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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心正七上八下着，把兄弟王甲长和蔡玉斌来了。
唠阵家常，酒菜上来了。三杯酒落肚，话题就转到游击队、冯治刚和刘铁石身上了。刘铁石是汤原县最有学问的人，你说他走的那道能错吗？冯治刚的老丈人季监督，那叫县太爷呀，领着一家老小躲进山里，宁肯病死，也不给日本子干事。大哥你是太平川一等一的好汉，看着眼下这局面，兄弟都替你着急上火呀。
张传福叹口气：俺跟你们不一样呀。这道一步走错了，还能走回来吗？
蔡玉斌说：过去错了是小错，知道错了还错下去，那可就错大发了。日头月亮也有蚀的时候，知错改错就是大丈夫。只要你真心打日本子，谁还会惦念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呀？
张传福不知道蔡玉斌是地下党，王甲长是反日会会长，但是知道他们跟游击队有联系。就说：你们有空给俺说说，就说俺张传福也是个中国人，有心出来反日，想跟他们说了算的人唠扯唠扯。
蔡玉斌就向县委汇报了。
县委书记夏云杰召集会议，他说：张传福在汤原的名气挺大，他要能出来反日，比咱们打两个胜仗影响还大。他是想摸摸咱们的底，俺就去一趟，让他“定砣儿”（决定下来）。
戴鸿宾说：万一是个圈套呢？夏书记是拿大事的人，有个好歹损失就大了。俺看还是俺去，俺觉着俺能把事办利索。
大家都认为戴鸿宾说得对。夏云杰把游击队埋伏在张传福自卫团附近，谈判地点也派去几个党团员，暗中保护。
谈判是在王甲长家进行的。
谈话进入正题，戴鸿宾说：张团长，你不能光看汤原游击队有多少人，红地盘有多大。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有周保中，都是共产党的队伍，那才叫大部队呢，打日本子甭提多厉害了。
张传福说：戴队长这话，俺有耳闻。俺张传福是个中国爷们儿，打日本子没二话，就是怕共产党信不过俺，说俺降过日本子。这两天有的弟兄还提起于九江，俺就更不能不犯合计了。
戴鸿宾就叫上“大哥”了：俺听出来了，大哥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可你说错了。于九江是什么人？大哥你是什么人？他是胡子头，你是打胡子的好汉，这不是拿老鸹比凤凰吗？大哥你瞅着，凭你这身功夫，往后队伍几千几万发展起来，还得让你当师长、军长呢。
张传福伸手撩开大衣，掏出匣子枪拍在桌子上，戴鸿宾也是同样的动作，两个人对枪明誓：谁要口不对心，让他吃枪子儿！
张传福动员哥哥、弟弟，卖掉车马、油坊、粉坊和土地，一把火烧了张家大院，带一家人和自卫团参加了游击队。
“中心干部”夏云杰
政治委员——老夏（云杰），三十二岁，山东人，贫农出身，但经过许多复杂的社会职业。一九三二年九月入党，作过反帝同盟巡视员及地方群众工作三月，党区委巡视员三、四月，县委职工部七、八月，去年八月后作县委书记，今年在队伍内作政委两个多月。他勇敢坚定，是汤原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最好的干部，有能力和相当工作经验，只是政治上较弱。经过今年来省委训练后，有很大的进步，他在汤原党和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是汤原党与队伍中一个中心的干部。
这是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写了，1933年10月4日，以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为首的12人被抓捕、杀害后，县委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夏云杰，就肩起了汤原党和游击队的担子。
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非常时刻。“1·26”指示信传达不久，新旧路线变换，人们的思想和斗争方针亟待调整、定位。而遭到重创的汤原党，像许多地区的党组织一样，原本就很幼稚。夺枪创建游击队的努力，简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是一次次失败，就像一条寻不到出口的隧道般见不到光亮。
什么叫永不言败？前面 第2章 的夺枪便是。没有枪杆子，县委只能东躲西藏，别说领导抗战，连胡子都对付不了。但是，如果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却总是损兵折将，也就无所谓“永不言败”了。而在笔者不惜笔墨叙述的夺枪斗争中，无论怎样少见“夏大个子”的身影，支撑这一切的主心骨，就是这位县委军事委员、县委书记。
如戴鸿宾所言，这是个拿大事的人。
1934年7月，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夏云杰任政委，戴鸿宾为总队长，参谋长张仁秋，全队近500人，编为3个中队。
一口山东腔，说话不紧不慢，有条有理的政委，重点抓了三件事。
一是根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确定政委为党代表，一切军政命令，须由政委、总队长、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最后以政委签字生效。这样，以往有民主、无集中，一百张嘴乱当家的极端民主化，立刻得以纠正。
二是扩大反日统一战线。过去只讲下层统一战线，现在要不忘下层，抓紧上层。张传福率团反正，冯治刚的“文武队”参加游击总队，都是在夏云杰统一指导下完成的。
三是主动出击，扩大游击区，开创红地盘。游击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戴鸿宾率领，以陷马沟为中心，向周边拓展。夏云杰指挥骑兵，联合一些山林队不断攻击黑金河、太平川的敌伪据点。与胜利为伴的，自然是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发展，游击区、红地盘的扩大。
