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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歹有个待着的地方，还能发俩钱。听说就要进关打仗了，那时你爱咋的咋的呗。
二等兵当了没俩月，蒋泽民所在的伪26旅35团1营1连开拔了，不是进关，而是坐着闷罐车“呼隆呼隆”开进了长白山的珲春县大荒沟。
大荒沟四面环山，山上森林遮天蔽日，沟里一个小村十几户人家，大都是朝鲜（族）人。原来驻防50多日军，还有部电台。村子里有反日会，经常给抗联送粮食送情报。鬼子不知道，接防的伪军也不知道，2军4团什么都知道，副团长侯国忠就是这大荒沟人。
这个连是1935年3月末在枪口下起义的。
1连有个指导官远藤，因为过年时跑了两个士兵，被上司叫去延吉挨训了。连里没了日本人，就像放假了似的，摸纸牌，打麻将，连长也不管。蒋泽民烟酒不沾，更不用说赌博了。二十多岁，精力充沛，心情郁闷，有空就去爬山，出一身透汗，心里就敞亮、舒坦点儿。
这天早晨，蒋泽民爬到半山腰，站那儿一口气没喘匀乎，猛然间发现周围都是人。清一色灰衣服，把他吓一跳。再一看，几个山头上也是人，还架着机关枪。
六十二年后，在沈阳蒋泽民老人的家里，老人说：
侯国忠，三十来岁，高个，挺壮实，挺和气，让我不用害怕，告诉我他们是什么队伍，来这儿干什么。他说你们的情况俺们都有数，投降也行，起义也好，别的都是死路。我说我乐意跟你们打日本子，可我是个小兵，哪主得了这样的大事呀？他笑了，说你把俺的话跟你们连长学一学，告诉他，想打歪心眼子，那就不客气了。
这个连原是东北军张海鹏的部队，事变后打日本很厉害的。当时100多号人，有12挺捷克式机关枪，带领一些义勇军打下黑山、北镇、义县，想进关没进去，弹药也不多了。大汉奸张海鹏派人劝降，就降了。那一茬军官都换了，老兵大部分还在，都恨日本人。连长赵玉玺是中尉，远藤是少尉，就是中校也得听日本人的，谁叫你是亡国奴呀？
这时，山上开始唱歌喊口号，山下就乱了。打吧打不过，跑又怕被山上“点名”。我下山也没去连部，直接找到于喜奎。
于喜奎四十多岁，山东人，上等兵，参加抗联后牺牲了。这人脑子够用，有主见，在老1连打日本时就是把好手，是连里的拜把子大哥。9个班长，就8班长没磕头，全连近半人是把兄弟，都听他的。他说咱去找连长，得把大伙都带走。连长说让他们下来谈判，派我俩上山，还让带些香烟。这事也真得上去合计合计，得听抗联的。
连部里面在谈判，于喜奎等得不耐烦了，对我说：谈个屌，你把房子点了，俺去招呼弟兄们准备走。
春天风大草木干，营房是草房，在房檐下点着了，“呼啦”就蹿上房顶了。
这下子就不用谈判了，想不起义都不行了。
东宁县老黑山驻扎一连伪靖安军，连长是个日本大尉，一脸络腮胡子，人称“大胡子连长”。靖安军军官都是日本人，官兵一长一短都是双枪，除轻机枪外，每连还装备重机枪和迫击炮。这个连四处“讨伐”，特别骄狂，当地抗日军都挺怵它。这帮小子还经常化装成抗日军，怀疑谁家“通匪”，半夜三更去敲门，不少人上当受骗，抓走就没影了。谁家孩子哭闹，不听哄，说声“大胡子连长”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靖安军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久居东北的日本浪人和田劲在奉天建立的，由关东军供给武器并指挥。“满洲国”成立后，交与伪军政部直辖，但始终由日本军官统率，其中有些在乡军人，会说中国话。兵员开头都是些兵痞，后来主要招募青年学生。这支非同一般的伪军，装备精良，待遇也高。一般伪军都是布衣，靖安军清一色黄呢子。一般伪军每月津贴，二等兵5元1角，一等兵6元5角，上等兵7元2角，靖安军最低也在10元以上。因其袖口有一道红边，老百姓叫它“红袖头”，一般伪军则称其为“‘满洲国’的‘皇军’”。
“红袖头”最先在东北道投入战斗，之后陆续在东满、吉东、北满出现，和抗联交手，屡吃苦头。
1935年6月，2军北满远征队在金日成、侯国忠率领下来到老黑山，决心教训下这连“红袖头”。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红袖头”驻地附近筹粮，临走时让老百姓去报告敌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把粮食弄走了，这还了得，“大胡子连长”立即集合人马，跟踪追击，进入远征队在头道沟布下的口袋。
敌人进了沟口，骑马的都是日本军官，另有重机枪、迫击炮驮在马背上。按照骑马者的先后顺序，远征队已事先编好号数，选神枪手两支枪打一个，侯国忠一支三八大盖专门对付“大胡子连长”。
“吧——勾”！“大胡子连长”应声落马。这一枪也是开始攻击的发令枪，头道沟顿时被枪声填满了。鬼子军官纷纷跌落马下，有的被惊马拖着乱闯，把蒙头转向的敌人冲得更找不着北了。这时两侧伏兵齐出，随着出手的炸弹的爆炸声，基本就是抓俘虏了。
有几个敌人快跑出沟口了，蒋泽民眼尖，拔脚就追。
老人说，开头那距离少说也有半里多，可我个高腿长，又总爬山，他们根本不是“个儿”（对手）。那也追出二里多，他们都累瘫那儿了，有个小子还吐血了。他们把长枪都扔了，我就去他们身上摸短枪，共是7支。后来想，就我一个人，要是回头搂一梭子，可能就跑了。侯团长表扬我，说小蒋真行啊，一个人抓了7个。
前面曾经引用过的王润成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以前在东满关于“满”军、自卫团、大牌会等工作，可以说是没有，将他们与日军看成一样，别的话没有，就是“打”。自冯昆（魏拯民——笔者）到后，才开始转变这一工作。
但是，转变了，并不是什么样的“中国人”都不打了。像老黑山的“红袖头”，能不打？大荒沟的那个伪军连，要不是居高临下被枪口逼住了，能起义？对于那些甘愿当狗的伪军、伪警察和自卫团、大排队，不但要打，而且要一次把它打老实，打掉和日本人的连裆裤，才可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金日成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出生于朝鲜平壤市万景台，后移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长白县第七小学、桦甸县义塾、吉林毓文中学读书。1932年创建安图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之后任2军独立师3团政委、3师师长。1路军成立后，为6师师长、2方面军指挥。
