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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用人”，着重在用“正人”。为了办理洋务，清廷所需要的不仅须“人”，也要“懂得洋务的人”才行。向那里找？全国根本没有，除了少到极点、像容闳那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被洋人培植出来的（被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其后他自己去了美国，进耶鲁大学读书）。
容闳向曾、李建议，选拔俊秀的华童送往美国。这建议被曾、李接受，于同治十一年实现（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实际上决定这件事的是李）。容氏在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海芬，商得若干美国家庭的同意，让每一个华童均有一个“新的家”可住，获得亲如寄父寄母的美国人的照料。前后被送到美国去的，共有一百名左右。（美国有一本书，《最先来美的一百个中国留学生》＇China’s Fir5t Hundred＇详细记载此事。）
原定的计划，是要这些孩子留在美国十五年，到学有专长才许回国。可惜，由于其中的若干位剪了辫子或信了基督教，激怒驻美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吴子登向清廷告了一状，清廷在光绪七年把他们“撤回”。
詹天佑便是这样被强迫回国的一个。后来，他自费再度留美，到耶鲁念完他的课程。
除了选派留学生以外，清廷在同治年间也很注重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恭亲王与文祥于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广东于同治三年也设了一个专教八旗子弟的“同文馆”（当时总督是劳崇光，巡抚是郭嵩焘）。
北京的“同文馆”在同治五年扩充，增加一个“天文算学馆”。入馆的学生，原以翰林、进士、举人为主，兼收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五项贡生（优秀的秀才），结果肯应考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的读书人均以学习外语和工匠之学为耻。恭亲王不得不放宽尺度，也准许捐班出身的监生与“杂项人员”应考，取录了三十人（投考的总数只有七十二人）。
这算学馆规定八年毕业，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等。李鸿章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船政学堂：也都是为了灌输洋务知识，造就洋务人才。
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恭亲王与曾、左、李在同治年间开始“树人”，收效却在光绪、宣统以后。
（六）持久恭亲王与文祥在他们的联名奏疏中所说的“持久”，正如以上的第一至第五各项，系专就海防立论，但适用于一般洋务。文祥在临死前所上的遗奏中，将“持久”二字的含意重新申述一遍：“如（王大臣）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京）内（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这是文祥的理想，文祥的希望，然而清廷满、汉大员之中，赞成办洋务的根本只是少数，怎么会“历久永远一心”呢？
当时声望最高，以提倡程、朱理学为己任的大学上倭仁，便是坚决反对办洋务的一人。
倭仁说：“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又说，如果定欲造就天文、算学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米当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慈禧太后吩咐他：“保荐几个来！”倭仁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恭亲王为了争取倭仁的支持，特地请慈禧太后加派倭仁“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同时负责同文馆的馆务。倭仁借口骑马伤足，坚辞不就。
恭亲王主持“总理衙门”很久，本该有一些作为，然而这衙门根本不是决策机构，派在这衙门“行走”的大臣时多时少，而其中没有一个是“专任”。况且，他自从在同治四年失掉“议政王”头衔后，权力远不如前。
曾国藩呢？一生尽瘁于讨洪、讨捻的军事，只是以勋臣的身份，在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任上就职权范围以内略办一些洋务，开开风气而已。他不曾当过“总理衙门”的大臣，仅仅在天津教案发生之时，兼了一个极短时期的“三口通商大臣”。所渭三口，是营口、天津、烟台。
《细说清朝》一一二、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7月21日），地点是天津东门外、运河边上的天主教孤儿院。
孤儿院的名字叫做“仁慈堂”（英译为Orphanage of Sister hood of Mercy法文原名不详）。
仁慈堂的工作是收养孤儿与弃婴。由于华人自动将孤儿或弃婴送来的极少，堂中的主持人为了“鼓励”起见，常常交给送来孤儿与弃婴的人一些零钱。
因此之故，便有若干“非孤儿”与“非弃婴”被拐子拐了送到仁慈堂领赏。儿童失踪的事越来越多，当父母的人无不提心吊胆。
仁慈堂的修女，对于病得垂死的孤儿或弃婴也肯收留，以便在他们气绝之前由神父施以洗礼，让他们的灵魂获得升天的资格。为了进一步帮助这些可怜的小灵魂升天，神父在夜间用天主教的葬礼把他们埋葬在天主堂的坟地。棺材不敷之时，就把两三具尸骸合并装在一个棺材之内。
老百姓不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他们的儿女，只晓得：第一，他们的儿女失踪；第二，天主堂坟地埋了日益增多的小孩子。 老百姓因此就相信当时流行着的一种谣言，说天主堂的神父与修父经常派人用迷药拐孩子去挖眼剖心。
曾国藩的奏疏中记载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捉拿到拐子，一个叫张拴，另一个叫郭拐。天津县的民团也捉到一个拐子，叫武兰珍。武兰珍供出；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王三处领到迷魂药，还有一个拐子叫做安三，却是“教民”。于是，当安三在“迷拐”孩子的时候，当场被捕。
