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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答复，在文字上最痛快而漂亮：德国从一开始便巳不但确定了、而且完全实行了，在它的中国“领有地”之中，对任何一国的人民“予以贸易上、航务上、商业上的平等待遇。”又说：“德国在远东的政策，事实上正是门户丌放政策。”
法国的答复更加漂亮：它希望在全中国各国人民一律受到平等待遇，尤其是在关税、港口费与铁路交通的运费这三个项目上。
俄国的答复最不漂亮：“关于怎样收取关税的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决定。”换句话说，倘若中国自愿绐俄国人以特别优待（实际上已经给了），这不干你美国的事。俄国是惯于偷了东西又否认的，又说：“俄国从来没有存心为自己的人民索取特权，而把别的外国人摒斥在一边。”
剩下的日本与意大利，这两国对海约翰所要求的承诺欣然同意。意大利在华虽没有租借地与势力范围，却也厚着脸皮，向美国承诺给予他国人民以商业上的平等待遇。
《细说清朝》一三○、百日维新
在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前一年，亦即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百日维新，一是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八月初六日结束，实际上共有一百零二天。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间，光绪皇帝一共下了二百零五条谕旨与密诏，其中十分之八九均与“维新”有关。其中真正见诸实行、不曾被慈禧太后于戊戌政变之后一笔勾消的只有一件，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巾所强调的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于民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
实际上，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计划，在维新以前的三年便已决定。这计划之所以能见诸施行，应该归功于光绪皇帝在维新期间的一股冲劲。
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光绪选中了孙家鼐。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这时候官居吏部尚书，年已七十一岁。 光绪在五月初五日加给孙家鼐以协办大学士的名义；十五日，派他“管弹京师大学堂”；同一天，赏给梁启超以六品官衔“办理译书局”，将译书局与另一机构“官书局”，合并在京师大学堂以内。
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是由梁启超起草的、它不仅是规模宏大的一所大学，而且有“统辖各省学堂”之权，所以实际上成了“教育部”的前身。泽书局呢，堪比于后来的国立编译馆。
创办京师大学堂与译书局，都是很好的事，虽则也有人反对，但尚不致阻碍多少人的出路，打坏多少人的饭碗。
然而，光绪（在五月初五日）下诏废了八股：“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策论。”这就正如张之洞所说，得罪了几百个翰林、几千个进士、几万个举人、几十万个秀才与几百万个童生。尤其是其中的举人、秀才、童生，他们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学会八股，等于白学。
另一项改革，谕令将全国的庙宇、寺院、祠堂，凡是不在“祀典”的，连同其庙产、寺产、堂产，一概改为学校。所谓“祀典”，指国家的大典，那末不在“没收”之列的仅有太庙、天坛、社稷坛与孔子庙、关岳庙了。于是，全国的和尚、尼姑、道士、管祠堂的各地各家族族长，也都成了维新的敌人。
更严重的一项改革，是裁撤骈枝机关。光绪在七月十四日下诏书，把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统统归并到礼、兵、刑三部，又裁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为这三省已各有其湖广总督、两广总管与云贵总督）。专管河工的东河总督，与若干非产盐省份的盐道，非运粮省份的粮道，以及无地方行政责任而专管水利、盐场、巡捕的同知、通判等等，也完全取消。于是，极多的冗员丢官，也恨死了维新二字。 最严重，同时也确是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计划，是关于设立“制度局”的事。这“制度局”原为康有为在正月初八日的“第六次上书”中所建议的。光绪在二月十三日才看到这“第六次上书”（被恭亲王搁了一个多月），立即批交总理衙门大臣会议。那些总理衙门王大臣拖到六月间，被光绪催促，回奏说不能设立。光绪改交军机大臣议复，军机大臣们也表示在大体上不赞成。光绪于是又电征各省督抚意见，有些督抚竟然连回电也没有。 这“制度局”是什么呢？是一个起草宪法的机构，实行宪法的一个“事实上的新政府”。康有为说得明明白白：“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他又说：制度局之下，“设十二局分办新政”。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康有为的勇气与光绪的魄力，均令我们佩服。可惜这两人均是热心过份，经验毫无。他们似乎以为，只须他们两人一君一臣情投意合，便可以把旧势力、旧制度以若干张诏书一扫而光，并且立刻可以在腐败专制的废墟上，建筑起君主立宪的画栋雕梁。
结果是，一切的一切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都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广州）人，生于咸丰八年，在百日维新之时年四十一岁。他的文章很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在学术方面涉猎亦甚广泛，始则受业于朱次琦，窥见宋明理学的堂奥，继则私淑于王辏г耍怨蜓傻乃轿⒀源笠宸⑸茫詈蠖亮私现圃炀钟牍阊Щ崴霭娴娜舾晌魇橐氡荆竦昧斯赜谕夤话闱樾蔚谋砻娴牧私狻Ｋ皇笔彼枷虢绲囊桓鲇行娜恕�
