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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闻到狍子肉的香味，更不会想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只是看着眼前荒凉的大草原，想着这就是西荒啊。
那时管草原、平原叫“大界”。在下江，咱们也进出平原、大界，一般都是夏季青纱帐时期，也不会待多长时间。其他季节，特别是冬天，山里都难藏身，大平原光溜溜的，敌人有汽车、爬犁，还有飞机，那不是干吃亏吗？你算算，抗联11个军，哪个军不是在山区发展起来的？胡子也是一样。“山林队”、“山林队”，离开山林就成不了队。长期在山林游击，山边游击，对平原地区有种畏惧心理，现在就要在这里摆开战场，这也确实是个新问题。我这人爱琢磨问题，带兵打仗也不能不琢磨问题。
过个叫“一撮毛”的地方，快到通北县境了，部队停下做饭，师部传令兵叫我去开会。师部在个炭窑，几间木头房子，我进屋就被几支枪逼上了，把我的枪下了。韩铁汉叛变，事前没有任何迹象。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呀？韩铁汉恶狠狠地道：我瞅你碍事，要毙了你！
我说：我就是犯了多大错误，你也没权枪毙我这个团政治部主任，得常主任说了算！
“李坏嘴”说：你见不到常小个子了。
我又吃了一惊：常有钧是不是已遭毒手了？
这时，我的传令兵蒋全，在炭窑下边一条大沟的南沿，可着嗓子喊饭好了，让我回去吃饭——就是这一嗓子救了我。
我也得喊，让蒋全知道韩铁汉叛变了，赶紧回去报告。刚喊出几个字，这帮浑蛋一阵拳打脚踢，把我推到西边一个炭窑里，就跑下去抓蒋全，又奔11团去了。看押我的两个小子见人都跑了，嘀咕一阵子，也撵去了。我找到炭窑把头，问他见没见到常主任。把头叫李万山，我叫他李大爷。他说他们在后山坡上打死个人，个不高，挺硬气，临死前还喊什么“万岁”。我跑去一看，正是常有钧，早牺牲了。
我抱着常有钧的遗体，怒火中烧，心乱如麻。但我知道，我必须立即赶回去向上级报告。叛徒的危害太大了，谁知道他们还要干什么呀。
天黑了，有狼呜呜叫，很快跟上来几只，绿荧荧的眼睛鬼火似的闪动着。碰上单身行人，狼会特别兴奋，盯住不放。这东西挺鬼，喜欢从背后袭击人，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你肩膀上，你一回头，就咬住你的喉咙。我早有准备，临走带把镰刀，砍棵树棵子扛着，右手攥着镰刀，狼要从前面发动攻击，那就只有拼了。
有狼跟着走路快，还不觉累，天亮后赶到3军密营。我走后不久，韩铁汉他们就到了，想把女兵抢了，分给部下当老婆，见有防备，没敢动手。我又奔去八道林子、南河，向许亨植、冯治刚报告了，冯治刚派我到12团当政治部主任。
我们又来到“一撮毛”那边的炭窑，见到把头李大爷。我算定韩铁汉得去通北县城投降，让李大爷去趟县城，把情况搞清楚。两天后李大爷回来了，说明天上午10点来钟，在南大岗举行受降仪式，日本守备队和县里的大官都去，小学生不上课，去欢迎。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隐蔽在南大岗东南侧的一片树林子里。9点来钟，先是日本守备队的汽车来了，站岗的，搬桌椅的，布置警戒、会场。一会儿，伪县长和日本参事官这些头头脑脑的也到了，距我们也就500来米的样子。10点来钟，叛队从我们左侧的张大房子过来了，韩铁汉这个败类骑匹黄马走在前面。待叛队和鬼子的距离与我们差不多时，我一挥手，枪响了，会场上人仰桌翻，乱成一团。
这一仗打得这个痛快呀，我们打鬼子，鬼子打叛队，叛队也向鬼子开起火来。
陈雷老人说：
