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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王财的意见完全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改革派与洋务派的意见完全统一，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切入点不同，但结果都是两个字“反对”，但大臣们的反对于皇帝来说仅仅是一个参考，王财坚信没有任何一位大臣了解人口过度膨胀给后世社会造成的种种不利，因此他始终相信及早制订出限制人口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王财才会在这样一个机会下向他们臣民们宣布了他的这个决定。所幸的是老百姓根本没有注意到人头税到底有什么不妥，“永不加赋”四个字已经充份调动了他们积极性，倘若朝廷真的做到这四个字，那对于老百姓来说生活就更有盼头了。
天京的这一场危机在皇帝与百姓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之后便渐渐平息下来，但就在王财自以为事情得到和平解决的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国内斗争终于爆发了，如果说天京危机的主要参与者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话，那这一场更大规模运动的核心力量就是代表社会进步的工人了，仅仅在天京危机平息后不到一个月，上海、福州和广州先后爆发了工人罢工，而在这三地之后，数月之间罢工风潮迅速袭卷了江苏、福建、广东三省的大部分工业城市，帝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几乎陷于停滞。
第二卷 第二百九十四章 ：大罢工
如果说天京危机的导火索是由税收的不断增加所引起的，那么江南三省的工人罢工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尽管王财一心想避免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与对立，但实际上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与近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工人成为帝国一个新兴的阶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工人运动也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在江南各省的工厂、商铺中都有大量从雇主手中领取薪酬的自由工人在从事着各种工作，而与此同时，大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留学生与改革派官员也强烈要求朝廷改变唯利是图和军事为主的政府方针，加大社会各个阶层在国家事务决策中的作用，这样一来长期被新兴资本家剥削而没有系统保障的工人与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慢慢的走到了一起，主张自由、民主的激进知识分子在工人中鼓吹反剥削、反贫富悬殊、反穷兵黩武，缺少文化的工人们在这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下也开始有了强烈的参政和改善自身处境的愿望，自发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政治性团体，他们有的联合起来向企业主施加压力，要求提高薪酬，增加福利，有的加入各个党派，参加各地议政院选举，希望在政府决策中施加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不知不觉中，工人这个阶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国家的政治事务中。而这次天京危机的和平解决让工人们也意识到向朝廷表达本阶层声音地时候到了，终于在一些激进党派的推动下。上海最先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
刚刚从天京危机中缓过劲儿来的帝国政府再次遇上了意料之外的危机，根据处理天京危机的经验与朝廷一贯处理内部运动上的政策，王财虽然抽调了部分军队进入罢工城市维持治安，但仍然主张通过沟通地办法来解决政府与罢工工人之间的矛盾，一连下了数道谕旨严令各地安抚罢工工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各地官员深知朝廷不愿意采用武力解决内部矛盾，因此在处理这类问题上都表现出了过份地软弱。对于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是一口便答应了，实在为难的地方也是多方协调之后尽量满足。可以说刚开始在处理罢工问题上，帝国政府从上到下都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事实证明，工人阶级对政治的诉求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天然同盟军——农民阶级，朝廷地一再让步并没有让事态降温，反而让他们认为朝廷毫无应付此类危机的有效手段。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那些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来分享权力的激进党派和改革派官员以及部分受到朝廷廉政风暴打击的旧官员都加入到动乱的行列中来，这两者都希望通过动乱来谋取一定的利益，只不过他们的目地却是截然不同的，参杂了各种政治因素的罢工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与朝廷不可能达成统一，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暗中操纵下，罢工工人们提出了令人吃惊的政治诉求：要求朝廷仿照英国建立民主制度，限制皇权，设立完整权力的议会和内阁。并进行全国议会选举，要求施行新政和民治。
