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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室里的贼就是她！
她是怎么露出尾巴的？首先是在木桶里洗澡这一关没过好，被所长作为六分之一揪出来了。就是说，三十四个人，通过洗澡洗出去了二十八个，剩下六个被所长盯上了。理由各个不一，比如这位马姑娘，有个怪动作，没有脱内裤。三十四个人，男女老少，就她一个人没脱干净。为什么？所长无法分析出具体原因，应该说有多种可能，但其中也许有一种可能，就是她心里有鬼，怀疑到这次洗澡是一次打鬼行动。她就这样被拎出来，成了六分之一。严格地说，仅洗澡这个环节她没有成为头号嫌疑人，顶多排中间吧。
她的问题出在第二个环节上：想上街。老孙布网，贴了个通知：所里决定周末安排四名代表上街购物，请有意者报名，云云。最后，全院共有九人报名要上街，六个嫌疑对象中只有两人报名。
这下好了，她成了二分之一。
只剩下两个嫌疑对象，可以派人二十四小时盯梢。盯了三天三夜，她的疑点步步高升，最后终于被锁定。她干了什么？这要从她的工作说起，她在破译处密电分析科工作，负责密电基本面的分析判断。按程序，侦听处抄收的电报首先要交给他们科室看，做基本面的初步分析、归类：空军的归空军，陆军的归陆军，例报归例报，突发急电归突发急电，并提供相应的敌情资料。有经验的分析员对有些常见的电报，甚至可以判断出电报的大致内容，提供一些破译关键词、关键数据。打个比方说，他们就像排球场上的二传手，是破译师的架子、搭档。破译师拿到的电报，事先都经他们看过，分析过。眼下，虽然没有破译师，但他们的工作照常在进行，那个把木桶幻想成男人的钟姓妇女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她有五个同事，包括科长在内。
科长姓刘，是个湖南人，四十五岁，经常生吃辣椒，吃得满脸通红，鼻头常年充血。陆所长安排他监视马姑娘后，那几天他的鼻头就更红了，像红辣椒似的。后来，眼睛也红了，因为他发现了马姑娘惊人的秘密：她看电报时居然在做手脚！
怎么回事？分析师看电报时，一般手上都捏着铅笔，发现个别数字写得模棱两可，会描一下。侦听员在抄录电报时，因为信号不好，或者报速太快，有些数字会写得不规范，潦草。分析师经常看他们的电报，熟悉他们的字体，对个别书写不规范的数字会修正一下，以免破译师猜错。刘科长在监视中发现，马姑娘不是在修正，而是在篡改：笔头一画，“0”变成了“9”，或者“6”；一勾，“1”变成了“4”，或者“7”。
这哪是传球，这是捣蛋，搅浑水！可想而知，这样的电报破译师是永远破不出来的，因为基本面被破坏了。她怎么会干这事？不言而喻，她不是党国的忠诚卫士，而是内奸，贼！
证据确凿，可以审讯了。
“知道为什么要带你到这儿来吗？”
“不知道。”
“那么你知道我们黑室有内贼吗？”
“不知道……”
毕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是临时拉入伙的，哪经得起审？说第二个“不知道”时声音已经颤了。审第七个问题时，恐惧的眼泪夺眶而出，招了，认了。老孙很开心，咚咚地上楼去报喜。他知道，今天陆所长在这里接待赵子刚等破译师候选人。
半个小时后，陆所长接待完人，和老孙一同下来，准备挖出内贼的上线或下线。开门一看，傻掉了，凳子四脚朝天，人的双脚也离地了，悬在空中，微微晃悠。举目看，眼睛睁得大大的，舌头伸得长长的，但永远不可能收回去——也就是说，永远不可能吐字发音了。
她上吊了！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忠心——对她义哥。冯警长就这么躲过了一劫，有点死里逃生的幸运，似乎暗示着他日后必将大干一番。
二
天堂巷和渝字楼相距不足三公里，这会儿陈家来了一位客人，没进门，就家鹄家鹄地喊。待走进院门，看见陈家鹄的父亲躺在廊道的凉椅上看书，便喊了声：“陈伯伯，您好！”
来人叫石永伟，身上有股棉絮的味道，仔细看一定可以在头发里发现棉花屑。这跟他的职业有关，包括他说话总是提着嗓门，高八度，也属于他的职业病，要压倒隆隆的机器声呢。他是陈家鹄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可以说也是惠子的校友。石永伟看陈父手上捏着书，亮亮堂堂地说：“陈伯伯，人都打仗去了，您还在做学问啊。”
陈父哼一声道：“现在谁还有心思做学问，国难当头，学生们都忙着抗日救国，没心思上课。我一把老骨头，学校让我提前退休了，没事干，只能拿本书消遣消遣。”他晃晃手里的书，笑了，“这就是我一辈子打的仗，天塌下来了我也丢不掉，你是来……”
“看家鹄啊，”石永伟道，“听说他回来了。”
“回是回来了，可是……”陈父看看楼上，迟疑着。
石永伟是个急性子，又抢过话头，“可是出门了是不？该不会是去看我了吧？”
陈父支支吾吾，“嗯，不清楚……不知在不在家……可能出去了……”
陈家鹄一边从楼上下来，一边搭着腔：“爸，我在家呢，谁来了？”
“家鹄，是我！”
“啊哟，是你啊！”
“说，我是谁？看你还认不认识。”
“石永伟！”
石永伟高兴地一把抱住陈家鹄：“好，亏你还记得我。”陈家鹄对着他耳朵悄悄地说：“不但记得你名字，还记得你的绰号，石板桥。”石永伟哈哈大笑：“我也记得你的绰号，陈家鸟！”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笑声四起。石永伟的嗓门真是在机器声中练出来了，连个微笑的声音都响得在屋宇间乱窜。惠子本来在睡觉，被吵醒了，听到楼下有客人便起了床，准备下楼。走到楼梯口，陈家鹄母亲喊住了她。母亲在拆一件旧毛线衣，毛线散落一地，要绕成一个团子，确实也需要有人帮个手：一人拆，一人绕。母亲的房间正好对着楼下天井，楼下的声音传上来，惠子听得清清楚楚。
