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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蓝玉冤案
蓝玉案当然也是彻头彻尾的冤案。
首先，朱元璋事后所辑的《逆臣录》，也就是蓝玉案的供词集中，并没有蓝玉本人的口供，这表明蓝玉根本没招供。没有主犯的口供，这份供词的真实性就颇值得怀疑。
其次，《逆臣录》中其他人的供词反映出来的这桩谋反大案，策划过程如同儿戏。蓝玉造反明目张胆，毫不避人。洪武二十五年底，朱元璋派谢熊前往成都召蓝玉回京。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劝这位皇帝的钦使造反：“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
接着，在回京路上，二十五年年底在四川，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在武昌，初三在九江，初七在安庆，蓝玉一路到处活动，见人就劝人造反，毫不避嫌，这已经令人咋舌，而回到首都后的“策划”活动，更令人瞠目。
蓝玉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抵达南京，二月八日被捕。据《逆臣录》所载口供，在近一个月当中，上自侯爷、督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有几千人曾穿梭来往于凉国公府，畅言谋反，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按这份供词，蓝玉谋反的事，搞得京城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蓝玉和他的下属智商皆属正常，造反是铤而走险的大事，怎么可能在雄猜好杀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张扬？更何况蓝玉与之商量的那些人，多数都不靠谱。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供，说是蓝玉曾请他吃酒，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后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的。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他曾去拜见蓝玉，听蓝玉对他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只是乡里一个染匠。
很显然，《逆臣录》不过是朱元璋仓促罗织出的一个幌子。
第十四节 大屠杀的文化背景
经常有人把朱元璋的大屠杀与刘邦诛杀功臣相提并论，其实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刘邦所诛杀的开国功臣，主要是异姓王。汉初一共封了七个异姓王，他们有土地，有人民，有甲兵，是汉帝国内的半独立王国。正如翦（jiǎn）伯赞所说：“这种封拜，不过是对于同盟军的占领，予以承认而已。实际上，上述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秦汉史》）这七人当中，被诛者五，幸存者一，长沙王吴芮后降为侯。对他们的诛杀，实际上是汉高祖统一全国斗争的继续。
汉初所封列侯，一共一百三十七位，以谋反而诛杀者仅二人，一是阳夏侯陈稀，一是淮阴侯韩信。陈稀于汉高祖十年九月公开反叛，自立为大王。
汉高祖十二年，为樊哙军追斩于灵丘。可见诛陈稀是平叛战争，不能算入诛杀功臣之列。列侯在汉高祖死前被诛者，实际上仅有韩信一人。加上刘邦死后因罪失爵的五人，第一代列侯被处理的一共六人，占汉高祖朝列侯总数的4。3％。即使加上被诛的异姓诸侯王，被诛和因罪失爵者也仅占汉高祖朝所封功臣的7。7％。而《明史》功臣世表所载明太祖朝功臣共六十九人，被明太祖诛戮赐死者共三十二人。若加上得罪贬死于戍所的开国公常茂，受朱元璋之命被胡惟庸毒死的诚意伯刘基，因明太祖赐蒸鹅而速亡的魏国公徐达，则达三十五人，占明初功臣的57。25％。
朱元璋的大屠杀，当然是野蛮、下作和卑鄙的。然而奇怪的是，在传统正史中，对朱元璋此举进行严厉批判者并不多。
这样残忍的大屠杀，在中国文化中自有其理路在。朱元璋兴此大狱，下此杀手，完全是基于中国政治中“过度防御”的策略传统。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猜忌的民族。难于合作是中国人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性，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这被学者们作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平等合作的一个有力证据。外国观察者一到中国，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高的城墙，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乏相互信任的表征。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记忆。
一代代积存在血液中的受骗记忆，使我们祖先的猜疑能力发展到极端，在汉语中出现了“斩草除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一个王朝被灭掉之后，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追索前朝皇帝的后代，务必干净利落地全部杀掉。相互防范、相互猜疑的心理发展到极端，几乎已经成了这个民族的群体性心理障碍，因为总是用最坏的想法去推测对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惊吓的共振效应，迫使人们以妄想狂的心态采取种种极端措施来消除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恐惧。
