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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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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王德全是副队长,李福林为政治指导员。赵尚志他们从“朝阳队”带出5支匣子枪、5支马步枪,还有1挺捷克式机关枪,县委又送给游击队两支枪,人手一支——人不多,但是装备齐整,兵强马壮。

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宣言、斗争纲领,宣读祝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的贺电。最后,赵尚志带领全队官兵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哪怕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死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陆海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斗(立)、解放奋斗到底。

从此就有了后来北满最具战斗力的抗联3军。

第4章 杨靖宇到磐石

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

抗联1军的发祥地,是吉林省磐石县。

磐石县位于吉林市南部,老爷岭山脉横贯境内,为长白山与松辽平原的过渡性地形,七山一水二分田。据1930年统计,全县人口209900多,其中朝鲜(族)人占2。5%,在土地问题本就严重的南满就更加严重了。而只要有党的领导,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会化作行动,事变后转化为反日斗争也是顺理成章的。

1930年8月,磐石县委成立,同时建立共青团、农民协会、赤卫队等,减租减息,分粮抢粮。县委所在地玻璃河套,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一年后,县委扩大为中心县委,辖磐石、桦甸、双阳、伊通等县,直接受满洲省委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磐石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满反日风暴中心。

日寇以“民族自治”为口号,在朝鲜人聚集区扶植亲日势力,成立“保民会”,又称“朝鲜人民会”。这种组织遍及东北各地,直属日本领事馆,加入后可以借贷,避难时有救济。1932年2月9日,磐石保民会会长朴春圃带领60多伪军,从县城来到磐东郭家店一带,抓走拒不参加保民会的反日群众23人,其中包括磐东区委书记朴东焕等9名党团员。老百姓不干了,在3名女党员的带领下,700多人跑到郭家店,将朴春圃所在的伪兵营团团围住。入夜,人越聚越多,“放人”、“杀走狗”、“打倒日本子”的口号声山呼海啸,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朴春圃开头还硬着头皮挺着,这工夫差点儿尿了裤子,赶紧把人放了。

4月3日清晨,日本驻吉林总领事馆警察署巡查部长松尾和磐石分署巡查本田、影泽,带领一些伪军,由走狗金汉钟等人引路,突然出现在磐东东北岔,抓走9名党团员和反日群众。中心县委和磐东区委闻讯,立即布置了一个“夺回被捕同志运动”。

这是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场景。早春黄黄漠漠的山野间,通往县城磐石镇的乡路上,几辆载着被捕同志的马车,前后是押解的鬼子、伪军。之后则是几乎清一色白色衣裤的队伍,绝大多数是妇女、小孩、老头,也就是十几步距离地跟着,一路喊着“他们没有罪,要抓把俺们都抓去吧”。

敌人骑马,只是那马车不能像骑兵跑得那么快,那也比两条腿快呀!俗话说,“清明不脱棉裤,死了变兔子;清明不脱棉袄,死了变猫。”马上就是清明了,那棉衣棉裤脱了的和没脱的,头上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脚下尘土飞扬,那人一个个汗流浃背,脸上汗呀泥的没了模样。几里路下来,年纪相当的,体力好的,还能翻来覆去地喊着那句话,其他的大都就剩下张口喘了,那也死死地跟住不放。

快到小孤山时,前面路口站着十几个年轻人,都是团员,为首的是后来的抗联名将李红光。敌人见势不妙,刚要动武,村子里呼号喊叫着跑来几百人,将敌人团团围住。有的喊口号,有的向伪军宣传反日救国,有的上车去解捆绑被捕者身上的绳子。松尾命令伪军开枪,响了几枪,都是冲天上放的。鬼子打马就跑,逃命去了。

从1932年5月1日起,中心县委动员、组织1000多群众,由孟杰民和李红光率领,从磐西到磐东,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示威。所到之处,吃大户,抓走狗,组织民众法庭,罪大恶极者当场处决。日伪军赶来镇压,孟杰民只身去到伪连部,讲到激动处,热血青年,热泪满面。伪连长低头不语,末了道:俺不抓你们,你们快走吧。

磐石县委成立时,就建立了一个“特务队”,主要是抓捕勾结日本人和官府的走狗,所以又称“打狗队”,磐石游击队就是在“打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省委到抗联各军领导人,经常不带引号地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叫干部决定一切。从1932年1月,满洲省委陆续抽调吉林市特支书记张振国(张玉衍)、北满地委做兵运工作的杨君武(杨佐青)、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领导创建抗日武装。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李红光、朴翰宗、韩浩、李松坡、李明海、崔山好等,这些磐石游击队和后来1军的领导人、中坚分子,就是他们举办的训练班培训的。

1932年6月4日,磐石游击队在磐东三道岗的小金厂成立时,混进来两个奸细,是磐东郭家店的反动地主武装派进来的。像前面写过的那个“老来好”一样,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伪装进步,颇受信赖,可以参加游击队的决策会议,结果游击队的一切活动,都在敌人的注视之下。6月14日,1分队被引入郭家店东沟,敌人里应外合,打死3个队员,打伤两人,其中政委兼1分队长杨君武身中4弹。

