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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陆上校在赴任该职之前，曾接到杜先生的电话，但人却从没有见过。在陆上校的想象中，杜先生应该是一个膀大腰圆的人，因为他的声音即使在电话上听起来依然震耳欲聋。但事实上，杜先生怎么看都是文弱的，个儿不高，块儿不大，戴眼镜，发谢顶，迈小步，抽纸烟，穿布鞋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样子，朴素的知识分子。
这一天，是绑架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陆上校刚从医院回到家，他的副官小许就驱车上门把他接走了，说是局长要见他。局长就是常务副主任，三号院的实际头脑，可能是副主任的称谓和他行使的权力有点不吻合，太文绉绉了，私下里人们都习惯喊他局长，不带姓的。为什么？因为他姓傅，又因为名义上杜先生兼任着局长，叫他傅局长，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傻。
到了单位，陆上校在车里就看见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停在他们的办公楼下，位置特殊，和上峰局长的专车并排停在一起。
上校问：“那是谁的车？”
副官答：“不知道。我走的时候没看到这辆车，说不定是哪个大人物的，看来今天不光是局长想见您哦。”
副官说着笑笑，他的主官却笑不起来，他阴沉着脸，回顾着连日来发生的奇怪事，心里有点忐忑。车停了，他没有马上下车的意思，对副官试探性地问：“我的事，这楼里大概人人都在念叨吧。”
副官如实说道：“嗯，大家都在猜测绑架你的到底是哪一路人。”
上校没好气地说：“当然是鬼子。”
副官讪讪地笑：“是，我也跟大家这么说。”
可如果是鬼子，又凭什么好好地放人了？陆上校想，这是个问题，他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问询，自己是无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因为他自己对这次遭遇也感到一头雾水。也许，局长紧急召见他，会告诉他一些情况……他这样想着下了车，看着熟悉的办公楼，竟然有些陌路的恍惚，双腿有些发软，迟迟迈不开步子，好像是置身于异地险途。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他走进局长办公室。
局长站在桌子旁，正对着他的座椅在低声说话。仔细一看，他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侧着脸，低着头，从上校的视角一时看不到他的正面。不过，从局长难得一见的谦卑表情和口气来看，此人来头不小。
上校上前，一个立正，报告：“局长，我来了。”
局长迎上来，看看他的伤口，问道：“怎么样，好些了吧？”
不等上校做答，椅子上的人站起来，看看他，说道：“他们下手真狠啊。”因为个子矮，他站起来也并不显得高，但高人一等的派头是明摆着的，他目中无人的目光，他底气十足的声音，他反剪着双手的样子，他的金丝眼镜，他的平底布鞋，他的纹丝不乱的稀疏的头发。
局长的目光一直紧随着此人的目光，一边对上校笑道：“还不赶快行礼，不认识吗？杜先生。”
如雷贯耳！
上校连忙一个笔挺的立正，声音洪亮地喊道：“首座好！”
杜先生面对着他，似笑非笑地说：“你就是陆涛，久仰大名啊，今日一见，果然气宇不凡。幸会，幸会。”
上校毕恭毕敬地说：“首座过奖了，陆某不才，请首座多多赐教。”
杜先生摘下眼镜，擦拭着镜片说：“客套话就不说了，我想我已经很了解你，你递交的工作报告是我最喜欢看的，有东西，文笔也是一流的。我们边走边说怎么样？”说着，开步要走的样子。
上校下意识地问：“去哪里？”
杜先生看看局长，笑而不答。
局长脸一沉，训他：“杜先生让你走，你跟着走就是了，哪有那么多问的。”
杜先生回头对陆上校笑道：“走吧，我不会绑架你的。”言毕，率先走出去。
陆上校犹犹豫豫地跟着，心里有种火星子噼噼啪啪冒开来的感觉。他听出了首座的弦外之音，他预感到，首座要带他去一个重要的地方。
笑话，那地方怎么能用普通的“重要”二字来形容？事实上，没词儿可以形容！偌大的中国，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陆上校还不配知道地址，所以他跟杜先生上车不久即被戴了眼罩，离开时也是同样的待遇。和几天前的绑架被蒙头不一样的是，戴眼罩不是吓唬人，不是搞阴谋，而是神秘，是程序和待遇。国人四万万，国军四百万，有此待遇者不过几十人。这天下午，年仅三十三岁的国军上校陆涛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蒋委员长。
像在梦中一样，委员长穿着藏青色斜襟长衫，趿着黄色软皮拖鞋，手里捧着一块产自浙江昌化的、形如心脏的大红鸡血石。在他面前踱了两圈步，说了两句话，不到一百个字，会见就结束了。话少，但信息量大，一句顶一万句。第一句话落地后，这个国家多了一个新的秘密机构：五号院。第二句话出口时，陆上校已经摇身变为少将，一方之主，五号院的大管家。
临别时，委员长把那块心形的大红鸡血石和一个暗红的檀木底座一并送给他，对他说：“拿回去，把它放在你新的办公桌上，记着我今天对你说的话，干你的事，只有一种情况下你可以对我变心，就是这块石头变色了。”
陆上校接过石头时身子不由得矮了一下，仿佛这块石头重有千斤。他清楚地知道，当他接下这块石头时，自己已经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他成了一个必须隐姓埋名的人。他从此有了莫大的权力，但也有莫大的责任。这个责任需要他用一生去完成。
