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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任职的期间极长。
他以“议政王”的身份兼任军机大臣三年多（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同治四年三月）；其后又担任普通的军机大臣很多年（从同治四年三月到光绪十年三月；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他东山再起，于二十四年四月病故）。
他虽不是辛酉政变的主谋人，却是辛酉政变的执行人。主谋人是慈禧，执行人是他。
咸丰皇帝死在热河，载垣等八人受诏赞襄政务，不曾有他在内。他那时仍在北京，于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的《北京条约》以后，当了新创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的前身）的主持人。
他到热河奔丧，见到慈禧与慈安，密谈了一阵便安排下政变的计划，把八位赞襄政务一网打尽。
倘若咸丰于临死以前，让恭亲王的名字也列在赞襄政务的名单以内，也许辛酉政变不致发生，而慈禧掌不了权，中国近百年史便又是一个样子了。
肃顺在咸丰一朝是力量最大的权臣，他是乃兄郑亲王端华的灵魂，而端华又是怡亲王载垣的灵魂。这三人联成一气，把异己挤走（如大学士祁隽藻，翁心存），把持一切。然而，倘没有肃顺，左宗棠早就因官文之奏劾而拿解北京治罪，曾国藩、胡林翼也决不能有所施展。曾、胡的奏章到了清廷无不“报可”，全仗肃顺等几大力支持。
曾国藩的好友兼亲家郭嵩焘，是肃顺的座上之客。一代名士王辏г耍彩浅鋈胨嗨持诺娜恕�
就事论事，即使肃顺等人罪该万死，“赞襄政务”的制度并没有错。皇帝载淳的年纪太小（只有六岁），当然需要“顾命”大臣来辅佐，正如顺治初年之需要多尔衮、济尔哈朗，康熙初年之需要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
清朝并无“母后垂帘听政”的前例。太宗皇太极死后，顺治皇帝的生母、永福宫庄妃，与嫡母孝端文皇后同时被尊为“皇太后”，然而这两位太后皆未垂帘听政。其后，在顺治皇帝死时，康熙皇帝的生母佟氏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也同时分别被尊为“皇太后”与“慈和太后”，但也不曾有过垂帘听政的事。
慈禧骗取慈安的同意，利用恭亲王实行政变，确是大胆妄为，毁了清朝祖宗的家法。
她有什么把握当变相的皇帝？国家的事不简单，她既无学识亦无经验，使得中国倒霉了几十年，也断送了清朝的生命。 皇帝载淳的年号，原已定为“祺祥”，被她改为“同治”，意思是她与慈安二人同治天下。外国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把“同治”翻译成“为了法律与秩序而团结”，可谓离题甚远。茅儿斯以为这“同治”二字含有与外国人和平共处，亦即争取“光荣的和平”之意，更妙。
慈禧与慈安在事实上垂帘听政，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开始。这一日，是甲子日，她们举行一个皇帝载淳正式即位的典礼。皇帝坐在前面受王公百官朝贺，她们隔着一层竹帘，坐在后面“受用”。
这时候慈禧二十七岁，慈安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
叔嫂之间理应避嫌，然而恭亲王凡事必须入宫请示，下诏书也得呈稿，请两宫皇太后加盖一颗小印（印上是“同道堂”三个字）。因此之故，慈禧特地以儿子（皇帝载淳）的名义，颁了一道谕旨：“议政王（恭亲王）等赞理庶务，毋避小嫌”。
所好，嫂嫂有两个，而且宫中太监与宫女甚多，众目所视，却也引不起什么闲话。
并且，慈禧当时一心以东汉的邓太后自居，并无效法吕后、武后、韦后这些糟糕的女皇帝之意。
她当国以后的第一件惊人大政，便是授予曾国藩以讨洪全权，命他“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
垂帘听政，在形式上的正式开始是十一月初一，地点是宫内的“养心殿”。
到了次年同治元年元旦的一天，她又加给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的职街，以示宠任。
《细说清朝》一一一、同治中兴
同治皇帝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他六岁即位，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封阿鲁特氏为后，封富察氏为慧妃。阿鲁特氏是蒙古人，举止端庄，祖父是钦差大臣赛尚阿，父亲是状元崇绮。富察氏是满洲人，容貌娇美，父亲叫做凤鸣，其后官至工部左侍郎。
同治皇帝本人所喜欢的是皇后阿鲁特氏，慈禧太后所喜欢的却是慧妃。母子婆媳之间因此颇不愉快。
另一不愉快之处，是慈安太后虽则不是同治的生母，但天性慈祥宽厚，一向对同治十分疼爱。慈禧太后虽则是生母，但个性强，对同治管教严，同治和慈安亲，不和慈禧亲。
两宫皇太后，于同治“大婚”的次年（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实行名义上的“归政”，不再垂帘。事实上，一切军国大计仍由慈禧决定。这时候，恭亲王（从同治四年三月起）已不再是议政王，而是普通的一个军机大臣，虽则他仍以军机的身份参预不少机密，核阅不少的“票拟”（诏旨御批的文稿），不失为军机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一人。
地位仅次于恭亲王的是文祥。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学问甚好，为人正直。他是道光二十年的进士，由工部主事历官至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于咸丰八年开始兼任军机大臣，直至光绪二年五月病故之时止。
他不曾因辛酉政变而被革。咸丰皇帝仓卒离京之时，派他署步军统领，留守；其后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创立神机营，帮助恭亲王办理议和的事。
和议既成以后，清廷创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由恭亲王主持，而实际上办事的是文祥。同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另有桂良与宝筠等人。
文祥的本职，由署理刑部侍郎转为实授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他在同治十年受任“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升“武英殿大学士”。