年底，汤原县已有党团员1000多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除奸队等群众组织，几乎遍布各村屯，仅反日会会员就达5000多人。
1936年冬，《朱新阳关于北满一切工作经过的报告》中说：
六军的主要特点是地方与队伍工作的配合，其次是内部党的组织与政治教育的良好与对群众影响的良好。自与三军会合后，为一九三六年北满反日部队中发展最快的，差不多发展了三分之二以上，引起了日满的极大注意，而且为经济生活最优裕之部队，而且为军事纪律严整之部队。
如今挺有名的鹤岗煤矿，那时叫矿山镇，驻有日本守备队和两个伪矿井队，戒备森严仅次于汤原县城。鹤立区委书记高雨春潜入镇内，住在反日会员施庆久家。施庆久是矿业次长金井建吉的卫士，深得日本人信任。高雨春在工人和矿井队中发展许多反日会员，敌情了如指掌。
1936年5月22日，夏云杰指挥6军攻打矿山镇。矿山周围拉着电网，先用锹镐把下边挖空些，再用大木杆子把电线撬起来，人就钻过去了。3团长冯治刚率3团炸毁吊桥、车库，封锁了日本守备队和矿井队的营房，夏云杰带主力顺利冲进矿业所，很快结束战斗。
这是6军成立后夏云杰指挥的一次较大的战斗，其战果当然不仅在于消灭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物资这类硬件。
11月21日，为远征佛山（今嘉荫）筹措给养，夏云杰率队在丁大干活动时，被汤原县伪治安队伏击，一条大腿被打断，流血过多，五天后牺牲。
在大雪飘飘的1936年11月，东北抗联连失两位军长：王德泰和夏云杰。
只有一个人未被怀疑
夏云杰第一次负伤，是1934年6月攻打太平川西大岗“连环窑”（农村相邻的大院套，各家联防，时称“连环窑”），伤在头部。第二次是同年末，伤在哪儿没有记载，很重，在密营治疗5个月才好。他参加革命前抽过大烟，这次重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了。
如今听说谁吸毒，这个人基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废了。当年不然。一是后面将要写到的，那时种大烟的非常多，很容易弄到，烟土还像货币一样在市面上流通，钱毛（指货币贬值——编者注）时甚至只认烟土不认钱；二是穷人有病没钱治，吃点大烟顶一顶，在乡下是太平常的事了。前面说过与山林队统战、联合，判断其好坏的标准之一，就是抽大烟的有多少。那种职业，山林生活，冬寒夏潮，有几多不落下这病那病的？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也只有大烟了。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少有没有负过伤的，也就少有没吃（吸）过大烟的。负伤了，黄豆粒大小吃一块，就能止痛，就能跟着队伍跑回来。但是有规定，只能吃3次，之后再痛也只能忍着，再吃就上瘾了。
夏云杰的问题的严重性，不光是上瘾了，而且还在于他是汤原游击总队的政委。党代表吞云吐雾抽大烟，什么形象，什么影响，还怎么带队伍呀？
大家看着着急，一些人就劝他戒烟。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烟瘾上来，哈欠连天，鼻涕眼泪齐流，实在挺不住时，就满山遍野地狂奔。
据1937年7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记载，是“自行倒悬梁上，以抗烟瘾，卒将鸦片戒除”。
汤原游击队成立时，40多人只有几个汉族。这时的游击总队，除了夏云杰、戴鸿宾和张传福，中队以上干部也几乎都是朝鲜（族）人，这就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一些人当面提出意见，背地里也不能不议论，当然也谈些别的。有人不会说汉话，有的会说也是结结巴巴的，自然就说朝鲜话。夏云杰就觉得这些人在搞小动作，反对他。
就在这时，有个叫赵东国的队员，被派到地方执行任务时被捕了。这样的人归队后都要受审查的。他先说是自己跑回来的，后来被刑讯逼供，又说是敌人放回来的。放回来让你干什么？你都跟谁联系了？他们是不是“民生团”？结果就把朝鲜（族）官兵全咬出来了。
先是参谋长张仁秋被枪毙，接着是两个中队长柳东镇、崔去默，小队长朴东善和队员金浩景等人。张仁秋就是前面 第2章 中，和崔石泉一起到梧桐河办模范学校的那个教员，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广州起义，外号“张大个子”。只有十八岁的刘恩淑，就因为是张仁秋的妻子，未经任何审讯就枪毙了。队员李东善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成了“向日本人提供情报”的证据，自然也被处死了。
其余的朝鲜（族）官兵，都被关在房子里，一个一个地被提审，许多人被拷打逼供。只有一个人未被怀疑，因为他给夏云杰当翻译。
1937年7月17日，《赵尚志、张寿海Ц樾值男拧分兴担�
政治委员夏云杰同志，自己以一身领导队伍及汤原地方党正腐化骄纵吸大烟等经济自私滥用和账目不清楚，行动是十足的官僚官阀。取消党和政治工作，民生团虽被肃清，但在政治上已经被民生团抓着了中心群众及部分干部，已经存在根深蒂固的影响，有些干部认为不杀老夏，革命不能干的形势。如戴鸿宾、陈少宾、裴耕田、徐文斌、张兴德等……不能以党的应有的斗争去解决一切。
六十五年后，在北京李在德老人的家里，老人对笔者说：
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不懂什么叫“民生团”，也不明白张仁秋这些人怎就成了“民生团”、“反革命”。裴敬天是3中队长，他和裴成春裴大姐是亲姐弟，裴敬天是三弟，另两个弟弟都是游击队员，这时都牺牲了。我们都是梧桐河出来的，知根知底。他们也是豁出去了，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