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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封电报，发报时间是18日晚11时18分，发往日本陆军本部，发报人署名是两天后被任命为伪奉天市市长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这小子后来迅速擢升为大将，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绞刑台上第一个坠落下去。
而在柳条湖那声爆炸后仅5分钟，17年后第五个走上绞刑台的板垣征四郎，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了攻占北大营和奉天城的4道命令。
3小时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了攻占南满各军事要地的8道命令。
8小时后，日本中央军部会议，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完全合适的。
9月24日和10月26日，日本政府两次发表声明，说“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此次满洲事变，完全起因于中国军事当局的挑衅行动”，“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2007年4月22日，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社论《应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在上个月召开的日本全国报纸评论员会议上，作家半藤一利说：“战前日本的转折点是满洲事变至昭和10年（1935年）左右那段时间。国家从那时起进入了战时体制。日本现在的情形是不是和那时有相似之处呢？”
昭和十年前后的日本与现在的日本相比，还真有几点十分相似。
一是“国家统筹教育”，二是“国家统一管理信息”，三是“限制言论自由”，四是“恐怖主义”，社论具体论述如何“十分相似”。
我看了几遍，有的问题还真看不大明白，但我知道日本有些人在干什么。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150万兵分4路，对关东军发起攻击。攻打东宁县勋山要塞的战斗，持续了10多天。据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次战斗，张福忠老人是这最后一战的最后一幕的见证人。笔者2001年采访时，老人八十二岁，当年和另外9家人在山下专门给鬼子种菜。
老人说，硬攻，苏联军吃不少亏。俺会点儿日本话，一个官让俺上去劝降。俺上去喊，你们的天皇让你们投降了。小日本不信，说“大日本皇军不投降”。苏联军从牡丹江弄来个日本官（第3军司令部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俺把他送上山去，这回日本子从洞里出来了，一个个破衣烂衫那个鬼样。一个官不服气，瞪着眼珠子喊：“大日本帝国不会亡，30年后还回来！”有的也跟着喊，鬼哭狼嚎似的。
六十多年了也没回来，可你能说那“大日本帝国”已经一点儿气儿也没了吗？每年的“终战日”，那些在靖国神社前列队的“皇军”，外面那些吹打着战时军乐的宣传车，叫唤出来和没叫唤出来的都是什么？还有没完没了的“教科书事件”，还有日本政要的不断“失言”，还有新世纪伊始，那个叫小泉纯一郎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上日本首相？
《东京新闻》的社论最后说：
“时代的潮流”将转向何方？警惕重新走上战争的道路是过虑了吗？
汶川大地震，日本搜救队是第一个赶到震区的外国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迎来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在那些特别容易哽咽、落泪的日子，在荧光屏上看到日本救援队员分列两行，向被他们从废墟下搜挖出来的一对母女的遗体默哀时，我被感动了。
那是一个二十七岁的母亲，和她的来到这个世界才75天的女儿。可平顶山惨案中的那些死难者呢？那在母亲逐渐冷去的胸前拱爬着、吸吮着，被叫做“鬼子”的东西用刺刀挑起来，在空中划了道抛物线的孩子呢？
不知道各个年龄段的国人，看到这个电视镜头会作何感想。对于正在修改本书的人，一下子想到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杀大沟”、桓仁“填大江”等，实在是太自然太平常的了。
中国人忘不了1945年前的百余年的近现代史，尤其忘不了与这个邻居一衣带血的历史。有人说“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我真想在记住历史时，记住的是恩爱，可事实呢？谁能说美国人记住了“9·11”，犹太人记住了纳粹德国，就能忘了仇恨？而且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那些叫“右翼”的日本人的鼓噪，又在警示着什么？
而《东京新闻》注意到，自日本救援队出现在汶川的废墟上后，平时总是相互激烈攻击的两国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对日本的感谢。有报纸评说：“中日国民感情慢慢升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融当然也是如此。比如好几个国家的军机都运来抗震救灾物资，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为什么没来？因为日本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是道坎。
问题在于发展苗头，就像个病人，病情很重，但在好转，而且都在小心呵护，就有希望。
那就借用当了不到一年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的名字，祝愿中日两国关系健康、幸福地发展下去。
但是，谁能担保什么时候不会再出个“大泉纯二郎”什么的呢？
笔者从未出过国，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当首选日本，去实际感受一下，听听日本人怎样谈说昨天、今天、明天。
而在这里，我想问问日本右翼：中国、朝鲜、韩国是受日本侵害最重的国家，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国也深受其害，日本自己也有300多万人丧生，难道这不是事实，还不够吗？扑向广岛、长崎的“小男孩”、“胖子”，难道是什么不明飞行物吗？那是人类的第一次，难道不应该是最后一次吗？
和平对谁都是幸福、美好的。
完乎？丸乎？
日本，走好！
