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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进攻东宁要塞，炮声隆隆，老板跑了，鬼子也没影了。
池桂兰告诉姐妹们跟她往南跑，经老黑山到牡丹江，再去图们回朝鲜，回家。
刚来时，连到了中国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成天圈在慰安所里，“证明书”都在老板手里，又没有盘缠，不会说汉话，周围除了大山，就是大营，还有警察、宪兵，根本跑不了。而现在，池桂兰想的那条路线，也只能是理论上的。郭庆仕在东宁走了那么多地方，在山里还常转向，更不用说这些两眼一抹黑的女人了。
黑灯瞎火跑了一夜，跑到太平川跑不动了，40多人躺在山上等天亮。天亮后听说老黑山让苏军占领了，一些人不敢走了，就在个朝鲜族屯子留下了。池桂兰和几个姐妹继续往南走，不敢上路，就在山里钻。天亮一打听，又转回大肚川了。村里人看她们那样儿，劝道：别瞎跑了，趁早找个人家待着吧。
东宁县道河镇敬老院李风云老人，平壤人，当年被“招工”到“苏苏浪”。跟着池桂兰跑到大肚川，就留在当地了。老人一辈子没生育，丈夫经常打她，骂她“窑子里出来的破货”。那事能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丈夫吗？
最先发现并报道慰安妇的东宁县新闻中心主任陈学泉说，开头他们写文章涉及到具体人时，用的都是化名。
有关部门在调查取证时，有的子女闻讯赶来阻拦，怒气冲天，又尽力压低声音，唯恐被街坊邻居听见。有的老伴站在门口，手持一把斧头，一副不惜拼命的架势。
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了，可对于这些曾为慰安妇的人来说，那场战争结束了吗？
第38章 “日本话不用学，三年后用不着”
“地上天国”
星原稔，1914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下益城郡半川村，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便不得不回家务农。1935年应征入伍，因文化低，难以升迁，一年后即退伍还乡，靠租种土地维持生计。人生就像没有尽头的隧洞看不到光亮，突然接到叔叔的一封信，要他去“满洲国”。1936年9月，这个身材高大的日本青年，筹措一笔路费，踏上改变命运之旅。
叔叔在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任职，推荐他到阜新煤矿任矿业所本部的警备员，就是看管工人干活、防止逃跑的武装监工。任职不到一年间，他怎样亲手打死三个工人，在此期间及后来担任煤矿管理系、招募系、劳务系的负责人，又怎样折磨、虐待工人就不说了，只说说这个穷光蛋怎样变成大富翁的。
工人每天下班时，由星原稔开出工票，月底凭工票到账房领钱。多则80％，少则只有一半，星原稔以各种理由少计工票时间，工人工资从未足额过。工人每天最多要干16个小时，加班费只有实际工钱的10％，其余的自然也都揣到他的腰包里了。
星原稔手下有4个把头，每个把头管理300个工人。工人的劳动保护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是按人数配给的，星原稔和把头不发或少发，攫为己有。吃饭到他们办的食堂，买东西到他们开的卖店，先记账，月底从工资中扣除。这样，工人相当数量的收入，又进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还开个小钱庄，向工人放高利贷。仅此一项，星原稔每年即可获利数万元。
星原稔与把头开设赌场，从中渔利，再以维持治安为名抓赌，没收赌资，再抓人罚款，每年又有数万元揣进腰包。
最大的进项，还是侵吞招工费。
星原稔经常到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招募劳工，在东北各地摊派劳工、抓“浮浪”。1942年4月调至珲春煤矿后，专职干这个。对于清廉之人，到处奔波，是个苦差。对于星原稔之流，可就是肥差了。在东北招名劳工，招募宣传、劳工食宿和运输开支，需要35元，到关内费用要增加一倍。其中的13左右，都被这小子克扣侵吞了。
不知道星原稔的叔叔是何时来东北及怎样发迹的。“九一八”事变前，每年从关内大量闯关东的人们，借用今天的一个词，他们才是真正的“农民工”。无论拖儿带女的，还是春来秋去的“跑腿子”，他们几乎都是农民，也基本都是来种地的。因天灾战祸跨越国界闯关东的朝鲜（族）人，也大抵如此，只不过他们耕种的大多是水稻。而像星原稔的叔叔那样的，凭学有专长、亲朋推荐、自身奋斗，在满炭或满铁这样的大企业谋得一个职位，或者在个小镇开家诊所什么的。有军方背景的人，甚至打入胡子队中，乃至当上胡子头，在日俄战争中充当日军的别动队，“九一八”事变前则为“张氏政权”制造麻烦。可像星原稔这样的穷光蛋，没有任何技能、关系、背景，想落草为寇当个喽啰都摸不着门，弄不好只有成那大烟泡中的死倒了。无论日本在东北有多大的势力，那毕竟不是“满洲国”。
但是现在不同了。无论多么穷困潦倒，多么狗屁不是，只要是个日本人，踏上这片黑土地，就可以把肚子腆得老高，就是人上人。
1932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对驹井长官等满洲国官吏的希望事项》（草案）中说：“在发展经济方面，虽然提倡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但首要的是谋求日本和日本人的利益。”
“满洲国”的日本人，因工作地区的不同，地区补助津贴为50％到100％。加上供给住宅，物价便宜，生活水平比在日本提高两倍左右。战犯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1935年滨江省五常县日本人警士的月工资为90元，而中国人警士只有8至12元。”
“满洲国”的日本人，教育是义务制，就学情况比日本国内还好。开拓团只有两个学生，也要办所学校。伪满总务厅长星野直树说，“满洲国”的“所有日本人都要上大学”。
满铁编写的《满洲读本》，在谈到日本人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情况时，说“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地上天国”。
