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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秘闻 作者:陈楚君 俞兴贸-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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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社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
项下拨给,预算也是要经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
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
构的经费,统由特务处拨发。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
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
个独立系统,它的总机关也另设在鸡鹅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内。它的一切计
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闻。
它在各省市都设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
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同样完全不能与闻其任何活动。1935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
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并
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1936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
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像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
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
来。
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
人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
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
“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
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
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特务站无论什么事都绝不向分社请示汇
报,分社来自各基层小组的情报也不直接转特务站,而是汇寄总社核转特务处。担
任分社干事的特务站长对分社干事会的会议也极少参加,即使参加也绝不谈及特务
站的工作情况。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
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查复,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
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
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
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
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受
津贴的。
复兴社的社员中,也有不少人受了特务站的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但他们绝
对不许向复兴社组织报告。有些中下级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中的复兴
社分子,因为受了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对复兴社的一般活动就不大热心了,甚
至小组会议也不常到,同时他们的行动却更鬼鬼祟祟起来。他们的小组长知道这是
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再去查问他们了。特务处有它自己的组织,在他们所有的人中,
有复兴社分子,但不是复兴社分子的人更多,甚至其上层骨干中也有没参加复兴社
的,如曾经任过特务处书记长和上海区站长的王新衡(后来专任戴笠与杜月笙之间
的联系人)就曾对我说过,他并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从组织形式的表面关系来说,
特务处与复兴社简直是各成系统,但在实际上当然不仅是一体,并且特务处系统是
复兴社组织的尖端行动机构,亦即是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实质的具体体现,这却是
非常显然的。只是关于特务处系统内部组织的具体情况,则是非曾亲身参加其中的
人不能详知的。外间一般都认为特务处系统即所谓“蓝衣社”,或认为“复兴社”
就是特务处系统,从实质上说来也是可以的。
“行动即是理论‘——复兴社的”理论“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是复兴社所依据和奉行的法西斯教条,
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法西斯祖师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从绿呢桌上
先有理论而产生的,它是为出动的必要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身就是去干。”也就
是说的这个意思。更简言之,即“根据需要去行动,就是一切”。
本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它对内主张实行极权的独裁制度,
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对外则推行疯狂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蒋介石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过是为了巩固他的统
治地位和达到他个人独裁的欲望,从而其行动的主要锋芒,也就是镇压国内的人民
和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不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
勒之点。可是要镇压人民和共产党,还得有点什么理论,才能欺骗群众。因此除了
蒋介石自己那一套“礼义廉耻”之外,复兴社还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
—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他们也制造了一些“理论”。
贺、邓、刘三人,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印出了些小册子,如贺
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
国革命之路》等等。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覆去,总之不离一个共
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
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
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
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
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而首先是、最后也是“行动”,也就是“硬干、实干、快干”。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
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
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
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
族的复兴,卧薪、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他在1933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
“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
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
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
年壮丁的军事训练!“等等许多条,就简直是一个行动纲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
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
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
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
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
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其他一些着作和讲演,也
就总不外是连成一套的这三个要点。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的着作虽不
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可很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
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蒋介石的法宝——所谓“礼
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
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
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
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可反抗,只能服从。他不像邓文仪那样的一来就
是一大篇口号,除了口号还是口号,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
理来。如他在所着《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
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人主义。”反来
反去,最后的结论却是要统一于“服从领袖”。他的理论,大都类此。
他们这些理论,就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行动的指导,对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
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起了一些蛊惑作用。
法西斯宣传和中国文化学会复兴社固然只讲行动,但宣传也是行动,并且毕竟
还是首要的行动,因此最初就接收了由几个黄埔学生私办的(文化日报),改组为
《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便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期刊——
《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到1933年1 月,又将这两个刊物合并改为《中国革
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词说:
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
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
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
巩固革命政权;从现在的生存上的需要,是发展国家资本,充实民生,建设国防,
收回失地,报复国仇;从将来的国际形势的演变,是积极备战,准备应战,适应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力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
但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之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
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这个刊物所有各期的内容,也就不外是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撰稿人也大多是
复兴社的上层骨干分子。但是它一直并不公开标榜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只是愈来愈
多地介绍法西斯的理论和德意法西斯统治的各种情况。直到1934年7 月在我主编的
时候,我还在答读者问的通讯中说:“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于中
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
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毕竟还不敢公然承认我们主张
实行法西斯主义,还是觉得抱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较能迷惑视听;同时我们也实在
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
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
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
词了。
在《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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