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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的文字。
打土豪，分田地。当时认为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公开投降的，一种是假装爱国，利用反日招牌进行投降活动，反正没好东西。地主打倒了，腿脚快的跑城里去了，富农也跑了，一些中农也跟着跑了。像延吉县王隅沟，原有3000多居民，一下子跑散了一多半。谁爱跑就跑，这下子成穷人的天下了，正好建设苏维埃。
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土地、房屋、牲畜、粮食以及锄头、镰刀、犁耙等等，统统归公共所有。很快的，连锅碗瓢盆也都拿走了，有了集体食堂大锅饭，家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集体吃饭，集体劳动，集体农庄——有人去过苏联，亲眼见过苏联的集体农庄，一切都学苏联的样儿。更多的人是从文件和马列著作中看到的，那也不妨碍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
只是普通百姓实在搞不懂这“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儿。在朝语中，“苏维埃”与“速射炮”谐音，去参加区苏维埃选举的嘎呀河代表，就认为这回开会能发几门速射炮，回来打日本子。汉族人不了解“苏维埃”，叫“苏维埃大哥”，朝鲜（族）人也认为“苏维埃”是个人，说“叫‘苏维埃’的大官要来，咱拿什么‘好嚼裹儿’待客呀”？
当时有宣传材料，“什么叫苏维埃”，“什么叫高尔赫子（朝语“集体农庄”——笔者）”，“什么叫哥穆那（朝语“公社”——笔者）”，通篇外来语、新名词。有的苏维埃干部讲得口干舌燥，把自己也弄得稀里糊涂。
之前，特别是每年的红五月，从满洲省委到各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求8小时工作制。这回建立了苏维埃，立即实行，妇女、青年还是6小时。问题不仅在于节气不等人，太阳照屁股了还在睡懒觉，更在于职业革命者越来越多，而且给予鼓励、提倡，认为这是形势大好的标志。一些年轻人就不参加劳动，而是这村去那村地“革命”，还骑着打土豪打来的马，那情景比今天驾私家车出游还潇洒、浪漫。那些8小时、6小时劳动的人，自然就有意见了：“苏维埃成立以后还是以前劳苦的人劳苦。”
在把许多勤劳朴实的农民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的同时，这个只凭一腔热情和理想而创建的乌托邦就破产了。
成立苏维埃后，红地盘、红区之外的就是白地盘、白区，白区和白区的人就被视为“走狗屯”、“走狗”，来红区就是“侦探”，红区内禁止商品交易，更不准与白区通商。眼见着土地荒芜，白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就有人躲到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去了，还有到白区去投亲靠友的，反正就是为不饿肚子活个命。开头是被视为“背叛”、“投降”的，后来就默认了，再后来就允许经商、通商了。过去有商人经过红区，货物一律没收，这回改为收税。号召、鼓励农民打黄皮子、狍子、野鸡，采集木耳、药材等山货，到白区出售。
最根本的还是打破大锅饭，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下面是1933年8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关于秋收运动的工作计划》中的一段文字：
根本消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提出口号：“谁种的地谁打的粮归谁！”根本消灭浪人吃白食的现象，各人、各家、各机关提出口号：“闲人恕不招待饭食！”亡命客各找人家帮人家干活，干活条件自由规定。至于农民个人自由互相交换帮助收地，那并不是“共同劳动”，不应禁止。青年团与少先队，必须在自己的会议上严重讨论，不留情面的和那些不劳动的分子斗争，把每个团员和少先队员动员起来参加秋收。那些不劳动的分子应该认为团与青年群众的耻辱。
“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
苏维埃红地盘，是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游击队，顾名思义，是要游要动，在游动中击敌。黑土地上的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延吉游击队，还有和龙、汪清、珲春游击队，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死守红区，寸土不让。
“死守苏维埃区域！”“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这是1933年5月1日《中共珲春县委为“五·一”纪念告中韩劳苦群众书》中的口号——其他县委也是如此。
据1942年写于苏联的《抗联第一路军略史》载叙，从1932年夏到秋冬季，日伪在东满共产党活跃地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男女老少被屠杀4000多人。正值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时期，东满党选择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屯建立苏维埃政权，既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时也想建立几个巩固的根据地，武装保护自己，使群众免遭屠杀。敌人来了，游击队游击走了，这不是逃跑吗？不管人民死活，这叫什么人民武装？
而且，“武装保卫苏联”喊多少年了，连自己的苏维埃都保护不了，还怎么保卫苏联？
无论这些共产党人怎样狂热，不切实际，左得出奇，左得可悲，他们都是虔诚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大无畏献身精神的战士。
苏区保卫战在各县打响。
兵力敌众我寡，装备优劣悬殊，日军还出动飞机，低空扫射。游击队则是连挺机枪也没有，最好的是步枪，大都是鸟枪土炮。游击队的长处是熟悉地形，敌明我暗。探哨报告敌人来了，是日本子，还是“投降军”（东满称伪军为“投降军”，北满通常称“汉奸队”，南满大都叫“走狗军”），多少人，游击队就选个好地形等上了。看着敌人来了，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就开火了，手榴弹也砸下去。若是伪军，这么一顿打炸，基本就跑了、退了。即便不退，再攻也没多大劲头了，苏区差不多就算保住了。若是鬼子，乱一阵子，炮弹就飞过来了，鬼子就冲上来了。游击队能打就打，打不了就留下几个人掩护，主力撤走了。
