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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现今所能有的材料，我们不能相信乾隆是陈世倌的儿子。乾隆诚然去过海宁观潮，也到了陈世倌的花园中去赏玩过，但不像是专诚拜见亲生父母的。
我想，这传说的来源，也许是由于另一位钮祜禄氏女子图尔格的女儿、郡王尼堪的福晋，的的确确演过类似“狸猫换太子”的活剧。这一位福晋自己不能生育，便借了家中一个老妈子的儿子冒功。这把戏其后被人戳穿，弄得许多人（包括图尔格的弟弟遏必隆）均受了处罚。
当时北京城内的大大小小人家，一定很对这件事感兴趣，便当做一件重大的社会新闻谈来谈去。谈得久了，传得远了，这新闻便变了质，走了样。于是，福晋钮祜禄氏变成了皇妃钮祜禄氏，尼堪变成了雍正，老妈子变成了陈阁老的夫人，老妈子的儿子变成了乾隆。
我这一种想法，也不过是一个假定。在没有找到证据以前，这个小小的假定也始终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
乾隆标榜程、朱，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朱的标准极远，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他不过是好旅行，爱山水，贪吃，也偶尔征歌选色。
垂帘听政
清朝并无“母后垂帘听政”的前例。太宗皇太极死后，顺治皇帝的生母、永福宫庄妃，与嫡母孝端文皇后同时被尊为“皇太后”，然而这两位太后皆未垂帘听政。其后，在顺治皇帝死时，康熙皇帝的生母佟氏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也同时分别被尊为“皇太后”与“慈和太后”，但也不曾有过垂帘听政的事。
慈禧骗取慈安的同意，利用恭亲王实行政变，确是大胆妄为，毁了清朝祖宗的家法。
她有什么把握当变相的皇帝？国家的事不简单，她既无学识亦无经验，使得中国倒霉了几十年，也断送了清朝的生命。
皇帝载淳的年号，原已定为“祺祥”，被她改为“同治”，意思是她与慈安二人同治天下。
慈禧与慈安在事实上垂帘听政，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开始。这一日，是甲子日，她们举行一个皇帝载淳正式即位的典礼。皇帝坐在前面受王公百官朝贺，她们隔着一层竹帘，坐在后面“受用”。
这时候慈禧二十七岁，慈安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
同治皇帝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他六岁即位，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
苦命的皇帝光绪
光绪皇帝五岁即位，十八岁大婚，十九岁受慈禧“归政”，二十九岁被囚，三十九岁暴卒。
他是中国历史上命运最苦的皇帝之一。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从进宫到被囚，他几乎没一天不向慈禧长跪。被囚以后，求有长跪的机会而不可得。
光绪初进宫时，与慈安太后住在一起。慈安性情温和，光绪受惠不小，然而慈安在光绪十一年便得了“急症”，与世长辞。
光绪一生，和他最亲的人是师傅翁同龢。翁是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光绪从六岁起便作了翁的学生，前后二十二个年头。
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娘家侄女。皇后的父亲桂祥，是慈禧的弟弟。这皇后深得慈禧的欢心，光绪却与她无缘。
光绪所宠的是珍妃他他拉氏。这珍妃讨不了慈禧喜欢，慈禧甚至不让珍妃与光绪亲近。
当年，同治钟爱于皇后阿鲁特氏，慈禧也要破坏，弄得同治清夜出宫寻花问柳，染了怪病。同治死后，皇后更受慈禧虐待，终于在光绪元年二月绝食自尽。
光绪一朝，出了很多大事。
中法战争与义和团事变，为功为罪都该由慈禧一人负责，与光绪皇帝无关。
只有甲午中日战争，可说是光绪皇帝本人决定的。然而海军外强中干，经费颇多被慈禧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到了正式宣战以后，李鸿章阳奉阴违，又调兵极少。其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光绪十分愤慨，然而无可如何。
传说，慈禧曾经逼迫光绪打麻将、抽鸦片，以便等他的名誉坏了废掉他，改立溥俊（端郡王载漪之子）。这传说有无事实作根据，待考。
至于，光绪一辈子生活在苦痛中，则已经是历史上的定案。
序言之一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