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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凑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际圈是自然的，产生误会也是难免的。开头汉族队员少，难扎堆，孤零零的没意思，有的就离队了。战场上下达命令，一部分人听不懂，“撤退”听成“冲锋”，“冲锋”当做“撤退”。打了胜仗没什么，当个笑话乐一阵子，打了败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烦。东满和汤原反“民生团”，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大队长、师长到军长，李学福始终强调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汉语，并将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指挥员连最基本的指挥用语都不会，战场上也得通过翻译，能不误事吗？更不用说抗联经常是小部队活动，有时还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在抗联这支方方面面都极其特殊的队伍中，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生活技能，还是战斗力。
在东满2军，军长王德泰则强调汉族官兵要学习朝鲜族语言文字，并身体力行。
1933年夏，驻饶河救国军4旅12团，将饶河县反日会长李学福逮捕。押赴城外枪毙，途中瞅准机会，他一头将个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钻林子，有的跳进河里，“乒乒乓乓”的枪声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负伤又被捉住，十几个人只跑掉几个。李学福狂奔到个池塘边，跳下去，头顶水草蹲在水里，得以脱身。
自担任大队长后，四年间大小几十仗，像陈荣久一样，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过，正值壮丽年华的身躯，却被严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苏联去世。
陈荣久牺牲，李学福继任，是在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选举的。
之前为3师师长的第三任军长景乐亭，也是选举的。
景乐亭，山东章丘县人，1903年生于何种人家，何时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何时参加东北军，任何职务，均不详。后来参加高玉山的民众救国军，为1旅1营营长。
入伍就在3师，曾在师部警卫连任排长、党支部书记的单立志老人说，景乐亭中等个，不胖不瘦，圆脸尖下颏。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胜就打，不能打就走，机灵，战场上不弯腰，带3师、7军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参军不久就参加的二道林子战斗，消灭100多敌人。
关于景乐亭的资料留存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关于抗联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位7军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处死，罪名是“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
“内部问题”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团副团长姜尚平率队北上富锦、同江，在所到之处被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的同时，“内部问题”渐呈表面化。
姜尚平为“安邦队”首领，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此人作战勇敢，毛病也大，乱花钱，缴获钱财揣腰包。崔石泉和几位连长提出批评，他把3连长邴升臣抓起来，说邴连长是老高丽的走狗，要先打老高丽，再打日本子。
饶河游击队是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诞生的。剔除干部牺牲的因素，7军中高级干部变换是各军中最频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种宗派、团体的权力斗争，特别是统战部队增多之后。
郑鲁岩，山东省日照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李杜的自卫军，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1936年任4军2师师长。2师改编为7军，陈荣久当军长，郑鲁岩即消极怠工。下江特委书记朴元彬去海参崴交通局汇报工作，指定他代理特委书记，他派军部副官王殿甲去山林队做统战工作。王殿甲是他的磕头弟兄，只向他汇报工作。1937年2月，郑鲁岩到虎林收编山林队，临行前在军部讲话，说他要成立个11军，跟7军竞赛。
原2师5团团长邹其昌，到虎头另立山头，成立“暂编1师”，反对7军。原2师7团团长贾瑞福，发表声明当胡子，全团只剩下5个人。
内部如此，外部环境自然恶化。原来团结在7军周围的山林队，有的不听调动，有的离去了。叛徒罗英和混入7军的奸细，乘机大肆活动。天津班战斗后，罗英干脆准备夺权。
让陈荣久当军长，应该不无对这种内部纷争的考虑。在苏联学习两年回来，跟这些人没什么瓜葛、矛盾，同时不利因素也相当明显。不熟悉情况，独力难支，也就困难多多。虽然枪毙几个奸细，并不能挽回局面。
1937年2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给××同志的信》中说：
我们抗日联军处在极端孤立和危险的状态。我们认为：最近没得到我们上级机关的极力帮助的话，那么，下江一带的革命军没有进步的希望了。
从游击队到抗联，各军无不受到“北方会议”、“1·26”指示信，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的影响，各自经历的坎坷、磨难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饶河游击队这样，开头几乎清一色朝鲜（族）人的队伍，由于地域、领导人的差异，也各不相同。而由4军2师改编的7军，与4军的差异就更大了，却也同样到了不整顿不行的时候了。