建立苏维埃后，各地办起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珲春县委还在山沟里建设“电灯厂”，即发电厂。人民的天下了，当然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些人恨不能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电灯厂”自然不了了之，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可是发挥了作用。
1932年夏天，200多日伪军准备偷袭、包围小汪清根据地。游击队顶住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后，又留下两个队员掩护主力撤退。两个队员枪法非常好，隐蔽在树丛中，发现鬼子就不打伪军，并不时换个地方，两人消灭20多个敌人，陷入重围，一人牺牲。东满游击队是蓝灰色服装（有的苏区还要求老百姓也穿军装），和伪军的颜色差不多。这个队员这一枪，那一枪，待到天色暗下来，从伪军包围的方向溜出去了。
游击队每天与敌周旋、作战，根据地越来越小，粮食越来越困难。敌人来了，打一枪，或是丢颗手榴弹报警，老百姓一窝蜂往山上跑，游击队则不顾一切地死死顶住敌人。
本来应该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游击队作战，现在正好反过来了，群众成了游击队的包袱、拖累，而敌人又是那么强大。
夏天，大雨瓢泼，游击队和群众躲在山里，一个个淋成落汤鸡。一年前，磐石党和游击队就被敌人撵进山里，成了“山林党”、“山林队”。而今，东满熬过夏秋再熬冬，老百姓也动不动就得往山里跑，过起山林生活。战斗伤亡并不大，可冰天雪地，许多队员和群众还穿着单衣，饥寒交迫，一些伤员和老人、孩子就冻死了。
延吉县湾湾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称“好打的东三省，难打的弯弯沟”，这年冬天也丢了。
珲春游击队弹尽粮绝，退到苏联去了。
汪清县委在过去整个时期，不认识满洲的统治者已经由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代替了国民党，而是把国民党统治与日本统治平列起来（如认救国军区域是白色区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如此认识的当然不只汪清县委。
没人说没有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没有后来的抗联4军、5军，但是提起4军、5军，却不能不让人想到救国军。在东北义勇军将领中，王德林对共产党人也是最宽容的，可东满党仍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将救国军视为国民党，山林队则是一无是处的胡子。救国军是在东满兴起的，在东满有着广大的影响。王德林过界去苏联后，余部在东满地区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力量，许多山林队也在打日伪军。以救国军和山林队为敌，游击队在反“讨伐”中还要对付这样一些对手，这苏区保卫战还有个打吗？
延吉县老头沟有个伪自卫团，县委派人组织哗变，把队伍拉了出来，几个月发展到3000余人。谈打日本子，团长没二话，叫咋的就咋的，不然也不会哗变。可光反日不行，还得把队伍变成红军，还得在驻地建立苏维埃，这下子人家不干了，两下里就翻脸了。
对山林队及其他武装，东满党有个“三缴械”：“（1）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祸害老百姓是必须反对的，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日伪就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队伍小，打不了，那就联合作战，带他们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夺取给养呀？这些武装，几乎没有赞同既打日本又搞土地革命的，何况也没有足以威服他们一道革命的实力，又如何能把他们都缴械了呀？
到处树敌，四面楚歌。
这样子还不够，又在内部抓起“民生团”来，自己人杀起自己人了。
“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
关于“民生团”的话题，必须从头道来，因为太费解——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难以理喻的。
汉城有个甲子俱乐部，俱乐部董事曹秉相是个亲日政客。“九一八”事变后，曹秉相和《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以及“民族主义者”李仁善、金东汉等人，到中国东北鼓吹“间岛韩人自治”。延边地区有“朝鲜人民会”、“延边自治促进会”、“孔教会”，曹秉相等人在其间串联，组建以亲日反共为宗旨的“民生团”。1932年2月5日，经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同意，在龙井召开了“民生团”成立大会，团长为日军退役炮兵大佐朴斗荣，5个月后宣布解散。
“民生团”公开宣传亲日反共，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并组建基层组织，欲打入红地盘，颇张狂、红火。其成立之时经日本人首肯，还有退役大佐当团长，如此这般缘何如此短命？
前面说了，又称“保民会”的“朝鲜人民会”，是个亲日反共团体。“延边自治促进会”则具有民族主义和排日倾向，“孔教会”是个宗教团体。这样的三个组织，好像本来就有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朴锡胤、李仁善、金东汉等人，是真的还有点儿朝鲜人的骨头，还是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朝奸，不知道七十三年后韩国兴起的清查亲日派祖先活动中可有什么结论，日本人当年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民生团”的成立和解散，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还是兴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