日本在苏联、在远东地区有那么多间谍，150万红军共分四路集结、开进，关东军竟然没有知觉。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是事后从满洲通讯社的无线电讯中得知的。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当天正在大连观看歌舞伎演出。就让人想起“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及其手下那帮东北大员，就开始了关东军和日本人的总溃败、大逃难。
“新京”火车站已不是“人满为患”所能形容的了，全是“地上天国”的人。客车、闷罐车、敞篷车，不管什么车，只要能挤上去，就是天照大神的“神佑”了。一列列火车开走了，更多的人还在涌来，把道路都堵塞了。苏联飞机不时来轰炸，广播电台成天播军乐，那感觉就是哀乐。8月13日后连降大雨，男女老少落汤鸡般蹲在雨里水里，大人把孩子搂在怀里，不敢动窝儿，唯恐轮到自己时上不去车，被扔在这昨天的天国，今天的地狱里。
最惨的是远离城市和铁路线的人们，主要是开拓团的移民，特别是靠近边境地区的。
东宁县三岔口镇泡子沿村，有个开拓团。村里老人说，他们是“康德三年”（1936年）来的，有男有女有孩子，一家一家的，“背包摞行的”（意为背扛许多东西），还有锄头、镢头、三尺钩子什么的。看那样子，在日本过的那日子，也不比俺们强哪儿去。可人家那日子很快就好起来了，“满洲国”向着人家，好事都是人家的。后来看见他们还有枪，除了种地还训练，这叫什么庄稼人呀？苏联人打过来那天晚上，那炮响的呀，老百姓都猫在家里，也不知道谁先动的手，谁打到谁那边去了。第二天下半晌，有人说开拓团那边不对劲，去看，屋子里碗朝天、瓢朝地的，猪都上炕了。炮一响，那人就跑了。
东宁有铁路，军用铁路，动作快的乘车走了一批，铁路被炸断后就用“11”号（指双腿步行——编者注）。从东宁向北奔牡丹江、哈尔滨，再向南经沈阳、安东到朝鲜，乘船回日本。他们来时就是这样一条路线。苏军占领朝鲜，被憋堵住了，大都迟滞在东北的大中城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有老人说，咱是守家坐地当的亡国奴，他们是大老远跑到咱这地场当了亡国奴，那是什么滋味呀？无论什么滋味，无论知不知道回国去也是亡国奴，那工夫算是彻底明白了，只有在自己的国家里的那个家，才是最安全牢靠的。
开拓团空了，各地通常都有的日本人住宅区也空了。拖儿抱女的，推车挑担的，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人流，却不是。因为他们要躲避钢铁翅膀的飞机，还要与地面急速推进的摩托化军队赛跑。远远地看到后面尘土飞扬，一支支主要由女人、孩子构成的逃难队伍，就赶紧隐蔽在附近山林，或青纱帐里，看着那汽车、坦克远去了，再继续上路。如是反复。有的遇上溃败的日军，有人觉得好像有了依靠，往往招来更大的灾难，甚至屠杀。遇到村屯，开头多是绕开，后来就去讨宿，要些吃的。有的被接纳，有的被拒绝，有时还会受到攻击。不断有人失散，大队变成小队，再聚合，再失散。有人“麻达山”了，有人陷进沼泽地，有人病死饿死，有人被狼撕狗掳。
曾为关东军士兵的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其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阿苫，在从虎林开始的逃难路上，被苏军士兵扔到车上，糟蹋够了再扔下去。
被当地人收养的孤儿，留下来成了“东北媳妇”的女人，有数。谁也说不清的，是究竟有多少人暴尸荒野。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苏联出兵东北后，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本人中，开拓团移民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许多远离战场，包括一些边境地区的开拓团，还沉浸在“铁打的满洲国”、“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喧嚣中的人们，得知日本投降、完蛋了，如雷轰顶。路途遥遥，缺乏运输工具，又多是女人孩子，往哪儿跑啊？绝望了，再有一两个叫嚣“玉碎”的头头，有的开拓团就向天皇遥拜，然后浇上汽油，集体自焚。
日本国歌叫《君之代》。
日本国旗叫“日之丸”。
一般称为“日章旗”，也叫“太阳旗”，在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地区，则被叫做“膏药旗”的“日之丸”，纯白的底色，中间一轮红日。
1945年8月，当美国飞机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从日本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大日本皇军”举着的旗杆上，就只剩块白布了。
“大日本帝国”完蛋了。
“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
有人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说你这本书里写的许多事情，都是中国人干的。
没错，桓仁“填大江”有不少伪警察，各地“洗大沟”的，许多是清一色的伪军、伪警察。东北几乎无县没有“万人坑”和惨案，老百姓看到的出面的，许多是被称做“大部队”的伪军和各种汉奸。在刑场上杀害王凤阁的刽子手，是个伪中尉。
土龙山暴动，侵略者最大的教训之一，用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话讲，就是要“避免关东军和日本的权力行使表面化”。
而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后仅一个多月就说了：“表面上由中国人主持，而实权则操在我方手中为目的。”
1937年1月9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