1937年12月初，周保中在宝清县大叶子沟密营整顿完4军，月底又以吉东特委代表身份来到饶河县十八垧地，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着手整顿7军。
会议开了5天，通过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改选下江特委，改选了7军党委执委，并改选了7军领导。由李学福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兼代理军长，郑鲁岩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调换了一批师团干部。
4军整顿相当成功，7军则不然。因为4军的问题比较单纯，偏居饶河一隅的7军这个“闺秀”，原本就鲜为人知，问题也就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帮派体系仍然存在，这种体系原本就是难以消除的，除非在军与军之间进行干部调换。而且郑鲁岩当了政治部主任，会议决议取消军事干部的专权，无形中又增大了他的权限，这个模样文质彬彬的人，就要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了。
1939年4月9日，《中共吉东省委三人团对抗联七军党特委的工作检查》中说：
目前成为七军最大障碍者，厥为干部中间的意见分歧。有些同志仍保存着个人之成见，骄纵、散漫、私便、消沉，在工作上不发生联系，互相猜疑、嫉恨，以怨报怨，脱离组织原则，忘掉了工作上的利害，应一律肃清之！
单立志老人说，徐凤山是1939年6月被郑鲁岩下令杀害的。一位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的老人，奉命执行，他不干，被批评，流着眼泪执行的，回来后大哭一场。
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为7军经济部长、2路军总部交通站虎饶站主任的徐凤山，罪名是“民生团”。
与东满、汤原不同的是，7军并未掀起大规模的反“民生团”运动，而且被杀害的还有汉族人，比如景乐亭、毕玉民、王贵祥等等。
这叫“内部处理”。
毕玉民，190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中学毕业，1931年在虎林县吉祥镇入党，先后任虎林区委委员、县委委员、7军副官长、虎林办事处主任和补充团政委，1938年9月被郑鲁岩指使人杀害，罪名是“与七军对立和不服从领导搞分裂”。
离休前为辽宁省盖州市农业机械厂党委副书记的王云庆老人，除了抗战打鬼子，这辈子基本就是跟拖拉机打交道了。包括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拖拉机操作、维修人员，都是他的徒弟。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头发斑白，满脸皱纹，朴实、文雅，用放大镜看完我的文职干部证，说：你想了解抗联的事吧？找我采访的人，没别的事。
老人1923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还不记事时一家人闯关东，来到虎林县义和乡同和村。1935年参加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8年初给毕玉民当警卫员。
老人说：
毕玉民大高个，文化挺高，还会武术，一人来高的墙，跑几步，一按墙头就过去了。这人爽快，有主意，还和气，能逗乐，我给他当半年警卫员，没有愁的时候。现在都叫“警卫员”，那时叫“传令兵”、“勤务兵”，还有叫“护兵”的。他走到哪我跟着，倒是他经常护着我、伺候我。那年我还不到十五岁，长的也小，爷俩似的。
第一次跟敌人交手，是抓两个朝鲜族特务。那时朝鲜族人两极分化，有的打日本不要命，有的死心塌地当走狗。那时日本人对铁路看得紧，南满我不知道，北满的火车司机几乎都是朝鲜族，信得过呀。那天走到五甲附近，前面过来两个人，他一递眼色，我就知道有情况。我们俩各有一支撸子，揣在兜里，他还有支左轮，撞针坏了，背着，在屁股上拍打着。走到跟前，特务一下子掏出枪对准我们，就伸手去摘那支左轮。我还没反应过来，“当”的一枪，一个特务倒了，另一个的枪到了毕玉民手里。特务拿支左轮扣不响，毕玉民说那个不好使，糊弄人的。一口山东腔，不紧不慢，脸上还笑吟吟的。
他外出不带我的时候不多，“过苏联”都是独往独来——那时管过界去苏联叫“过苏联”。他去一趟个把月，背个帆布兜子，那时叫“水楞布”，通常背回些药，伤员多呀。有一次不知去哪了，背回大半兜子钱。现在寻思怎么也有上万元，那时买件衬衫才两角多。
那时我们管伪军叫“满”军，现在也难改口。虎林县“满”军、警察、自卫团，少说有几千，头头脑脑的，毕玉民少有不熟的。游击队、人民军时期和抗联初期，战场上能跟“满”军做生意，卖你子弹。后来不行了，作战消耗多少弹药，战后鬼子还让上交弹壳。归屯后形势恶化，“满”军也随风倒。可毕玉民在虎林县的“满”军中，照样吃得开。部队缺什么，他写个条，去人就取。听说他当过警察，是“在家礼”的，和一些人磕过头。这些我说不准，反正这人神通广大。他被“内部处理”两三个月了，写个条，盖上他的戳，还好使。后来人家知道了，这些关系就断了。
让我给团长×××（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当警卫员，给他擦枪，这不是毕玉民的枪吗？觉得不对劲，再一想，一个多月没见到这人了。不敢问，就留心听。那时都把我当小孩，一些话不背着我。毕玉民是去军部路上被打死的，从背后开的枪，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个王副官。听说本来没他什么事，可他在现场，怕传出去，就顺便“处理”了。
补充团有个“中央队”，头子姓刘，是×××（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打死的。还有个“得胜队”，头子姓李，四十多岁，杀毕玉民也有他的份。后来听说也“处理”了。
李得胜、刘中央有股匪气，野蛮，骂人。毕玉民没一句粗话，讲道理，那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这个人也有毛病，倔，有时抗上。听说李得胜、刘中央打日本也挺厉害，但是到了困难时期，这种人就容易动摇、叛变。可毕玉民怎么可能呀？后来又听说是搞分裂、闹独立。真要这样，不说别的，他还能把那么多钱给抗联花吗？
8团团长王贵祥，也是山林队出身，报号“君子人”。这人困难时期也跟着咱们，也被“内部处理”了。他的女儿王铁环，和我同年参军，开头都在土顶子密营种地做饭做衣服，那年只有七岁。我寻思她应该是抗联最小的女兵了。1954年我在沈阳当拖拉机站站长，见到她，问她知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