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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钱，我会，会，还你们……”黄浚自己都听得出，说这话底气不足。那五千美元，相当于他两年不吃不喝的工资收入。
“还什么还？这是你应得的酬劳，还只是零头呢。这也是你的。”井田樱子从手袋里拿出三叠美钞放在黄浚面前，每叠一万美金。“只要你肯为我们效劳，保你有用不完的美金，我们也能长相厮守。”
黄浚俯身双手捂面，不停地长吁短叹。
井田樱子上前把他的脑袋抱在自己怀里，轻轻梳理着他的头发说：“浚哥，你别怕！我们收集情报，也不过备而不用；而且你们国家知道情报的人那么多，你不说别人也会说，泄露了谁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她娇嗔地摇着他的头，“浚哥，别抛下我，好吗？你说过的，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永远不分离！”
“唉，孽缘啊，想不到我黄秋岳会沦落至此！”黄浚长叹一声，一把拉起井田樱子，疯狂地亲吻起来……
以后的日子，倒也没有多少大的麻烦。黄浚怀抱美人暗自庆幸，不料接连发生了震惊全球的“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
井田樱子的胃口迅速膨胀起来。
黄浚一朝被软硬兼施拖下水，必然一步步越陷越深，最终竟死心塌地地当起了汉奸。他首先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外交部科长黄晟发展为日本间谍，并逐步编织了一个遍布国军参谋总部、海军部和军政部的间谍网，国民政府方面一些重大机密先后被窃。黄浚向井田樱子泄露了政府应对“西安事变”的全部方略，日本对政府的每一步行动都了如指掌；泄露了上海吴淞口要塞的内部结构和兵力部署，造成开战日本舰队即用猛烈而准确的炮火一举摧毁了固若金汤的要塞。
王树槐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早已口干舌燥，他端起茶杯大大地喝了一口，看看木无表情的叶独开，再看看门后呆若木鸡的万馨，接着说：“他们接下来干的，你们都知道了，密告封锁长江核心机密，放跑日军第三舰队，两次谋杀蒋委员长。最后的结局是恶有恶报，被特务处一网打尽，蒋委员长亲自批示，黄浚父子人头落地。
“唉，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黄浚诗、文、笔记，文采斐然、才华横溢。到中枢机关工作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亲荐，又深得汪院长器重，引为心腹。如果尽忠尽职，前程未可限量啊！”王树槐把茶杯重重地往餐桌上一顿，以饱经世事、悲天悯人的声调总结道，“正应了那句老话：‘色字头上一把刀！’”
“是啊，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黄浚这种好色之徒。”叶独开跟着感叹了一回，“因为军政高官以男人为多，有时女谍能发挥男谍无法起到的作用。这一点我最初还真没想到，直到受小报报道启发，才结合发报指法断定锁定其为女人。”
“是的，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向中国各地派遣了大量间谍特务刺探情报，其中女谍是一支作用非凡的力量。”王树槐耐心地介绍道，“他们的武器不是枪弹和利刃，而是靠绝代的容貌、机敏的手腕，以中国的军、政、财界为舞台，斡旋于高官要员的人前身后。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都能觅到她们活跃的魔影。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派往中国活动的女谍有公开和地下两种，上海有地下的‘国际侦察局’、北平有公开的‘家庭妇女工作训练班’。他们都在日本受到严格训练，有一定的学识和才能，甚至能讲中国南北各地的方言，穿中国服装，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或作为记者，或充作娼妓，或充作女仆，或散布于各大舞场充当舞女，勾引中国党、政、军要员和熟悉党、政、军情形的在野人物，大耍‘美人计’。她们在中国无孔不入，干尽了罪恶的勾当，给中国的对日战争造成难以计量的重大损失。井田樱子就是这个群体里最凶险的一个。”
“可惜没有机会跟她交手了！”叶独开不无遗憾地顿了顿，“不过凭感觉，我面对的对手也不是个一般的角色。”
“如果万一真是同一个人呢？”
“很有趣的假设。”叶独开笑道，“你说过她在南京从不使用无线电通讯，说不定她根本就不会无线电通讯技术。所以如果这个人是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她在几十天之内学成了一流无线电高手，二是她变成土行孙从国民政府监狱里遁土而逃。这两个假设都是不可能的，呵呵……”
“我要告诉你，”王树槐一脸认真地说，“一、她本身就是一个无线电高手。我曾亲自审讯过她，不使用无线电，是因为她自认为有更安全可靠的通讯方式，但这种方式恰恰让她栽在了我们手里。她曾很不服气地说，她的失手不是她的无能而是她的通讯员太笨。二，”王树槐面带愧色地低声道，“说起来难以置信，她真的从铁桶一样戒备森严、专门关押要犯的南京老虎桥监狱越狱逃脱，最后失踪了！”
“什么？”叶独开和万馨一齐惊呼。叶独开注视王树槐足足有五秒钟，看他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便苦笑着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抛给王树槐，“看来我真的还有机会！请你再详细谈一谈，怎么捉到她，又怎么让她跑了。我更关心她的通讯联络。”
“好吧，我重点谈通讯联络。”接下来他说得很快。
38。计擒日谍
最高军事会议的泄密、蒋委员长两度险遭暗杀，无可辩驳地证明：日本间谍打入了中枢部门。因此，蒋委员长密令戴处长秘密调查，限期二十天破案。