在天津管海关的英国人韩仞写信给住在上海的总税务司赫德，说被捉的拐子共有四个，一齐被天津县知事杀了。（安三并未被杀。那末，加上安三，被捉的拐于总数共有五个了。）
韩仞又说，其中的一个供出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有来往，常把拐到的孩子“卖”给这华人司事。韩仞不曾说出这华人司事的姓名，很可能是指的王三。
不幸这时候仁慈堂的孤儿又染了瘟疫，有三四名相继而死，被草草掩埋，并被野狗掏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老百姓见了，以为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老百姓的愤怒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领事丰大业交涉，要求调查仁慈堂的内部实况，提讯王三。丰大业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在五月二十三日（出事的一天）上午率道员、知府、知县到了建筑在黄海楼故址的天主堂，提讯王三，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仁慈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
但是，到了下午，崇厚听说天主堂附近发生斗殴，正在派军官去弹压，丰大业却已怒气冲冲地来到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门。 丰大业身上挂了两把铳子（长手枪），一进门就对祟厚破口大骂。拨出铳子放了一响，却不曾命中。
祟厚躲进房间，丰大业在客厅里摔茶碗、拍桌子骂个不休。崇厚只得出来，劝他有话好讲。
衙门外边，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很多老百姓。丰大业不该带来了“法租界”的所谓“救火队”（fire brigade）。这救火队实际上是一种“保卫团”，由租界上有体面或房产的法国人所组成。老百姓见了这“救火队”，以为丰大业图谋占领通商大臣的衙门，很为愤慨；其后听到枪声，越发是怒不可遏。
天津县的知事刘杰，赶忙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从衙门走出，碰到刘杰又放一枪，没打中刘杰，打伤了刘杰的一名随从。
老百姓立刻行动，围住丰大业，将他乱拳打死。他的秘书西蒙，虽则身上挂了长刀，也敌不过成千的者百姓，与丰大业同时丧命。
救火队的队员四散奔逃。
老百姓一不做二不休，转到天主堂（在通商衙门东边不远），把天主堂烧了，杀死两个神父。再到天主堂东边的领事馆，杀死另一个秘书多玛散及其妻子。最后，到仁慈堂，杀死十个修女，放出一百五十名左右孤儿，然后将仁慈堂付之一炬。
同一天遭殃的，另有法国商人夏勒迈松夫妇与俄国人三名。 这三名俄国人，是被认错了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法国人。 被杀的教民（信教的中国人）在三十名与四十名之间。
英国人的教堂四座与美国人的教堂两座，同日被毁。老百姓以为这六座教堂也是法国人的。
在天津的全体洋人都紧张起来。他们于英国领事李蔚海的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自卫队”，然而老百姓其后并未对他们进攻。四天以后，清廷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离开他所驻的保定，去天津查办这个案子。
曾国藩来到天津查了一阵，认为仁慈堂的修女“挖眼、剖心确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何以知道挖眼、剖心决非事实呢？因为，倘若是事实，“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为什么说，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呢？因为“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间拿获之王三纪，静海现留之刘金玉，供词涉及教堂，在在可疑。”
但是，为了避免刺激洋人，尤其是为了避免刺激法国人，曾国藩故意把有关迷拐的一节在奏疏中“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
他而且一到天津便撤换了天津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借以博取洋人的好感。
洋人的反应是：（一）英、美、法、比、俄、普、西七国驻华外交代表联名对中国抗议；（二）法国代办罗淑亚单独要求将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与提督陈国瑞斩首抵命；（三）各国聚集了若干兵船在天津与烟台，实行威胁。
曾国藩答应赔偿教堂损失，惩办杀人凶手，但拒绝以提督、知府、知县三个无辜的人抵命。
罗淑亚一度想使用武力，但法国海军的指挥官不表同意。原因是，普、法战争已经爆发（2月19日），非得巴黎当局正式训令，不便对中国启衅。罗淑亚因此也软了下去。
曾国藩及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并不利用法国此项弱点，而一秉原定的方针进行。曾国藩一面交涉，一面大捉所谓凶手，分别请旨判刑。被判死刑的有十五人，其后又加杀五人，凑足二十颗头颅，替法国人出气。被判充军的前后共有二十五名，知府张光藻与知县刘杰被曾国藩押交刑部，请旨判以终身充军。
事后，曾国藩对人说，他明知张、刘二人无罪，而敷衍法国人只得牺牲他们。
教堂的损失，清廷赔偿十三万两。死亡者的抚恤，作为二十五万五千两。此外，赔三万两给三个被错杀的俄国人，赔二千五百两给英国教会、四千七百八十五两一钱九分给美国教会，作为重建被毁的英、美教堂之用。
清廷在天津教案未结以前，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留在天津，到津案结束以后才去京城“陛见”。
结束津案的方式是：（一）由清廷在九月十一日与十五日（10月5日、9日）连下两道谕旨，将一干“人犯”分别斩首、充军。（二）由恭亲王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在九月二十四日（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