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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弟兄一拥而上，锹镐一顿猛砸，然后跑进山里。
东北抗日武装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有较大煤矿和干过较大工程的地方，几乎都有日伪时期留下的“万人坑”。这“万人坑”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或者千把人，乃至更多。并不一定就得有一万人才这么叫。这是必须说明的，不然有人可能会说三道四。
新宾（兴京）县城北山坡上有棵老榆树，人称“人头树”，用当地老年人的话讲，当年“人头挂得像蒜辫子似的”。2001年底笔者采访时数了数，当年挂人头的锈渍斑斑的铁环，还能看得到的是7个，更多的已经长进树里，被凸起的树皮裹住了。山后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坑，就是当年的杀人场。1964年将其一角挖掘，即发现有头无头尸骨200余具。据县志记载，此类“万人坑”，境内共有10个。
牡丹江铁岭河有个“模范监狱”，后面将要写到的东宁县二道沟屯长张传福给抗联送粮，被捕后关在那里，被折磨死了。他的弟弟张传道去收尸，狱警说在西山大坑里了，自己去找吧。3个大坑，每个3间房子大小，深浅不大好说，人都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光溜溜的没条布丝，衣服让人扒走了。路边那个堆得高出地面两三尺，老远就见到白花花、血渍糊拉的，就像垛的冻猪肉绊子似的。狗啃乌鸦啄，那狗肥得踩一脚都懒得动弹，乌鸦飞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
以上应该是比较正宗的“万人坑”。抚顺平顶山那3000来人的葬身处，就不能算，因为那不是个“坑”。桓仁县西江惨案“填大江”，就更不是了。老黑沟“杀大沟”中最大的屠场月亮泡，也叫泡不叫坑。郭庆仕老人所在的那帮劳工，干的几个工程都不算大，有坑没坑好像都够不上“万人”。瘟人的那次足够了，又基本是拖出去扔哪儿拉倒了，也没坑。
截至2001年春笔者采访时，东宁县已在庙沟沟口、半截沟、矿山村和大肚川老城子沟北山脚下，发现4个被当地人称做“劳工坟”的“万人坑”。据专家考证，都是修建营房、机场和军事铁路、公路等工程死难的劳工。其中最大的老城子沟北山脚下的“劳工坟”，埋的都是装卸工。当年那儿是个货物中转站，火车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军火和军需品，当然还有一列列闷罐车的劳工。1941年和1942年，仅榆树县就陆续有4700多劳工在那儿卸车装车，据说归乡的不到800人。而那些像羊群样被驱赶到大山里的劳工，当地人再未见到他们回来。
毫无疑义，在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中，最耗时耗力的浩大工程，不是这些地上的附属设施，而是那些在大山腹部的迷宫似的、被称做“死亡工程”的地下工程。从“鸡鸣三国”的中朝、中苏边境的珲春起始，沿着中苏、中蒙边境构筑的这条“东方马其诺”，基本如此。于是，就不能不关注修筑这些世间罕见的地下工程的劳工的命运，这些土生土长的和来自黄土地、红土地的先人们，魂归何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打过来后，从庙沟里跑出30多劳工，说是日本子让劳工进要塞躲炮弹，进洞后再一段一段将洞道封闭，几千劳工都憋在里面了，他们是靠近洞口才得以逃生的。
已知的仅此而已。
“皇帝陛下的警察官”
前面不时出现“保长”、“甲长”、“牌长”，该说说伪满的保甲制度了。
《暂行保甲法》是1933年12月22日公布、翌年2月3日实施的。“每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在乡村，以村或相当于村的集团住户为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的甲为保。”“关于保、甲、牌及自卫团制度的总称即保甲制度，目的是通过友爱相倚保持地方康宁，防止不测之紧急危害，在目前治安状态下，作为警察的辅助机关，主要从事自警自卫。”“所谓连坐制度，即居民发生一定犯法行为时全牌各户主对其行为全都负责的制度。根据应负责任的犯罪发生情况，警察署长可对各家长课以二元以下的钱款，这叫做连坐金。课征连坐金的目的，是对直接为害治安维持的犯罪行为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使之负起道义的责任，是对牌内出现犯罪者负责和预防同类事件发生而采取手段的特别制度。另外，课以连坐金的犯罪限于有重大影响者，即关于内乱罪、外患罪、公共危险罪、关于暂行惩治叛徒法之罪、关于暂行惩治盗匪法之罪等。”
1937年又实行街村制，保甲连坐制度依然存在。街相当于今天的镇，村相当于乡。“街第一次受县长、第二次受省长、第三次受国务总理大臣的监督”，这话听着实在别扭，因为“满洲国”实在就不是个东西，不过读者也能看得明白。村亦然。街长、村长及下属一干人员，都是吃“康德皇帝”“皇粮”的官吏。“集团部落”通常为甲，相当于今天的村（屯）。在关东军和“满洲国”的文件中，“集团部落”的头是叫“部落长”的，笔者采访时没有任何民间老人提及“集团部落”四个字，也就无所谓“部落长”了，都叫“甲长”、“百家长”，还有像“九一八”事变前那样叫“村长”、“屯长”的，牌长又叫“十家长”。
有了被老百姓称做“围子”、“人圈”的“集团部落”，再加上“采取中国保甲制度之长，参照满洲国现状的满洲国独特的保甲制度”，“匪民分离”就进一步深入了，老百姓的苦难也更彻底了。