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情味、最为宽容理性、最有人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样的刽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胜利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无辜的孩子，一律杀掉。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几千万言的《资治通鉴》对这件事只用了这样一句轻轻带过：“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统一传统，正是中国人不善合作的结果。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强力确立尊卑秩序，也就是说，要通过暴力在群体之内形成的是压制与服从的关系。一个超大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是出现一个超级强硬的权威。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的诛戮功臣，被认为是中国的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做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大的手段。
因此面对这样疯狂的大屠杀，整个大明王朝如同一潭死水，只能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书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
第十四章 衣锦还乡：对凤阳乡亲的特殊照顾
第一节 一个重大消息，两个特殊人物
朱元璋的故乡古称钟离，元代升为濠州，明代改称凤阳。它是淮河流域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除了淮河两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时在史籍中偶尔露一下面外，很少有人提到它。但朱元璋的发迹使凤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三月，一个重大消息传到了南京：朱元璋的故乡濠州被朱军攻占。
朱元璋的心情异常激动。从军之后，他只有至正十三年回钟离招过一次兵，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如今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十几年戎马倥偬，日日夜夜精神高度紧张，他似乎已经忘了故乡的存在。然而消息传来之际，朱元璋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无时无刻不挂念着那片贫瘠的土地，毕竟，他二十五岁以前的所有记忆都存放在那里。
生存斗争的压力抑制了他对故乡的热念，如今全国大势已经初步明朗，三分天下，他已有其二，可以喘一口气了。接到故乡收复的消息，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思乡之情如同洪水决堤，居然一发不可收拾。故乡记忆在脑海中一下子全面复活，一片片一刻不停地闪过。他感慨道：“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攻下濠州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他父亲病故的忌日刚过三天，距他母亲病逝的忌日尚有十三天。此时，攻灭东吴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即将完成，第二个作战计划尚未开始，他决定利用短暂的间歇时间，回濠州省墓。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从南京起身。随从的还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叫刘大，一个叫曹秀。
第二节 父母坟前
刘大就是慨然送地，使自己得以安葬父母的刘继祖的儿子，曹秀则是当年拿出自己所有家底置办礼品送他入皇觉寺为僧的汪大娘的儿子。他们是朱元璋终身难忘的两大恩人。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已经成为红巾军镇抚大将，这年年底，他在濠州城意外地见到了前来投奔的刘大和曹秀，惊喜非常，说“吾故人至矣”，忙问刘继祖夫妇和汪大娘的情形。原来汪大娘在朱元璋投军不久就去世了。到至正十三年初，刘继祖也病故了，家里只剩刘大一人，年小力薄，遂和曹秀一起来投奔。朱元璋闻听，“惨怛动容”（《凤阳新书》，《刘继祖传》），留下他们作了自己的贴身护卫。虽然二人才能平庸，不堪大用，朱元璋对他们却一直另眼相看。两人屡次请缨到前线作战，朱元璋都没有同意，说，我不会让你们冒生命危险，那样对不起你们的父母！
这次回乡，朱元璋特意带上这两个人。除此之外，他还特意带上一名博士官（许存仁）和一名起居注官（王祎），来记录他这次必将载入史册的“太祖还乡”。原来的流浪和尚现在已经成了即将登上帝位的“吴王”，这种巨大的身份变化使这次回乡一定比普通的衣锦还乡更具戏剧性。
刚刚上路之际，他还想摆设全套吴王仪仗，可一出南京城，他已经心如归鸟，把仪仗甩在身后，命令士兵日行百里，仅用三天，就奔到了故乡。
跨过村边那条小河，村头那棵老白杨还在，可其他都已经面目全非：村边那座规模不小的皇觉寺，而今只剩几条低矮的残墙和数堆瓦砾。村中一座座房屋倾坍破败，原本一百多家的村庄，而今只有二十多户还有人烟。自己家的老院子里，荒草已经近人高，三间草房，早已塌了顶落了架，朱元璋一行人的接近，只惊起了一窝鸦雀。
朱元璋内心一阵酸痛。
二十几户乡亲被马蹄人声惊起，战战兢兢地在门口向这里张望。在确定这不是一伙劫掠者后，人们渐渐聚集到了朱元璋家的老院子里：一个个鸠形鹄面，面带胆怯，衣衫褴褛。
朱元璋首先认出了小时候的玩伴刘添儿。添儿比自己大两岁，今年应该四十二，看起来却像是五六十岁的光景，腰弯背驼，面目黎黑，瘦得如同一具骷髅。小时候，刘添儿处处关照他，在自己吃不饱的时候，经常掰给自己半个饼子。如今，竟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朱元璋眼眶湿润，向他走过去：
“添儿？是你吧？”
刘添儿满脸迷惑，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