戴先生不敢怠慢，调特务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专家骨干组成破案小组，我有幸列为小组成员。我们分析，几次泄密，参加人员除几位高级军政人员外，只有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陈布雷追随蒋先生多年，历来深得蒋先生信任，且从来深居简出、不事交际。黄浚父子恰恰相反，生活奢侈放荡，嗜烟酒，好赌嫖，支出大大高于收入。二人皆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素有来往，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破案小组一合计，决定从“扩大总理纪念周”开始着手。当时会场宣布搜查刺客之时，一辆轿车向校外疾驰。门卫见是行政院的车子，又有特别通行证，就放行了。几分钟后，军警驾车追到孝陵卫，发现目标汽车着火，驾驶员毙命。而两个刺客已无影无踪了。
轿车正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那么他与此案有没有瓜葛呢？警察们一致否认。理由是车子刚出门，他就主动报案：“我的车子被驾驶员擅自开走了，很值得怀疑……”
破案小组可不这么看，贼喊捉贼的事见得多了。
所有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人员全部被秘密调查。当然，黄浚被重点关照。对他的调查由我带队具体负责，每天有两个人分班跟踪监视，连续一周毫无发现。黄浚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国际联谊社吃饭，也是独来独往，从未见他与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接触。我分析认为，黄浚平时爱好交际，一天没有交际活动都不自在，这一周知道风头很紧，突然一反常态，这很不正常，反而说明他心里有鬼。于是我们扩大监视面，他儿子黄晟也被我们监控。
黄浚每天吃午饭的国际联谊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铺营，是跟中央党部、外交部、励志社有关的一个特种勤务单位，主要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这里餐厅价格公道，质量也不坏。附近上班的官员都喜欢来这里解决午餐，黄浚也不例外。
跟踪的人当然不能进餐厅。好在大厅一侧安放了舒适的沙发，供客人休息和等人、等座位。沙发对面墙壁上，设有一排挂钩，用于悬挂雨具、帽子之类。跟踪黄浚的特工人员，每次都坐在沙发上假装看报或打瞌睡。
我感觉国际联谊社是唯一可能出状况的地方，是不是跟踪的弟兄走了眼？眼看一周时间过去了，案情毫无进展。我心里着急，决定亲自出马跟踪他一回。
这天，黄浚在里面大吃大喝。我咽着唾沫在外面沙发上枯坐，无意中发现挂钩上并排挂着两顶一模一样的呢礼帽。本来这样的巧合也不是不可能，问题是这其中一顶呢帽是黄浚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了。大热的天气，讲究风度的男人通常戴个软边的“巴拿马草帽”，或者流行的“拿破仑帽”，有一个像黄浚那样戴呢礼帽就不寻常了。在这小小的餐厅，居然有两个戴呢礼帽的，而且戴一模一样的呢礼帽，那就太不同寻常了。
其中一定另有蹊跷！
我当机立断，决定看一看另一顶呢帽的主人是谁？因此，黄浚拿了礼帽出餐厅，我没有亦步亦趋跟上去盯梢，而是稳坐沙发上，紧盯那顶呢帽。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个人伸手去取帽子。此人个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西服的款式有些怪模怪样：一根束腰的皮带，系在肚脐以下。这是日本西服的招牌款式。
我当时内心很激动，感到突破口就在眼前。不过冷静地一想，黄浚跟日本人戴同样的帽子，只能说引起了我无限的联想，我并没有真凭实据。这就需要继续求证，于是我决定再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
第二天中午，黄浚依旧戴着那顶呢帽到国际联谊社，依旧进门脱帽，随手往钩上一挂。过了没多久，那个日本人也来了。这一回他没穿西服，帽子也挂在别处，并未像昨天那样，并排相悬。
惭愧啊！我暗自庆幸。设想一下，那个愚蠢的日本人，如果昨天不穿一件“日本式”西服自暴国籍，如果昨天不把自己的帽子跟黄浚的并排而挂，他如果昨天不同时犯这两个致命的错误，恐怕就很难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不可能露出狐狸尾巴了。当然，地下工作随时随地都是以命相搏，犯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日本人连犯两个大错，真可谓自取灭亡。这也是后来审讯中，井田樱子极不服气、深以为憾的地方。
我假装等人等得不耐烦，站起身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当然，我眼睛的余光一直通过餐厅大门扫视着里面，看他们会不会接头。结果大失所望，黄浚一个人坐一桌，日本人远远地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谈笑正欢。
“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沮丧极了，茫然地回到沙发上。也不知过了多久，偶尔抬头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黄浚的帽子不见了！
他走了！我居然没看到！我慌忙奔出门去，左右张望，哪里还有黄浚的影子？我心里懊丧无比，堂堂特务处独当一面的上校站长，竟守在眼皮底下把一个大活人盯得“脱梢”，传出去还不叫团体的同志笑掉大牙！
我满心不快，汗流如浆，懒懒地回去，到晚上躺在床上，还辗转难眠，心里总想着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到半夜突然灵光乍现，暗恨自己糊涂，巴不得马上天亮，马上到中午，以证实自己的猜想。
事实证明，我的猜想完全正确：黄浚的帽子被日本人戴走了，但人没走；黄浚走的时候，自然戴走日本人的呢帽。他们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交换了帽子，也交换了情报。那天我其实只需望一眼餐厅里面，就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