他曾经与恭亲王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在病重垂死之时，他又单独密奏，强调：“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
同治一朝，内有恭亲王与文祥，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表面上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我们不妨就恭亲王与文祥所条陈的六事，一一检讨当时的实旋情形。
（一）练兵最新式的以洋枪、洋炮为武器的军队，在北京有八旗子弟的神机营，在上海有李鸿章从戈登接管下来的常胜军。常胜军的兵士在华尔创办之时全为洋人，其后杂用华人，最后几乎全为华人，便被并入淮军以内。
淮军继湘军而起，是曾国藩有感于湘军已有暮气而毅然信托李鸿章加以发展的，然而淮军壮大以后，其“冗杂骄佚”更有甚于湘军。
彻底的办法是招募新兵，加以严格的西式训练，成立“新建陆军”。这要等到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才授权袁世凯办理。
同治年间，所行的只限于裁减绿营兵额，酌量补以湘、淮乡勇，零零碎碎地练了一些各自为政的新兵。例如，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裁汰抚标（绿营）一千六百余人之中的老弱，“补以勇丁，分左右两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前此一年，同治七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就全省绿营内抽练六千人，仿勇营规制分地巡防”。
（二）简器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时，便已明了洋枪、洋炮的重要。他在衡阳迟迟未肯顺湘江而攻岳阳，便是为了等候从广东运洋炮来。
李鸿章的见解与曾国藩相同。李在同治元年六月写信给曾，说：“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攻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曾、李苦心筹划了几年，终于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负责去外国购买机器的，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容闳在同治二年奉曾国藩之命赴美，于同治四年将制造局办成。起初，这制造局仅是一个铁厂，其后成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兼造船厂。
在北方，崇厚于署理直隶总督之时（同治元年），也创设了天津机器局。这天津机器局到同治九年，经李鸿章加以整顿扩充，规模颇为可观。
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也自行设局造炮。他在同治五年向清廷报告说，已经造好开花炮三十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与西洋（所造的）同其功用”。
（三）造船左宗棠设了一个“轮船制造局”在福州马尾。其后，在光绪十三年添筑船坞，于光绪十七年完成。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开来加以毁坏；到了光绪三十三年，轮船制造局全部停工，前后共有四十一年历史，造好了轮船四十艘。
（四）筹饷曾国藩办湘军，所靠的主要财源只有两项，一项是各位支持他的督抚的协饷，如湖南的骆秉章、湖北的官文、胡林翼等人；另一项是厘金。其后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所靠的则是所谓“洋税”，也就是关税。左宗棠西征，所靠的竟是洋债。 曾、李、左三人在当时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发下款子来，早就养不住兵、打不成仗了。
清廷的财政，从头至尾是一本胡涂账。但是，它在道光二十二年这一年能够办到收入大于支出，则大致可信。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确很喜欢省钱。（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支出三千一百五十万两。）
关于同治一朝十三个年头的收支数字，我们毫无足资参考的材料。
我们只有间接的，赖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绪五年的数字：正常的收入，如地丁、杂税、盐税等等，仅有二千七百多万两（应该是四千万两左右，但收不到）。正常的支出，如（旗绿）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也从四千万两左右减发为二千四百多万两。景况之劣，与道光年间不可同日而语。
所好有新增的收入，计洋税一千二百万两、厘金三百万两。同时却也有新的支出，西征军与津防军共一千万两左右，各省新练的所谓“防军”一千万两左右，汇拢来显然是入不敷出。
自从道光三十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祸而受的损失固然不可胜计，间接因供应清军开销而受的搜括，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在洪军未到南京以前，清军已花去二千七百万两以上。江南大营成立以后，每月的开支在五十万两左右，一年是六百万两，十年是六千万两（事实上超过十年）。在安徽南部，由曾国藩主持的徽南防营，每月的开支在三十万两左右，一年三百六十万两，十年是三千六白万两（虽则事实上不足十年）。从同治元年开始，到与捻军的战争结束，曾国藩经手的军费报销，又有三千万两左右；李鸿章所经手的有一千六百万两以上；左宗棠征甘征新，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万两。这些，只是荦荦大者，其他各省各将领的报销尚不在内。
在如此民穷财尽的情形之下，曾、李、左等人竟然办成了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马尾轮船制造局，而且也练了若干新兵，真是难能可贵。我们怎能责备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彻底近代化呢？
（五）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用人”，着重在用“正人”。为了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