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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说中国不承认总监、次监等人的地位，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带足够的武力来，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粗疏而未经熟虑”。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
于是，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阿斯特尔升为次监，义律升为三监。姜司吞作厂秘书。
十个月以后，阿斯特尔辞了次监，回东印度公司服务，义律升为次监。姜可吞升为三监。秘书的职务，由一个埃勒姆斯里接充。
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
第一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契停，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墨西哥币，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元）不还。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包括罗宾臣）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而且澳门不是广州（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罗宾臣“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帕麦斯顿说，罗宾臣不该多事。
第二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殷纳士，在伶仃岛交了货物（鸦片）给中国舵手阿贾，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阿贾自作主张，把货物（鸦片）带去广州，被中国海关没收。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得不到答复，声称将自求补偿（抢劫中国货船）。罗宾臣劝他忍耐，静候交涉。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
第三个钉子是，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被帕麦斯顿批驳。
帕麦斯顿认为，总监的管辖区域，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
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把货物卖了就离开，回英国、印度或澳门。）
帕麦斯顿于l836年（道光十六年）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将他免职。
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那时候轮船慢，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
当天（阳历l2月14日），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说已受任为“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同时，向帕麦斯顿解释：华文的“禀”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
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
邓廷桢训令粤海关转知公行，叫义律在澳门等候奏准皇上批准以后，才能来广州。
义律又上了一个禀帖，说他愿意住在澳门等候，又说倘若能获准前来广州，他将处理有关英国人的公务，并“竭力保持两国之间现存的可喜的和平”。
道光皇帝批复邓廷桢的奏章，准许义律“有时在广州居住，有时在澳门居住”，但仍须遵守一切适用于大班的规章。换句话说，清朝官方不把他视作外国的官员，而把他视作外商的大班。 于是，义律遵令到广州，住了三个星期，回澳门。这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阳历4、5月间的事。
一方面，清方责备他措辞不逊，开口闭口是“两国之间”，把区区国与天朝并称。另一方面，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也写了训令来，责备他不该对中国两广总督用禀帖，而且经由公行的商人转呈。帕麦斯顿再三地告诉他，以后必须“直接”与中国当局“通信”，不许用禀帖经由公行商人转呈。
义律夹在两方之间，真是左右为难。其实他最好辞职，不必作“驻华商务总监”。严格说来，他也无职可辞，帕麦斯顿并未正式任命他当“总监”。他在罗宾臣担任总监之时，位居“次监”；罗宾臣被免职，把档案印信移交给他，他就“自封”为总监。帕麦斯顿前后给他下训令，只说“尔等诸监督”应该如何，并不说“尔总监”应该如何。
帕麦斯顿所设立的是一个“王家委员会”，由三个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以替代东印度公司的“小组委员会”。三个监督之分为总监、次监、三监，原不过为了一时方便。帕麦斯顿对罗宾臣生气而免掉他的职务之时，曾经说过“政府有意废除总监一职”。
《细说清朝》七三、鸦片问题
这样一个义律，是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839年3月11日）到广州以后的交涉对手。
比起他的几个前任（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义律的作风可谓别创一格。他不像律劳卑那样倔强，也不像德庇时与罗宾臣那样妥协。他肯用禀帖对两广总督行文，但暗中却在催促英国政府使用相当武力。
自从他在1836年l2月14日接任以后，中、英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倘若问题仅限于英国之要求对等外交，已经是够麻烦的了；偏偏有鸦片贸易夹在里面，把事情弄到非抓破脸皮不可。
义律本人有没有也做一点鸦片生意，待考；但他忘记不了靠了鸦片，英国每年可以从中国吸收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十年就是一万万两，二十年就是二万万两。
英国，本是一个小国，而且在当时没有多少工艺品可以卖给中国。英国的毛呢，中国人不需要，那时候穿西装的太少了。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前，英国必须把一船一船的银子运来，换取茶叶、大黄、丝绸、瓷器。