前面说过，来个客人得“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从哪儿来，是你的什么人，来干什么，住多长时间，还要去哪里，有无“居留证”。想出门串个亲戚也一样，那叫“行路证”。“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的民间顺口溜，“满洲国”则是税多证也多。没“通账”买不来粮食、橡子面，上山打柴，下江捕鱼，都得有许可证，连冬天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这是个没“证明书”什么的就寸步难行的世界，坐在家里也会祸从天降。“通匪”不用说了，抓个“浮浪”也受不了呀。
乡间民风朴实，古道热肠得令今人难以想象。有了“友爱相倚”的连坐制度，毁了，因为这东西就是叫人互相监视、提防、告密，坏人心术，制造矛盾甚至仇恨的。罚连坐金就够倒霉的了，再因为你把人都抓走了，那人能不红眼睛吗？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也就难免野兽伤人。狼来了，狼把谁家孩子叼跑了，人们就操起棍棒铁器什么的打狼抢孩子。集甲并村后，再爱哭闹的孩子，一听大人说“白帽子”（或“黑帽子”）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警察的帽子是白色的，日本警察是黑色的，老百姓就称他们“白帽子”、“黑帽子”。“黑帽子”中也有少数中国人，有的还假装不会说中国话，最坏。
女国高，杨柳腰，
穿皮鞋，戴手表，
嫁个汉子挎洋刀。
头上大盖帽，肩扛肩牌，腰缠武装带，挎着匣子枪（通常为“短八分”），最显眼，也最显派头的，是挂在腰间的那把晃晃悠悠的被老百姓叫做“镰刀鱼”（带鱼）的洋刀。而今，“有困难找警察”，第一反应是给“110”打电话。当年包括笔者的祖辈在内的老百姓躲官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躲警察。集甲并村后躲不开了，还离不了了，办这证那证的，哪个离得了这些“警察狗子”呀？挨门逐户催逼捐税，每年“出荷”就更是鸡犬不宁了，用刀背砍人算是客气了，张口就是老子：老子是“皇帝陛下的警察官”！
笔者采访的民间老人，包括几位当过伪警察的，许多谈到“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人说是溥仪在一篇“敕令”中讲的。笔者没有查到出处，但这句话是肯定存在的。伪满后期学校一年级《满语》课本，第一课是《皇帝陛下》，其中就有“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统治满洲国民的至上权”。
伪警察最低为警士，以上依次为警长、警尉补、警尉、警佐、警正。伪官吏则为佣员、雇员、吏员、委任官试补、委任官（股长级）、荐任官（三等、二等为科长级，一等为县长级）、简任官等。警士的“月俸”（工资）加津贴，在委任官之上，就有一套嗑：“宁可嫁警士，不嫁委任官。”
警察待遇之高，是为了多招警察，推行“大警察主义”。据说伪满警察法开篇即是：“警察者国家最高权力之作用也。”这是个警察横行的世界，有挎着“镰刀鱼”横晃的，有把“手牒”（警察证）揣在兜里的便衣，还有给警察通风报信的腿子。
各县警务科都有个《要视察人名册》，“要视察人”即需要监视、侦察的人。被视为“匪贼”、“通匪”的人，还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不用说了。已经“归顺”的反日人员及其家属，通常都“要视察”一段时间。发句牢骚，敢跟警察争论几句的，边境地区会说俄语的，或是什么言行被认为可疑的，都可能上那名册。“要视察人”要定期向警察署报告行踪、思想，有的则被蒙在鼓里，暗中被监视，有的还有特务、腿子去溜墙根，听声。
东北人的粗喉咙、大嗓门是有名的，这回噤声了。饭馆、旅店、大车店等公众场所，到处贴着“莫谈国事”、“守口如瓶”，人们时刻牢记的则是“祸从口出”。一些老人说，电影上的特务戴礼帽、墨镜的多，俺们那时看到的跟老百姓也没啥两样，有的还是劳工打扮，你一句话“没把住滑”（没把握住、溜了出来），人家把“手牒”一亮，小绳就掏出来了，老板也跟着“吃瓜落”（惹麻烦、受牵连）。
在自己家里，有些话也得“守口如瓶”，其中之一是不能说“咱是中国人”。小孩子不晓得凶险，让他们听到说出去了，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1936年夏，佳木斯中西医院医生温庆和，写字时无意中写了“中国”两个字，被特务抓去，说他是“思想犯”、“背叛罪”。温庆和不服，嘴硬，被打得皮开肉绽。家人托人花钱，好歹把人保释出来。
人被抓走了，就赶紧弄钱赎人吧。晚了，那人就不一定什么样了，被弄哪去了，有时就得去“万人坑”找了。你跟警察署要人，它还跟你要人，说人早放了，他是“要视察人”，你们把人藏哪去了？
有老人说：什么“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挎个“镰刀鱼”就是皇上，金口玉牙，说啥是啥。
每年8月，伪国务院在大礼堂召开例会，部署“粮谷出荷”。武部六藏把出席会议的伪省长，分别召到他的办公室，勉励一番，从抽屉里拿出个装有5000元的礼包，道：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伪省长回去再如法炮制，给伪县长每人1个1000元的礼包：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
搞“集团部落”，“洗大沟”，建“人圈”，通常是有“房屋补助金”的，“在财政上尽可能补助（二十元左右），但对能自力迁移者不补助”。且不说20元左右够不够，又什么叫“能自力迁移者”？笔者采访到的老人，有的当年听说有这么一笔钱，有的根本不知道。他们说，还想让官家给你掏钱？少刮点儿地皮，少勒点儿大脖子，就谢天谢地了。
对于从伪国务院下来的一条线的形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