我们是第二支远征队，目的地更远，是北安北面的德都、讷河、嫩江一带，再向北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了。部队是3军3师8团1连、6军1师6团，不到100人，张光迪和我分别为军政负责人。
开头在山里行军，后来都是草原，地平线上能见到起伏的山冈、馒头状的山包。刚到西荒，没经验，觉得那山包不远，寻思到那儿宿营，结果怎么走也走不到。不是有句话，叫“望山跑死马”吗？
第一次战斗，是半个多月后在北安东边的木狗河，河湾处有顶挺大的白帐篷。一路没有敌情，荒草甸子也无处躲避，张光迪说不管它。李敏的哥哥李云峰，是6团政治部主任，说肯定是敌人，快把那面破旗拿出来。那时部队都预备着“满洲国”旗，弄根棍子举着。帐篷口有个人，四十多岁，围个围裙，向我们走来。那地方见到人稀罕哪。我们穿的是3军被服厂做的新衣服，远瞅着跟伪军差不多，近了就觉出不对了。我们实话实说，又问帐篷里是什么人。他说是日本人的测量队，都有枪，还有机枪，让我们快走。走出几里地，后面枪响了。无遮无拦的荒草甸子，没有地形地物可利用。张光迪笑笑，说点火，拿火攻。
西北风挺硬，我们顶风行进。那草有半人多高、一人来高，干得一碰哗哗响，见火就着，身后黄糊糊的荒草甸子，一会儿就烧得黑糊糊、光溜溜的。也不知道上来多少鬼子，烧没烧死，烧死多少，反正连个鬼影也没了。
张光迪是河北人，珠河游击队的老队员。高个，长脸，话不多，胆子大，又有道眼，总是不慌不忙的，打仗是把好手。
10月底，我们越过北黑铁路，进入德都县北部，就是今天的五大连池市。这里属大兴安岭山前丘陵，多火山地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可那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两个字“荒凉”。到处是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带蜂窝状小孔的黑石头，棱角像刀似的，上面长着青苔，一跐一滑的，那腿脚和身上划的那口子呀。大家都骂，说西荒怎么还有这种破地方呀。
在五大连池的三池子附近，见到个石头垒的窝棚，当地人叫“渔房子”。主人姓王，五十多岁，帮我们烧水、做饭，领我们到五池子南岸的大渔房子去住宿。又提着灯笼，和几个渔民下池子凿冰捕鱼，都是金黄色的连池鲤鱼。第二天早饭，池水炖池鱼，吃得这个香呀。
西荒荒凉，人烟稀少，敌情闲散，敌人也少。可与下江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这里大都没有归屯，见到老百姓，也不用担心是不是敌人安插的特务、密探。抗联能和群众在一起，那不就像鱼有了水吗？就觉得西荒来对了。
问题也来了。敌人什么时候盯住了我们这支远征队，说不清楚，也不难想到，也不能说没有准备。可是，沿途没有地方党组织，老百姓帮我们，也只能解决眼面前的问题。前面敌情怎样？后面追兵多少？到了哪里？不知道。结果，11月中旬进至嫩江县东部的松门山，吃了大亏。
山下就有人家，还有个日本人的伐木场，“讨伐”队也在山下，不知道，在山顶打火堆宿营。天亮时，敌人从南坡摸上来，第一声枪响炸耳根子，接着就响成一锅粥。张光迪观察敌情，一颗子弹飞来，是颗炸子，把胸前棉衣炸得稀烂，鲜血直流，好在没伤到要害。这时要撤还来得及，可我们想占据有利地形，消灭敌人，命令3军8团1连占领西边的一个山头，正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几乎全部牺牲。
第二天晚上，我们翻山越岭，直线距离也走出百余里了，寻思敌人追不上了，刚坐下想吃点儿饭，敌人上来了。下半夜，在座山上，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抄上来。张光迪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向南面撤退。山陡，抱着枪往下滚。