早在唐朝、宋朝，把鸦片输入中国的是阿拉伯人。其后，在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干过这生意，然而数量不多。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蚕食印度以后，把鸦片大量种植，作为该公司的专利品。于是英国商人获得丰富的鸦片来源，纷纷把英国的货品（包括毛呢）运到印度，换出钱来买廉价的鸦片输入中国，吸收白银。
由于中国政府自维正年间以来，严禁鸦片进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印度供应鸦片，不方便由公司自身出面卖鸦片给中国人，或准许公司自身的船只代客运输鸦片到中国。
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止，东印度公司享有中、英之间一切贸易的专利权。不属于该公司的英国人与英国船只，却未尝不可以对华贸易，只须向公司缴纳相当费用。
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华贸易专利权以后，任何一个英国人均可以来中国做生意，而不必向该公司缴费、受该公司管制。英国政府顾虑到这些“自由商人”必须有一个机构加以管理，因此才设立了所谓“王家委员会”，由三个商务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先后任命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为三个临督之中的总监。
“自由商人”蜂拥而来，中、英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上升的主要项目是鸦片。
雍正年间，每年进口的鸦片平均是二百箱（每箱在一百斤左右）；乾隆年间，是四千箱；嘉庆年间，是四千五百箱。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是一万四千箱。
在义律继任总监的第一个年度（1837年至l838年），进口的鸦片是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左右；第二个年度，是四万零二百箱。
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政策，在雍正、乾降两个皇帝之时，是禁止境内的人民“吸食”，但准许外国的鸦片以药品名义“输入”，按值抽税。到了嘉庆皇帝之时，把输入也禁止。但是“洋烟”照样以走私的方式进来。
那时候，由于大小官员无不受贿，烟船公然来往于澳门、黄埔之间。道光皇帝即位以后，严令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加以取缔。阮元只得在道光元年认真起来，把黄埔的烟船统统赶走，而且惩办了澳门的若干囤户。
事实上，鸦片贸易有增无减。烟船移泊到“海外”的伶仃岛交易的手续，不再是现款取货，而改为先在广州付款立券，然后在闽、粤之间的南澳等地凭券交货。同时，趸船代替囤户，而运烟的任务改由所谓“快蟹”执行。（快蟹是具有十个桨的小船。） 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监罗宾臣，之所以把他的办公处由广州移到伶仃岛，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样的大迂回，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华商与英商均感到不便。中国官吏也深以为苦。坏官吏，不容易收足应得的贿赂；好官吏，痛心于中国政府白白地丢了每年几万两银子的关税。
于是，“鸦片输入解禁”渐渐成为若干华人、英人的一致要求。他们的代言人，是太仆寺少卿许乃济。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上一本奏章，主张解禁。他认为不妨准许鸦片输入，作为一种合法的商品，课以重税，限以只许“易货”，不许“易银”，则不仅关税不致白丢，而且白银外流的趋势可以遏止。
许乃济劝道光，把吸食鸦片的禁令也取消。他说，吸食鸦片的本是“闲荡无用之人”，吸穷了活该，吸死了也活该，毫无足惜。政府只要管住了当兵的、读书的与文武官吏，就好。
许乃济很彻底，除了主张不禁输入与不禁吸食以外，又主张不禁种植。他说，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鸦片多了，便自然不需要向洋人购买。
道光把许乃济的奏章，批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填、粤海关监督文祥，叫他们详议，这三人议了以后，向道光复奏，说“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但是，道光本人颇不谓然。他继续征求京城内外大小官吏的意见。于是反对开禁的奏章，他也接到了不少。其中以黄爵滋与林则徐二人所写的，为最有理由。
黄爵滋是鸿胪寺卿，翰林出身，江西省宜黄县人。他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大危机，是存银日少、银价日涨，人民在雍正年间只需八百八十文便可以换取白银一两，而现今要凑上一千六百多文，才能换到一两。原因是：“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
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所上的奏章之中，建议以一年为期，禁绝人民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赈，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过去，吸食鸦片的仅仅枷杖了事，至多坐牢二年，他主张改处死刑。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章，发交各省督抚，获得林则徐的热烈响应。
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翰林出身，历任御史，浙江盐运使，江苏、陕西按察使，江宁、湖北、河南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时候（道光十八年）担任湖广总督，一向以清廉能干著名。
他支持黄爵滋的建议，限令吸食鸦片的人在一年以内戒绝，逾期概处死刑。
他提出几项具体的施行办法：饬地保、牌头、甲长收缴烟具、烟膏、烟土；加重贩卖烟土与制造烟具者的惩罚，并先期叫吸烟人自首具结，把一年的限期分作四段，每三个月为一段，三个月内能戒的无罪，不能戒的加以小罪，到六个月尚不能戒的加以较重之罪，以次递加，到了满一年尚不能戒的处死。
林则徐不愧是一个仁者，他征集得戒烟的药方、饮方与丸方各一种，抄出来报告道光，以通饬各省官吏晓谕烟民服用。
他不等候道光对他的折子作何决定，就立刻在湖南、湖北二省雷厉风行地禁起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