前面引用过的魏拯民的报告（之一）中说：
金日成，高丽人，1932年入党，学生，23岁，勇敢积极，会说中国话，游击队员提升的，有民生团的口供很多次，爱在队员中说话，在队员中有信仰，在救国军中亦有信仰，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
1941年7月1日，《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野（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
同年9月15日，又在给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
安图游击队成立后，就和当地救国军联合作战。接着远征南满，欲与梁世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合作抗日。之后又北上东宁，要和王德林联合。在当时北方会议的背景下，虽然未能达成目的，却表现了这支游击队非同寻常的活力和远见，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金日成的风格。
毛泽东曾经说过：“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中朝联合军。”这种中朝联合军的性质，在2军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因其朝鲜（族）人最多，还因为金日成曾多次率部过界挺进朝鲜作战。
1937年6月，经过精心准备，金日成指挥精干部队，神不知鬼不觉渡过一江春水的鸭绿江。4日夜，突然向普天堡发起猛攻，捣毁统治机关和防所，缴获两挺机枪、20多支步枪和大量军用物资。在向群众散发传单和宣传品后，迅速北上渡江重返长白山。
这是1934年冬李红光率部两次越界攻袭后又一次果敢出击，极具象征意义，最能刺痛两岸侵略者的敏感神经。被打个冷不防的敌人，调集一个联队越界追击，被占据有利地势的2军又一顿痛击。
1939年6月，金日成率部进入朝鲜茂山郡三下洞，召开国内干部会议，布置反日工作。之后，多次派遣小部队深入朝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反日组织，收集敌人情报。
对于东满反“民生团”斗争的最终停息，金日成是有特殊贡献的。
东满自“发现”“民生团”后，斗争紧紧松松，就未停过。1934年秋，日寇特务组织“间岛协助会”以“民生团”的名义大肆活动，造谣惑众，混淆视听，东满党组织再一次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斗争迅速升温。满洲省委为此派来特派员，并带来一封信，批评特委“改造民族成分”的错误提法，指出必须防止和纠正党内互相猜疑和不信任朝鲜（族）同志的倾向。但是，由于省委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又错误地强调反“民生团”斗争是东满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许多派争领袖是“民生团”，派争和“民生团”同是反革命组织，等于火上浇油。
又一轮刑讯逼供杀人。2军独立师师长朱镇，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也被供出是“民生团”。两个人逃跑后，被敌人抓去，都叛变了。
就在这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省委巡视员名义派到吉东的吴平，从周保中那儿得知东满反“民生团”的一些情况，嗅出一种异味儿，即与率部在北满活动的金日成谈话。
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长谈。说一口流利的汉话（用当年老人的话说是“那汉话讲得呱呱的”）、抗联退到苏联后又很快能用俄语对话的金日成，把已知的反“民生团”的来龙去脉和个人认识、忧虑都讲了，实事求是，没有保留。应该说，吴平不但印象深刻，而且颇受震撼。2月10日给东满特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严肃批评东满党组织在反“民生团”斗争中的严重错误，成为扭转东满恐怖、混乱局面的开端。
从2月底到3月初，在大荒崴召开的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以金日成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历数反“民生团”的错误、危害，让许多人替他们捏着一把汗。
作为一个“有民生团口供很多次”（多次被人供出是“民生团”）的人，谁都明白这样做最需要的是什么。
第21章 坎坷4军
像个没家没娘的孩子
这是1933年的第一天，一支500多人的疲惫的队伍，在吉东的雪野中行进。
穿着东北军服装的，更多的是与老百姓一般无二的，一致的是左上臂的“救国军”臂章，还有每人脖子上都挂条又长又细的粮袋子。步枪背着的、扛着的，有的横在背后的背包上，枪带在胸前耷拉着。狗皮帽子，或三耳瓜皮毡帽，帽耳紧紧护住腮帮、下巴，帽耳和眉毛、胡子都被霜凌糊满了。
这是李延禄率领的补充团和救国军17团，刚从磨刀石战场突围出来，正向宁安县五河林转移。
1932年11月，就在日军大举进犯吉东前夕，绥宁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补充团伺机脱离救国军，建立由党直接领导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