中国的主题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应把太平洋战争的起点，追溯到“九一八”事变。
珍珠港是“事件”，诺门罕是“事件”，张鼓峰是“事件”，怎么轮到“九一八”就成了“事变”，就弄出了个“满洲国”？
珍珠港抵抗了，诺门罕、张鼓峰抵抗了，“九一八”为什么不抵抗？因为力量弱。为什么弱？从人口到国土面积，中国从来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这又“弱”又“大”是怎么回事儿？连得上吗？
真的，古今中外，有“弱大”这个词吗？
可那时的中国，不就是弱大吗？
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崛起，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还能走多远。到了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无论中国的GDP在全球总量中占多少，从此就开始没完没了地签订耻辱的条约。
1853年，同样的命运也落到日本头上。美国动用了14的海上力量，在佩里准将率领下进军日本，迫使日本低头。问题在于对比中国弱小的日本来说，这并不是结果。面对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优势的挑战，日本成了人类大学堂里最好的学生，迅速强大起来，随即开始了与周边国家一衣带血的历史。
本书写到这里，正看电视的妻子突然叫了声“阿信”——荧光屏上又出现了国人二十多年前已经熟悉的日本电视剧《阿信》。
从挨打受辱，到自食其果，日本两次都迅速崛起了。
比之亚洲一些国家的愤怒和警惕，俄罗斯、美国对日本右翼的劣行，似乎并未怎么往心里去。除了受害程度不同，美国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外，还有什么原因？日本为什么那么在意美国说什么？
诺门罕，蒙语意为“和平”。苏联知道东线需要和平，也有能力让它和平。苏军的空地火力，特别是大草原上那滚滚而来的坦克群，那种钢铁与技术的摧毁力，让崇尚“白兵主义”的武士惊骇不已。自日俄战争后就以胜利者的架势遥望北方的鬼子，没讨到便宜不说，还被打歪了嘴巴。待到正式开战，就满地找牙了。
美国呢？你小日本敢再弄出个珍珠港什么的事件，还把你揍出屎来。
“抗战到底！”
“赶走日本子，推翻满洲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的大山里，有一种“标语树”，就是刻在大树上的标语。有的是一刀一刀割去树皮，露出里面白生生的干部形成的。有的是刮扒去树皮后，硬生生地在那白生生的干部上刻写的。
在长白山天池温泉附近的原始森林里，一棵“标语树”上镌刻着：“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性别的差异几乎就剩下了胡须，维持呼吸运动的几乎全凭着意志。一切都是非人、非常规的，就像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里的“标语树”与当年和今天人多热闹处的广告。蓝色的火苗，咆哮的大烟泡，子弹在大山里飞啸。像在热炕头上睡着了的，最后一丝热力也快被风雪劫掠去了的，依然喘息着向前的，任伤口流血只管专注地瞄准的。红的雪，热的雪，冰雕雪铸的先人，生生不息的民族魂。
当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中叶科技文明的快车道，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上的不愿做奴隶的先人，仿佛又回到了曾经延续数万年的原始社会。肉体的精神的承受力，早已超越了极限。许多人崩溃了，更多的人依然勇往直前，一批批地战死、冻死、饿死，宁死不屈，万难不屈。
到了这种境地，抗联当然仍在消灭、牵制敌人，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了——可这样的命题真的还有多么重要吗？
就在笔者写着这百余万汉字时，又有几位抗联老人辞世了。有的曾位居高官，有的笔者采访后还要去街头卖鸡蛋，还有的前面已经说过了。
生者与逝者，无论属于自然法则辞世的，还是青春的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的，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即便曾为打家劫舍的胡子，也是这片黑土地上铁铮铮的血性先人。
除了那个时空的境遇外，他们与今天大街上和万家灯火的窗口里的人们一样，由基本性质并不比谁更好的血肉和头脑构成。但他们又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们曾用血肉、头颅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抗联没留下一支建制部队，但她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照耀历史与未来的、任是什么样的敌人也不可能征服的精神。
这是一部不屈不挠的强者的英雄史话，是这个星球上有着共同历史、文化的最大的一群人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我们必须精心培育、呵护、强健我们的精神体魄，因为任何综合国力都不能忽视精神的力量。
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再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是难以持久的，缺乏凝聚力的。
当我们努力为民族振兴打造和谐、和平的内外部环境时，尤其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史诗中重塑民族灵魂
刘兴雨
心有灵犀不仅存在于相恋的男女之间，也存在于读者与好书之间。真正心有灵犀的人不用什么人介绍，自然一见钟情，不用别人来喋喋不休。尤其是张正隆的书，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二十年来，人们对他的书一直充满敬意，对他未写的作品一直充满期待。他的书不但不使人失望，还常常会超过人们的想象。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甚至有人说是读图时代。不但读书的人浮躁，写书的人也变得浮躁起来。有的人几乎年年有新书，被读者和出版社追着跑，跑着跑着就把自己跑丢了。
这个时候，你难以想象，一个人为了一本书会做十几年的准备工作，会到全国各地像挖宝一样寻找那些抗联时代的幸存者；你难以想象，他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单单看材料就耗去九个月；你难以想象，他谢绝一切活动，专心于抗联题材的写作……这些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