他幼年专攻八股，由秀才而举人，其后在光绪十四年与二十一年以举人的资格向皇帝上书，第一次是单独行动，第二次是联合了六百人以上共同行动。这两次所上的书，均被“大臣”吃掉，不曾送达皇帝的案前。
第二次上书之时，他参加会试中了进士。于是他又以进士的资格，托都察院递上第三次上书。这一次，皇帝收到了，大加赞赏，叫人抄了四份，一份呈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督抚．其余两份分存乾清宫与勤政殿。
其后，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召觐见之时，他又上书五次，总计上了八次。
八次所上的书，千言万语不外乎“变法”二字。而他所谓变法，说到最后也只是“君主立宪”，以日本与英国为榜样。
光绪皇帝被他感动。朝中大臣如翁同龢、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陈宝箴等，也都被他感动。被他感动得最彻底的奠如他的学生、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于十九岁的时候（光绪十七年）到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学。从此，他作了康有为的信徒，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为止。
梁启超在十七岁中举，主考是贵州省贵筑县人李端棻。李端棻爱他的才，把堂妹嫁给他。这一年，是光绪十五年。
不久，他拜康有为为师。康比他年长十五岁，这时候已经从北京上了第一次书回来，名震天下。次年，康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一个私人讲学机构，称为“万木草堂”，梁就成了经常听讲的弟子之一。其他的弟子有陈礼吉、麦孟华等人。
万木草堂在光绪十八年移到卫边街邝公祠，在光绪十九年移到府学仰高祠。梁启超一直随着康有为“搬家”。康的一套理论，在这三年之中启发了梁启超的智慧。
其后康、梁二人在思想上发生歧异。康醉心于廖平（季平）的所谓“今文学”，而更进一步认为《周礼》、《左氏春秋》、《诗经毛氏传》，都是王莽叫刘歆伪造的（《新学伪经考》），又认为尧舜“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极寻常”（《孔子改制考》）。梁呢，在从康以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史基础，喜欢实事求是，不欲卷入“今文”与“古文”之争，更不愿附和“孔子改制”之说。康的成见甚深，一言既出，宁死也不认错，自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则“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
然而师生二人均十分爱国，均确信中国惟有“立宪”才能转弱为强。
至于立什么样子的宪，有什么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宪，康不曾加以深思熟虑。梁在当时年纪还轻，只是受康的驱策，作奔走宣传而已。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康、梁二人与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都在北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就联合了各省的举人六百名（连他们一共是六百零三名）分批“上书”，交到都察院，其后又全体联名签署了一封“万言书”，也交到都察院。但是都察院始终不肯转给光绪皇帝。
这万言书是康氏八次上书之中的第二次。万言书内的意见极多，开头是反对“马关条约”，主张不予批准换文，迁都关中（陕西）或太湖流域，对日长期作战。其次是有关富国强兵的种种措施，如练军、选将、制械、筑铁路、造轮船、制机器、开矿、铸银元、印钞票、办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等。再其次是启迪民智，如立学校、办报馆，文科举以策论代替八股，武科举以兵法与战术代替弓马。最后是，改革官制，裁撤闲散机关，成立国会。 这一封万言书，是梁启超写的，但全由康有为授意，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核正。
“举人”只是一种学位，不是官阶。几百名无官阶的“布衣”，连名向皇帝上书，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种创举。康、梁不愧为“开风气”的时代先锋。
他们而且“聚众集会”。第一次会，是在四月初六日左右，开会的地点是明朝忠臣杨涟的故宅松筠庵，被邀的便是各省业已赞成联名上书的举人。
三个月以后，康、梁又在北京创设一个“强学会”，参加的已不只是举人，而包括了当时的名流硕彦，并且获得名公巨卿的支持。
在“万言书”被都察院拒收以后、强学会成立以前，梁启超与麦孟华曾经办了一种小型杂志，称为“中外纪闻”，附在政府的“宫门抄”（官报）之内，免费赠送给“宫门抄”的阅者。办了一个多月，因“谣言纷起……送报人惧祸”，而终于停止。
强学会的大力支持者是孙家鼐。孙家鼐把自己的“孙家花园”借给强学会作为会址。另一位支持者是翁同龢。翁同龢让他的门生陈炽，出面与康有为联名请客，于宴席上提出了发起强学会的建议。其后，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也是奔走筹款的一人。
此外，翁的门生文廷式，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张之洞的门生杨锐，都成了强学会的热心份子。
袁世凯与他的好友徐世昌，也出了不少力，袁世凯本人而且捐出三百元。各省督抚认捐的颇为涌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三人，每人都答应捐出五千两。李鸿章的麾下名将宋庆与聂士成，也写下了几千两的数目。（这些款子，其后收到的不多，由于强学会成立了三个月便被查封。） 强学会之所以被查封，传说是由于李鸿章想捐出二千两入会，康、梁认为李鸿章对日主和，是一个政敌，加以拒绝。于是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提出弹劾。
在强学会被查封时（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麦孟华已经用捐得的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