之后我们就不分昼夜一股劲地走，在嫩江县四站东北甩开了敌人，又被飞机跟上了。先来一架，在我们头上盘旋侦察，又来两架，俯冲扫射。荒草甸子，有山也不大，积雪尺把厚了，无处躲藏，就坐在雪地上对空射击，怎么打也打不着，又伤亡一些人。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远征队就剩40多人了，再打回去不可能了，前进又会怎样？还有伤员怎么安置？
临行前只有个大概的路线，过北安后每一步都是第一步，见人就得问路。这时，有老百姓告诉我们，那儿离黑龙江就30来里了，隔江就是苏联。不经上级批准过界去苏联，会被视为逃跑行为，要受处分的。可是为了保存这支队伍，也没别的路了。
王钧老人说：
除掉叛徒，已是10月中旬，雪下半尺深了，我们还穿着单衣服，剐得“破狼破虎”（破烂不堪）的，胶鞋也好多露出了大脚指头。西荒冬天这个汉奸，比东荒还“砬茬”（有“精明”、“有本事”、“泼辣”等多种意思，这里应为“厉害”），再挺上10天半拉月，老天爷就把我们灭了。
那时那地方叫“北安省”，“省会”在北安县城，就是现在的北安市。敌人知道，这个季节抗联不可能深入平原作战，就死死地封住山边的屯子，不让我们进去，要把你冻死、饿死。
西北40多里外有个四平街，像个镇子似的大屯子，有不少大院套。天快亮时赶到那里，命令2连、1连从东西两面包抄，我带3连和团部直插中间。狗叫一阵子进去了，没有自卫团，也见不到大院套，都是“光腚房”（没有障子、篱笆墙的房子）。我眼珠子都要急冒了，肯定走错地方了。敲开门一问，这地方叫拉拉屯，四平街还在西边差不多10里地呢。
我找到十家长，让他通知每户来个人，到他家开会。我首先讲“俺们不是胡子”，是从东荒过来的抗日联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抗联”、“共产党”，老乡听不大懂，说到我们是打日本子的队伍，都明白，挺高兴，嘁嘁喳喳的。我说你们看到了，我们还没穿上棉衣，希望大家伙儿给凑点，旧的破的都行。两个十家长挺好，帮我们张罗。棉衣、棉裤、狗皮帽子、乌拉，还有油渍麻花的老羊皮袄，抱来放在炕上地下。都是穷人，就20多户人家，还差远了，那也是尽力了。我给乡亲们抱拳施礼，让各连把衣服领回去。党员不分，分到一件的人，把换下来的分给别人。
还得弄棉衣，这回是连马一块弄。西荒那地方，敌人都是骑兵，连屯子里的伪自卫团也是骑兵。大草原，没马玩不转，冬天更没辙。日伪军一出动就是骑兵、爬犁，你累得狗爬兔子喘的，它一撒欢儿就追上你了。龙镇附近的讷漠尔伪自卫团是全鞍马，通北县东南有个日本开拓团，马挺多。1连、3连由两个连长率领，去打开拓团，我带2连和团部去讷漠尔。这回挺顺利，都让我们缴械了。
骑在马上，那人心里特别踏实。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咱跟敌人也不差啥了。棉衣、棉裤、狗皮帽子，许多人还有大衣。枪也比过去好了，弹药充足。
我们从龙镇北边出发，顶风冒雪越过北黑铁路，经过龙门山、尾山、五大连池，进到嫩江县。又越过嫩江，向西到了内蒙古的巴彦旗。一路上忽东忽西，打防所，缴自卫团，袭击日伪军，横扫嫩江平原。个把月左右，又掉头南下，回到北安。北满省委和3路军总部给我们划定的游击区域，是通北、北安、克山一带，向北就越界了——我们已经越界了。
李兆麟来了，嘴巴、眉毛和帽耳上都是白霜、冰凌。我们挺高兴，他心情也挺好，说：王钧，你搞得不错呀，都成骑兵了，还去嫩江溜达一圈。
那时，我就琢磨这平原游击怎么打。去嫩江转了一圈，又是最难熬的隆冬季节，算是试探一把，觉得真行，有信心了。
1939年1月中旬，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