩大了这一右倾错误，而犯了更多和严重的错误！”
之后，表面上看似乎没了误会，转而争论具体策略上的分歧，你说我右倾，我说你“左”倾，调门高起来了。
5月15日，《周保中给王光宇的信》中说：
我们吉东党不是不有错误，但是不符合于北满省委的指责，总之北满党之路线转变须要我们的援助。吉东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倾，亦不能不彻底纠正。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