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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荆璞说：头两条行，这后一条俺不干。
于洪仁有些诧异，随即想到是没理解这一条的意思：这后一条并不是让你离开队伍，也不是让你当个士兵，你还是队长，领导这支队伍，但要听党的话，要官兵平等。每个党员都要听从党的指挥，共产党的队伍要官兵一致，这些话过去不是跟你讲过吗？
李荆璞不好意思地笑了，继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是贯彻执行“北方会议”路线时期，绥宁中心县委认为于洪仁在“平南洋队”搞“上层勾结”，不同意李荆璞入党。于洪仁据理力争，几经周折，1933年5月5日李荆璞入党。而于洪仁直至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的帽子。
笔者在宁安听过李荆璞回忆抗联的讲话录音，十多盘老式录音带，市党史办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录制的。老将军说没有于洪仁，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谈到下面的内容时，声音不时哽咽。
1933年冬，部队在后来改名为“平日坡”的天桥岭整顿两个月，主要是废除枪马私有的“挑片子”分配制度，枪马弹药一律归公，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止肉刑、体罚等等。
李荆璞带头发言：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了，不姓“平南洋”了，不是谁的私家队了。咱们反日救国，流血牺牲，是尽咱中国人的本分、义务，不能一边反日，一边发财。俺李荆璞乐意起这个头，也希望大家伙儿实心实意走这条道。
从“平南洋队”到“工农义务队”，不是改换个名称，而是从山林队到比较纯粹的抗日武装的一种质的飞跃。这一步能够迈出去，首领即一把手的态度，还有权威，是举足轻重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洪仁一手操办的对“平南洋队”的这种改造，不光在吉东，就是在南北满也是较早的，也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里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当晚就有人离队出走当胡子了，之后零星的也有。
1934年5月下旬，先是9队在队头带领下叛出，不久11队也拉走当了胡子。1、3、5、7、9、11共6个队，13叛走了，一些人还在暗中活动，酝酿更大的阴谋。
这是一次大手术，一刀下去，一些人的发财梦就破灭了。各地党对山林队的改造，几乎都是在这一步卡壳、失败的。派到队中的党员，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杀掉了。这种震荡在工农义务队也是空前的，而且叛乱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却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8月21日，部队在宁安县大唐头沟活动。大热的天，官兵在屋里、树荫下刚吃过午饭，正是比较闲散的时候，叛徒们一齐动手，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想对准的人。用当年的东北话讲，是把枪给这些人“支上了”，然后就开始缴械。
于洪仁和李荆璞在老乡家唠嗑，几个叛徒闯进来时，李荆璞坐在炕沿上，枪口对上，枪就被缴了。于洪仁坐在窗台上，一时间难以近前，于洪仁伸手去腰间掏枪，叛徒的枪响了。
叛徒们软硬兼施，逼着李荆璞跟他们走，重树“平南洋队”大旗，给他们当首领。李荆璞坚决不从。工农义务队中有不少当初和李荆璞一道滚打出来的生死弟兄，有的赞同叛走当胡子，但要杀掉李荆璞，这些人又会反了。于是，就把李荆璞放了。
李荆璞抱住血葫芦似的于洪仁，恸哭失声。
当时，正值被抗联老人称为“‘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高潮，省委代表坐镇宁安反“右倾”。周保中、李范五、于洪仁等都在“右倾”之列。周保中是“勾结”“反动军官”，李范五是“勾结”地主富农，于洪仁是“勾结”胡子头。被他们“勾结”入党的人，已经或正在面临被清除出党的命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同盟军的政治部主任胡仁对我说，工农义务队里的部分头头也是终日人心惶惶。因为他们有的是在‘平南洋’打起旗号之后，被李荆璞收编的杂牌武装，有的当过土匪，他们担心被打成‘上层勾结’的典型。”
出了这等乱子，反“右倾”不得不暂停、低落一阵子。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党内反“右倾”的进程。可待集中精力把工农义务队恢复得差不多了时，还得继续掀高潮呀。
而直到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帽子的于洪仁，甚至被视为“上层勾结”的牺牲品。
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傅显明，满族，1900年生于双城县，七岁丧母，十二岁亡父，跟着哥嫂种地。十六岁流落到宁安，在县城鞋铺打杂，又当兵，当巡警，“九一八”事变后拉队伍抗日，参加救国军，任连长。救国军失败后，报字“占中华”，率150余人活动在宁安东南山一带。吴义成、周保中重组救国军，被编为14旅1团，转战吉东、东满。之后，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为2师师长兼4团团长。
没文化，有头脑，又勇敢。据说第一次战斗，看到有人伤了亡了，不少人就蒙了。用那时的东北话讲，叫“麻爪了”。庄稼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呀？傅显明第一个冲了上去，一些人就跟着往上冲。很快地，那些“麻爪”的也“嗷嗷”叫着冲锋陷阵了。
在宁安、东宁和东满一些地区，提起“傅团”，人们都跷大拇指，有的两个字“能打”，有的3个字“不怕死”。