总之，杜先生跟陆上校唱了一出诱人的苦肉计，他吃了一顿打，经受了灵与肉的考验，结果是得了个大便宜：官升二级，成了五号院的实际头脑，像傅将军之于三号院。
在以后的日子里，五号院将有一个全世界通晓的别名，听上去阴森森的，黑糊糊的，叫“中国黑室”。这不是一个凡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天才的角斗场，负责侦听和破译日本高级军事密码。
第二章
一
当黎明的天光照亮太平洋绿黑的海面时，一只灰色的海鸥停落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的甲板上，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第六只……第六十只、第七十只、第八十只、第九十只……第九百只、第一千只、第一千零一只……海鸥像蝗虫一样扑来，意味着附近有无人岛屿，也意味着今天的天气不错。
天气果然不错，黎明的天光逐渐变成了清新的阳光。连日来，太平洋上淫雨不绝，憋闷多日的旅客纷纷走出船舱，像海鸥一样会聚甲板，把海鸥驱得四散。一时间，海鸥的啼叫声盘旋在空中，遮天蔽日，久久不散，仿如天空被挤爆了似的。
但终归是散了，只有很小一部分，在空中盘旋一阵后又返回来，停落在船上。有的停在旗杆上，有的停在天线架上，有的停在瞭望台上，更多的停在人眼看不见的地方：舱顶、舷壁，或者某个角落，某根绳线上。
早餐时间到了，粗犷的汽笛声照例拉响，把停落在四处的海鸥惊得直插空中，凄凄而啼。它们很快在空中聚集在一起，互相安定，组成了不规则的队形，振翅而飞，飞啊飞，把站在甲板上观光的旅客的目光都吸了去。
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一群海上最普通的鸟而已，乱杂杂的一片，像漂在海面上的一大摊油污。因为没什么好看的，看的人看一会儿也就不看了，只有一个人，戴一顶米色鸭舌帽，二十七八岁，面相英俊，他似乎没见过海鸥，久久地凝望着，目光很静，像发现了什么。他有一个同伴，是一位打扮入时的漂亮小姐，挽着他的手，用他凝望海鸥一样的目光，凝望着他的脸，亲爱，贪婪，有如睡了一觉，一夜没看他了，要把它补回来似的。
小姐手上握着一只怀表，功能已经调至秒表，长长的秒针正在紧张地嚓嚓嚓地走着，有点时不待人的感觉。小姐偶尔看看秒针，拇指按在按钮上，似乎准备随时按下去。
随着青年喊一声“停”，小姐马上按下按钮。
青年问：“多少秒？”
小姐答：“十六秒。”
青年说：“没有上次快。”
小姐问：“这次是多少只？”
青年答：“三百七十一。”
小姐默默算了一下，笑道：“差不多。”
青年脱口而出：“慢了零点四一秒。”
海鸥在天上飞，飞呀飞，天高任它飞，不成规则，不解人意，不听召唤。倘若只有三十七只，要数出来也许不难。但放大十倍，就难了，几乎不可能。因为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数出来，否则队形要发生变化，队形一变化，阵容就乱了，前功尽弃。如是这般，你便成了希腊那个推巨石上山的可怜的西西弗斯了，永远要从头开始，无休无止。三百七十一只海鸥，即便画在纸上，固定不动，要用十六秒数出来都是困难的。这个速度相当于以一目十行的速度看书，还要只字不漏，目力绝非常人所有。何况现在这些海鸥正以仓皇而逃的速度振翅飞翔，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可思议！
但问题似乎不在这里。问题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奇怪的。谁会去数天上的海鸥？而他已经数了一路了，从大西洋数到太平洋，从天上数到地上，从室内数到室外。昨天早晨，大雨滂沱，东南风，他醒来时，看到舷窗玻璃上落满密密麻麻的水珠子，他几乎只看了一眼，就告诉他身边的女人，玻璃上有大小共计一百一十一粒水珠。
这是一个怪人，他叫陈家鹄。
他身边的小姐，严格地说已经不是小姐，他们已经成婚，是他的太太了。这是两个月前的事，他们相识已有五年之久，但婚嫁的事情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起因是陈家鹄要回国了，他担心一身民族正气的父母大人不同意他娶这个女人，便在回国前订下终身，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先斩后奏了。
陈家鹄回国是因为国难当头，祖国的大片山河沦陷，包括他富庶的浙江老家也已经被东洋铁蹄践踏，可他娶的这个女人，却是“铁蹄之女”——日本人！
问题就在这里，仓促成婚正因于此。
女人叫小泽惠子。
二
不论是三百七十一只海鸥，还是一百一十一粒水珠，还是其他类似的情况，惠子从来不会怀疑她丈夫报出的数字的准确度。
“不可能出错的，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她总是用这种反复、加强的口气安慰那些质疑的人，“他会穿错袜子，会认错人，但不可能算错数字，绝对不可能。”
惠子其实不是个爱说话的人，更不爱说大话、狠话。她用温顺的表情与人交流、点头、微笑，专注的目光，因为羞涩而泛红的面颊。她像一棵小草，气质是静的，低调的，温存的。她总的说是个倾听者，面部言语丰富，说话小声小气，与她的年龄不吻合。她已经二十四岁，但诚恳、客气的举止，敛声敛气的样子，更像个十八九的少女。少不更事，弱不禁风。但说起丈夫对数字非凡的敏感和特异秉赋，她总是出言果敢，不留余地，变了个人似的。
这是因为，她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五年前，陈家鹄和惠子刚相识不久，首度相约出游，去京都。那时惠子是早稻田大学数学系二年级的学生，长她四岁的陈家鹄是同系教授炎武次二的弟子。一个偶然的机遇，他们相识了，互有好感。暑假，两人带着一种暧昧的热情去京都旅游，搭乘的是夜班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