“李政说你去成都出差了。”
“是去进货，昨天夜里才回来，所以没去接你啊。”
“听说你当大老板了，手下有几百个人。”
“所以忙啊，人越多越忙，我哪有你的福气，人还在太平洋上，人家李政已经给你腾出了位置。”
“好吗？”
“当然好啰，干的是抗日救国的大业，但又在大后方，不会日晒雨淋，更没有枪林弹雨。别犹豫，兵器部的待遇好得很，李政现在又是大权在握，去了保你满意。”
“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那边用得上我。”
“他下面有个武器设计研究所，有你的用武之地。”
石永伟突然想起，“哎，惠子呢，不是也回来了，人呢？”
陈家鹄说：“在睡觉，路上太辛苦了，我去喊她起来。”
石永伟说：“就是，我不但是你的同学，也是她的同学呢。”
惠子这才被陈母放下楼来，与石永伟见了面。往事并不如烟，但面前这个女人怎么也勾不起石永伟对往昔的记忆，她穿得这么朴素、老气，一件完全中国式的印染花布衬衣，像泥土一样抹在身上，顿时让惠子显得乡气、土俗。连陈家鹄都觉得怪异，不由得想发笑。衣服是陈母从箱子底下找出来的，惠子想融入这个家庭，讨老人家欢喜，结果搞成戏剧了。陈家鹄忍住笑，凑近她，从头到脚细细地观察她，像在观赏一件神秘的天外来物。终于还是忍俊不禁，以石永伟的口吻笑道：“惠子同学，你在搞什么幽默，黑色的还是蓝色的？”
“No！No！不该叫同学了。”不等惠子回答，石永伟接住话头，对惠子说，“在早稻田时你还算是我的同学，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我嫂子了，该叫嫂子才对，是不是？”
“你还是老样子，嘴巴这么快。”惠子红着脸说。
“可你变了，惠子，我要在街上碰到绝对不敢认你。”石永伟的眼睛绕着惠子转了一圈，对陈家鹄说，“哎，你发现没有，惠子的长相变了。”
“是穿扮变了。”陈家鹄笑道。
“真的，我看她越来越像你了。”石永伟认真地说。
“你胡扯什么。”
“我没有胡扯，这是有道理的，俗话说相由心生，这说明惠子心里装满了你。”
“你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没有她，只有我自己。”
“你就是她，她就是你，你们已经合二为一。”
石永伟十分健谈，聊了半个上午才走。陈家鹄要留他吃午饭，说李政待会儿可能也会来。石永伟却摆摆手说：“不吃了，不吃了，我还有事，改天再聚吧。”他确实有事。他不是一般的老板，而是一家军用被服厂厂长，半个身子在前线，忙得很。
这会儿，李政在哪里是陈家鹄怎么都想不到的。这是个秘密：他在机房街七十号。这是八路军重庆通讯处的办公所在地，也是目前八路军在重庆的最高组织机构，负责人是个宁夏人，回族，组织代号“北斗星”，同志们都叫他“天上星”。以后，该处将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二为一，改组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下设六组一科。一科就是外事特工科，主要负责外情联络和地下组织发展工作，由天上星担任领导。这是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工作保密度高，需要埋名隐姓。为此，同志们延续了老称呼，依然叫他天上星。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李政怎么会在这儿？
李政其实是延安的人，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发展他的人正是天上星。这会儿，李政和老钱正坐在天上星办公室里，等待天上星接见。天上星的秘书小童，正在给他们泡茶。他泡好了茶，递给老钱：“来，喝茶，天上星同志接个电话，马上就出来。”老钱象征性地喝了一口，笑道：“听说大首长最近在重庆？”大首长指的是周恩来，这段时间他经常在武汉、重庆两地跑。
童秘书笑着摇摇头：“这是秘密，我不知道。”
老钱说：“武汉要守不住了，我们可能都要过来了。”
正说着，高大、魁梧、黝黑的天上星从里屋出来，一见老钱，如见故人，很亲切，“你就是老钱啊，你好，你好，我们在电报上已经多次联络过，这次辛苦你了。”
老钱紧紧地握住天上星的手，“哪里，哪里，应该的，我没有完成任务，没能说服他去延安，惭愧哪。”
天上星请老钱和李政都坐，自己也坐下，慢条斯理地说：“这没什么，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组织上本来就没有这么乐观，安排你们接触他一下，主要是想试探试探他，看他对延安是个什么态度。”
老钱说：“态度是比较消极的，我感觉他对延安不是很了解。”
“不了解很正常。”天上星说，看看李政，“他离开祖国已经好几年了吧？”
“嗯，五年多了。”李政接过话头，信心满满地说，“我相信以后他会了解的。”
天上星指着李政对老钱说：“他是陈先生的同乡和老同学，这次陈先生回国他是引路人。”
李政对首长说：“我刚才都已经跟他说了。”
老钱看看李政，笑道：“你说迟了，我要早知道这些情况，就不会这么贸然动员他去延安了。”
天上星看看两位，“你们以前认识吗？”
两人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