1934年春，在宁安风水山和团山子，“傅团”打死10多个鬼子。
1935年冬反“讨伐”中，在团山子，傅显明率50多人与百余鬼子激战，又打死10多个。
傅显明牺牲，前面说了，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不熟悉，被敌包围、追击。胸中数弹，血流不止，仍大呼“冲！冲出去！”
李文彬率森林警察大队起义后，被改编为5军警卫旅，下编两个团。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为政治部主任，原森警大队2小队长蒋继昌为参谋长，1小队长费广兆为1团团长，3小队长张成地为2团团长。
傅显明呱呱坠地就饥寒交迫，张成地来到这个世界就吃香的喝辣的。他家是刁翎有名的大粮户，同样出名的是他的豪爽，仗义疏财。他家总养些吃闲饭的人，要饭的，落难的，失去劳动能力的，像开着免费饭店、旅店似的，都知道张大财东家心善呀。
“九一八”事变后，张成地倾家荡产支援抗战，并参加李杜的自卫军，失败后回家隐居。成立伪森警大队，当局指定刁翎出多少壮丁，并要有一名绅士充任小队长。没人说张成地当这个队长，就是要抓枪杆子打鬼子，但他在哗变过程中表现得最突出，却是无疑的。
周保中亲自指挥这支新军向下江转移，日寇则恨不得一口吞了这支“叛军”。“日满协和始于军队”，这是“满洲国”的一个口号。六年了，不断整肃，加强“指导”，在一些侵略者的心目中，伪军应该“协和”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七七事变后，立即给个眼罩戴，一时间哗变成了个小高潮。倘能把这支“叛军”灭了，也算抓个典型，杀一儆百了。
空中飞机跟踪侦察，地面骑兵、步兵追击、截击。警卫旅进入富锦县后，被敌人半围在安邦河附近的一座山上，张成地带一个班掩护部队渡河。他从小就喜欢玩枪，匣子枪一只手端不动，就两手握着打。许多神枪手是用子弹“喂”出来的，张家的子弹像黄澄澄的大豆一样多，更兼精灵、有悟性，练得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这一刻，他怀抱一挺捷克式，在树丛中游动着，一个点射，再一个点射。看着大部队过河了，再掩护全班撤退。
9月下旬，在宝清县兴隆镇南与敌遭遇，张成地中弹牺牲。
他曾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张成地和傅显明，都是参加5军不久就入党的。
1936年4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优秀忠实的干部不断的牺牲，群众斗争中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1936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珠河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珠河在一九三五年牺牲了很多的干部，地方的党团县委数人外，中下级干部很多，而军队上，除了二团团长被捕，二团当时坍台以外，下级军事干部阵亡的也不少。而这次听老王说司令部在下江的干部牺牲甚多，目前连写字的人都找不出来。
各军基本如此，只是比起牺牲最多的时候，还差远了。
“老农”朱守一
1933年8月，刚由穆棱县委书记调任宁安反日会长的李范五，来到只有4户人家的红地盘小牡丹屯。人们正在平整场院，为秋收作准备，他也跟着干。都是朝鲜（族）人，他边干活边跟他们学朝鲜话，就听背后有人用汉话道：说得不错，有点儿朝鲜味儿。
这是个高个、块头也挺大的老农，黑黝黝的脸盘，嘴巴上胡子拉碴的，衣裤上好多补丁，脚上穿着一双两个丫把的“水袜子”（一种底面都挺薄的胶鞋）。
见李范五有些发愣，姜信泰的姐姐姜信爱赶紧介绍：这是朱县委。
李范五早就听说过宁安县委书记朱守一，而且知道很快就要接朱守一的班了，没想到这位从衣着到面相一时都难以端详出多大年纪的“老农”就是。
朱守一，原名周子岐，奉天人，比李范五大七岁，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是个资本家，开着一家规模挺大的罐头厂。“九一八”事变后，扔了工厂，抛妻离子，参加抗战。从奉天到哈尔滨，再到宁安，做地下工作，组织过抗日武装。向李范五介绍宁安地区情况，谈到给游击队筹备给养多么困难时，叹口气道：早知这样，当初把工厂卖了，带着钞票来就好了。
李范五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写道：
我们走出小牡丹屯，我问他，从这到三区要走多少路？他说，不远，过个山包，下个岭就到了。听他的口气，就像吃完晚饭在庭院里溜一圈那样轻巧。这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而他却很轻松，仿佛不是为了将就我，再有八十里也不够他走的。一个过去车接车送的资本家，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铁脚板的爬山虎，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锦衣玉食，一掷千金的生活，而变成今天食淡衣粗的苦日子，是什么力量使他发生如此巨变？
第一次在老乡家吃饭，李范五要洗手，正洗着，看到那条锅铁色的毛巾，这饭还怎么吃呀？第一次住大车店，推开门那股脚丫子味儿，差点儿把他顶出来。再看那油乎乎的被头，心头翻江倒海般，还是一个字“呕”。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自踏上这条路后，要经历的“第一次”实在太多太多了。
汤原县原教育局长刘铁石，参加游击队后上山的第一顿饭，好歹吃了两口，又都吐了。他怎么能咽得下那种饭呀？游击队派人下山给他弄饭，中了埋伏，一死一伤。
不久，朱守一就到密山县担任游击队长了。临走，他对李范五说：大个子，过得惯吗？等赶走日本子，俺请你到奉天家里做客，让俺老婆好好做几样“好嚼裹儿”，咱哥俩好好解解馋。
第二年端午节那天，在一场遭遇战中，朱守一牺牲了。
1936年2月，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奉命过界去苏联，途中在密山县哈达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