游击队才成立10天工夫,就遭此毒手,对地主愈加仇恨,地主就成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有人说地主也有爱国反日的,这样打不是个事儿。可是,北方会议精神马上就传达下来了,持异议的就觉得自己错了,主张这样干的也更胆壮了。结果就像7月30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中说的:

“各地的地主、会兵(即保民会组织的反动武装——笔者)、胡匪、守卫队、保卫队等,到处抓我们的群众,截断我们的交通,小孤山的房子被烧了三处。因此各地的群众不敢在家中住。”“在这些事件中,死二十六人,伤五人,被捕去七人,被毒打、强奸的不计其数。”“目前磐石的党,由县委到支部每个同志,都不能在家中住。”“磐石党旧有的基础,在目前已经被敌人破坏了,一般党和团的同志,均过着山林中的生活。”“目前磐石党已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这篇紧急报告中,中心县委不可能找到使自己“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好像找到了生存下去的途径,那就是让游击队与反日山林队“常占队”合并,打着“常占队”的旗号,以此来摆脱到处树敌、被动挨打的局面。

两支性质不同的队伍凑到一起,分歧、矛盾自是难免。待到公开、尖锐起来,中心县委认为“常占队”可能杀害队内党团干部,遂令把队伍拉出来。

磐石游击队成立时,正式名称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和“常占队”合并,省委认为是投降了胡子。这回脱离“常占队”,省委亲自提议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北游击队”,结果不但没把“红军”旗号亮出去,反倒报号“五洋”——与汤原游击队的“仁和”,天各一方,不谋而合。

伊通县吉昌镇长胳膊屯地主张博卿有十几支枪,县委得到的情报是枪未放在家里,实际都在家里。11月27日,磐石游击队来到长胳膊屯,先派人送信陈述利害,张博卿说枪早让胡子起走了。队长孟杰民和参谋长(姓穆)就找上门去。孟杰民进屋面谈,参谋长在大院门口,如果发生意外,参谋长鸣枪为号,队伍即上来围攻。那队伍却在一公里之外,赶到时已经晚了。围打一天未下,孟杰民被害,同去的一名队员被俘,外面两名队员受伤。

一个半月后,游击队又在磐东泊子受到高锡甲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牺牲,还伤亡几名队员。

中国同志成了宝贝

桦甸县官领导八十余便衣队及四百余人商兵,来袭击我们的组织地域(如新开河、蜂蜜顶子、栗子沟、西四方顶子等四乡)屠杀了韩人男女四十余名,捕禁百余人。他们的口号是:“高丽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国人起来杀日本走狗高丽,没收他们的财产。谁杀一个老高丽,给一千吊及一个老高丽姑娘。”

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是正确的,只是党当了群众的尾巴,未争取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仅仅的领导了韩国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还未从豪绅地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胡匪头挑拨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帮助地主阶级屠杀韩国劳苦群众。因此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在目前完全破坏了,在客观上完全形成了中韩弱小民族互相屠杀的战争。

挑拨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丽告(造)反,老高丽杀中国人,高丽杀人剥皮(假造证据传单);老高丽要回家,要夺东三省,高丽胡子,老高丽是日本走狗;高丽共产党;随老高丽是高丽走狗,私通外国;要打日本先打老高丽;留老(高)丽吃饭住宿的枪毙。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县委报告》、《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

不独磐石,在此前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见到这类文字。

南满、北满、东满、吉东,要组建游击队都得有枪,枪从何来?一买,二夺,主要靠夺。从谁手里夺?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农村都有的被称为“大院套”的高墙大院,都可以进去抢夺。但是现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从朋友手里抢夺东西,有这样的道理吗?造成磐石游击队两位主官同时牺牲的罪魁祸首高锡甲,当年和今天谈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动地主”、“反动地主武装”。之前杀害孟杰民的张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没人会就此认为他是反日的爱国地主,像许多地主一样,他好像还需要点什么变故,才能显现出政治面目。而现在,遍地起胡子,他拒不交枪,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

1935年4月3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中,在回顾“那时的宣传口号很多地方超过民族革命阶段”时,说:

由于宣传过“左”口号色彩太红,结果不但为日帝及其走狗协和会、正义团、豪绅地主等直认我们为共产党、红军,而反日军队内部许多反动领袖和落后群众借此反对我们,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而作为朝鲜(族)人还要承受的一种恶果,是北方会议路线风行时期,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员中,朝鲜(族)人占多数。那些土地革命的对象及各色武装,哪里晓得什么“北方会议”、“南方会议”的呀,就认为这一套都是“老高丽”搞的。

1933年5月,冯仲云到海龙中心县委传达“1·26”指示信,发现到处都有党、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会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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