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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万民于水火。他取天下，是从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到了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着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
朱元璋认为，带头作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这就是所谓“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至于为什么首乱不祥呢？朱元璋笼统地解释说，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尽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发难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称之为“愚民”，说他们是“作乱”。然而没有流血，怎么会推翻无道的旧王朝，又哪来的新王朝？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享受首乱者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成果，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
费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又继续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有天灾，“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饿死强于战死，比起那样被杀死的，活活饿死还很“优游”舒服，相当享受呢。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个侧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也就是说，剩下的大部分，打了半天仗，也不过落了个普通军民，既然这样，何苦费事一回呢。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
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
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当初啊，我亲眼见着许多大户人家，普通人家，穷苦人家的人跟着造反。那可相当苦啊：抛弃田地家产，一家老小跟着风餐露宿。早上出去打仗，父子兄弟都去了，回来时，四个人往往死了两三个。不长时间，这一家就剩不下什么人了。
他通过这种“亲身经历”来谆谆告诫百姓不要起来造反。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要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理论。朱元璋的理论是，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换言之，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即使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意思是，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他们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人世间所有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是为他服务的。朱元璋袭用孔孟之道，是因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他当然可以改造它甚至消灭它。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
第七节 刘伯温的悲惨下场
除了教育百姓外，朱元璋还要抓官员队伍的思想建设。
朱元璋做事的特点是考虑极为长远。在与元朝作战之时，他已经想到了未来王朝的巩固问题。所以，遇到那些宁死不屈的元朝官员，他权衡利弊后，挑出几个，大加表彰，借此在自己的大臣中树立“忠”的观念。
元太平路总管靳义在太平城破时投水自杀，朱元璋称之为“义士”，下令“具棺敛葬之”。元将领福寿死于集庆，石抹宜孙死于处州，余阙死于安庆，他也一一加以礼葬和祠祀，以彰其“忠”。他夸奖福寿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福寿之谓乎？为人臣者当如是也。”
蔡子英为元至正中进士，累官至行省参政。元亡被明兵捕获，押至京师。朱元璋久闻其名，以礼遇之，但蔡子英不为所动，在羁所大哭不止。
“人问其故，曰：‘无他，思旧君耳！’”朱元璋闻听，十分感动，“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命人给了车马路费，送他到北方草原去找北元皇帝去了。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有力地向天下人宣示了他对“忠诚”这一品质的推崇。
朱元璋善于招揽人才，许多故元的将领文臣投奔到他的麾下，为他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在奔向帝位的途中，他对这些人毕恭毕敬，遵礼有加，比如刘基因为做过元朝臣子，不想出山，朱元璋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劝他出来，又对刘基非常尊重，每次都“称老先生而不名”。
然而，开国之后，当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刘基为朱元璋的事业，可以说尽了肱股之力。没有刘基，也许就没有朱元璋的天下。因此，当元顺帝北逃、皇子买的里八剌被送到南京时，他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欢欣鼓舞，文思泉涌，写了一封祝捷文章，正要给朱元璋送上时，朱元璋却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因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做过元朝官员的人，不要参与庆贺。
这对以刘基为首的在元朝当过官的人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朱元璋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以“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刘基易主求名，是“大节有亏”，犯了原则性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在大封功臣之时，只封他一个伯爵，不久就把他赶回家里，最后还听任其政敌将他害死。
元翰林学士危素在元亡之际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十分信任。危素也卖命尽职，为朱元璋做了许多工作。可是天下大定之后，朱元璋看他就有些不顺眼了。有一天，朱元璋坐在东阁侧室的屏风后面，危素从屏风外慢步走来，履声橐橐（tuó）。
朱元璋问：“谁？”
危素答道：“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称老臣，就嘲笑说：“我只道是文天祥来！”
元顺帝有头大象，能在宴会上起舞助兴。明军攻入大都后，把它运到南京。有一次朱元璋宴请群臣，叫人把大象牵来，要它起舞，这头大象却趴在地上不动。朱元璋一气之下，下令把大象宰了。第二天，便借这件事，叫人制作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危不如象”，一块写着“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左右肩，把他羞辱一通。
后来，御史王著等人上书，弹劾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朱元璋下诏把他贬到和州去看守余阙庙。不到一年，危素便郁闷而死。
这样的例子不止危素一个。许多元朝降臣都是“始虽荣遇，终必摒辱”。
第十一章 任意摧残：对知识分子的软硬两种手段
第一节 “胡萝卜加大棒”
如前所述，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善于任用读书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开国之前，他对知识分子毕恭毕敬，十分热情。
开国之后，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前后发生过很大变化。
开国初年，他仍然十分重视人才工作。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都急需人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来充实自己的官僚队伍。
他继续打天下时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找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洪武元年徐达北伐，朱元璋命他一边作战，一边注意访取人才。徐达毕竟是武人，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赴京，不动身就动武。朱元璋得知，即发布公告，进行安抚，说：“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
不过，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形势不可逆转，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他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也时常不自觉地失去耐心，露出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县的夏伯启叔侄想做元遗民，不愿当官，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了。朱元璋闻知大怒，夏伯启叔侄被枭首示众，全家都被籍没。和夏伯启叔侄一样被朱元璋杀死的还有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他们也是“被征不仕”，结果是“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
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
朱元璋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