当工人们这些要求被送到王财地案几上时，皇帝陛下意识到传统的怀柔方式已经没有办法平息这场震惊中外大规模工人运动了，工人们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明显趣出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带有清晰的第三方背景，作为朝廷来说首先不可能全部接受这些政治主张。其次就算接受了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结束社会动荡，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动荡的加剧，此刻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恢复社会稳定就成了朝廷不得不选择的唯一方式，在日本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国家绝对不能有任何失去控制的社会动荡，否则在内外双方的作用下，新兴地帝国政府必将走向毁灭，而这样地毁灭必定是深入骨髓的。于是在罢工开始后地第十天，王财以帝国皇帝，帝国国防军统帅。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向全国了上谕。指责发生在江南部分省份的工人罢工是受到别有用心者挑动的非法运动，严令各地罢工工人在上谕后三天内恢复工作。并停止一切颠覆政府的行为，否则将以叛国罪处于极刑。同时为了安抚罢工工人，皇帝还宣布只要遵照朝廷谕令停止罢工，那么既往不咎，朝廷也绝不会秋后算帐，而且皇上还号召全体国民坚定信念，自觉抵制动乱。在上谕的同时，皇帝陛下命令总参调集了湖南、湖北、广西等省驻军乘火车迅速南下，配合江苏、福建、广东三省军警严厉镇压叛乱，上谕后三天之内任何在街头宣传、散布罢工言论，进行聚众集会，冲击官府衙门，扰乱社会治安的人都将被逮捕，任何敢于反抗者军警有权采用果断措施。
一时间大批原来驻扎在罢工城市周围的驻军纷纷开进城内平乱，大街上顿时出现了无数荷枪实弹，到处巡逻的军、警，他们自接到上谕起便迅速接管城市防务，维持城市治安，所有罢工的工人有权力选择恢复工作还是辞职，但他们没有权力选择是否继续在街上胡言乱语，任何不听劝告继续上街扰乱治安的人无一例外的都被逮捕。
应该说皇帝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是无可替代的，自上谕后，大部分城市的工人都停止了罢工，或者回到工厂、商铺继续工作，或者离职回乡避避风头，对于他们这些人，朝廷仍然坚持了怀柔的政策，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工人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不但仍然聚集到一起游行示威，还公然修筑街垒对抗官军，其中以广州工人的反抗最为激烈，他们逮捕朝廷官吏，解散广州议政院，封闭城门，并抢走武器库中的枪械公然对抗不断赶来的国防军，最为离谱的是这些大字都不识一箩筐的工人们居然还选举出了广州临时议会，取代朝廷官署行使对广州的管理权，而极为讽刺的是当选的四十三名议会议员中有的是留洋学生，有的是商行老板，有的是旧官僚，可就是没有一位是工人，这清楚的表明了这次工人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们成了资产阶级谋求权力的炮灰！
毫无疑问，帝国政府当然不会对这样的非法政权妥协，忠于朝廷的国防军在几次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断然行动，利用火力优势向广州城发起进攻，叛乱工人承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仍然坚持不退，他们非常清楚，继续与朝廷对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广州城破之后国防军一定会将叛乱者全部逮捕，因为此时他们已经不是罢工工人，而是叛国的敌人了。
然而就是工人们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浴血奋战的时候，当选广州临时议会的议员们并没有和他们的选民一样坚守着他们曾经大声疾呼的自由、民主，这些议员们反而派人出城联络国防军，以打开城门为交换条件，请求国防军保证他们所有人的安全，在这些所谓议员的献城协议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伤亡惨重的工人。
围城的国防军指挥官出于军事的角度很自然的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在广州临时议会的出卖下，坚持了六天的广州工人暴*彻底失败，趁着夜色攻入城内的国防军士兵迅速逮捕了大部分仍然伏在城头上坚持抵抗的工人，所有参与、同情叛军的工人、市民都被毫不留情的收监入狱，等待朝廷的处罚命令，至于那些献城有功的四十三名议员也被专人看管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前线指挥官也没有权力决定放不放人。
说实话从王财的角度来说，他并不认为工人们争取权力有什么不对，但是他无法忍受的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打着自由的旗号去利用工人来谋取个人权力，广州事件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在国防军手下留情的围攻广州的六天时间里，伤亡工人超过七百人，而欺骗、利用他们的那些资本家、亲西方学生一共才伤亡不到十个，这是什么比例？除了哀其不幸以外就只有怒其不争了。依着王财的脾气，这四十三名议员肯定是得找个借口收拾掉的，至于那些上了当的工人他到是没有打算要给什么处罚，王财相信只要他们明白自己所选的这些议员是如何出卖了他们的信任，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本着这个目的，皇帝命令接管广州城防的国防军将参与暴*的工人与同情者都组织起来，让这四十三名议员自己把他们所做的事情给详细说说，说完之后便全部释放，让他们自己去琢磨一下。
第二卷 第二百九十五章 ：帝国宪法
从以农民为主的天京危机到以工人为核心的三省罢工，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帝国政府经历了两场发人深思的政治运动，这两场看似互不相关的运动其实有着深刻在内在原因，随着思想启萌与工业化的推进，国民解放意识的提高、工人数量的增长都必然的导致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即使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办法阻止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