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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战略方针。熊廷弼任巡按期间，为了实现这一方略，修建了七百余里的边墙以及城池七座、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三年之内屯积粮谷三十万石。同时，他整顿军队，革去弊端，改变作风，严格军纪，充实营伍。并努力改善与叶赫部、蒙族各部的关系，使努尔哈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退还明朝故地，与明朝和好。于是辽东局势有所好转。
但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随着他的离任，他所制定的卫辽方略也告结束。四十一年（1613年）熊廷弼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革职。之后他回到故乡，为了防汛，他变卖家产，主持修筑长江堤防41里，还建成一座石闸，使当地免遭旱涝灾害，这使他深受百姓爱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军在萨尔浒被后金大败。朝廷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到辽东去慰问。六月，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辽东防务。熊廷弼上任后果断地逮捕了准备逃跑的知州李尚皓；斩杀逃将刘遇节等，震慑欲逃者；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他还连连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并佯装要进兵后金，使后金不敢进攻辽阳。而他则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两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坚固的辽阳城建成，明军的防卫能力空前加强。熊廷弼还进一步扩大防御面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部署完毕不久，六月，努尔哈赤就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他又率五六万人攻打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于是辽东局势初步稳定下来。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熊廷弼却遭到弹劾并在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被罢职，由袁应泰接替他负责指挥。结果仅仅过了几个月，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沈阳、辽阳相继被后金攻下，袁应泰自杀身亡。这时人们才认识到熊廷弼的重要，于是熹宗决定重新起用熊廷弼。
而这时的辽东，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三岔河以东全部被后金占领，河西则人心惶惶，纷纷向关内逃命，广宁城只有老弱残兵千余人。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制定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就是以广宁为根据地，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等地集结水军，准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他的方略。接着，熊廷弼又建议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组织流亡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联合，与登、莱之军互相配合，构成收复辽东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变成了四方并进。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如果能够全面实行，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失败。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熊廷弼开始实施三方并进策。但是，他的三方并进策，开始就进行得很不顺利，一是请调之兵迟迟不到，二是广宁巡抚王化贞麻痹轻敌，不执行计划。王化贞不懂军事，不做积极进攻的准备，反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的出兵和叛将李永芳的内应。他认为努尔哈赤不会久居辽阳，而且守城兵力较弱，如果出兵，定能胜利。他屡次率兵出击，不仅无功而返，还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却支持王化贞，使职位低于熊廷弼的王化贞反而不听熊廷弼的指挥。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只有护卫兵五千。熊廷弼苦于没有兵权，自然十分恼火，难免言语过激，使朝中部分官僚也倒向王化贞，反对熊廷弼，至此，三方并进策难以实现。
雄才大略的熊廷弼（2）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很快渡过辽河，攻占西平堡。王化贞听说西平被围，轻率地调出广宁、闾阳的守兵去攻打后金军队，使三万明军全军覆没。王化贞见状急忙放弃广宁逃跑。广宁失守，明军没有了立足之处，于是熊廷弼只得退至山海关，接着王化贞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完全被努尔哈赤占领。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愤慨。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明政府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听候审理，后经刑部和大理寺的审判，二人都被处以死刑。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六日，熊廷弼被处死，并传首九边，以警告那些临阵逃跑的将士。他死后全家受到株连，财产被没收，妻子在衙门受审，长子熊兆琏被逼自杀，女儿熊瑚吐血而死。
熊廷弼被杀不只是因为他丢掉辽东，也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和阉党斗争激烈。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大兴党狱，为了迫害东林党人，就乘机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把丢失边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的党徒又编造伪书《辽东传》陷害熊廷弼，通过杀害熊廷弼，来打击东林党。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倒台，朝中许多官员都上疏为熊廷弼申冤，明思宗下诏为熊廷弼平反，谥襄愍。并允许熊廷弼的儿子将其尸体归葬故里。
千古奇冤袁崇焕（1）
袁崇焕像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朝末年著名军事家。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潜心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但是他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经常向一些曾经在辽东战斗过的退役将士询问辽东的地理状况和防御体系，一直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按照惯例进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推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到山海关后，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关东地形。后来，袁崇焕在辽东修筑宁远城，并修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从而使明朝的边防从宁远城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大体上收复了天启初年被后金占领的失地。他还制定了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当地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他大力整饬军队，号令严明，认真操练，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他治边有方，成效显著，天启三年（1623年），袁崇焕被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十三万大军围攻宁远。袁崇焕命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还宰牛杀马，慰劳将士，全军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浴血奋战，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努尔哈赤情急之下，亲自指挥作战，结果被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主帅受伤，后金军队于是退兵。在归途中，努尔哈赤伤情加重，死在军中。这次战役，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遭到的唯一一次败绩。袁崇焕因此声威大振，名扬边境。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提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全部由袁崇焕指挥。他审时度事，调整战略。一面假装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休整军队，并修筑锦州、中左、大凌等要塞，以防止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率军围困锦州，想诱惑袁崇焕出宁远增援锦州，以便趁机偷袭宁远。但是他的用意被袁崇焕识破，袁崇焕按兵不动，坚守宁远，同时派四千精锐骑兵绕到清军背后猛攻，使清军两面受敌。皇太极阴谋难以得逞，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袁崇焕早已作好充分准备，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而宁远城巍然不动。皇太极无可奈何，只好退兵。父子两人，两代皇帝都败在袁崇焕的手下，使他更加威名远扬。
宁远、宁锦大捷在于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他原应功劳第一。但明廷在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将退敌之功据为己有，不仅对自己封赏很厚，连他的走狗也个个受赏。而真正的功臣袁崇焕，不仅没有任何奖赏，还指责他不去救援锦州是个错误。袁崇焕十分生气，眼看奸臣当道，难有作为，于是上奏疏请求回乡。
袁崇焕手迹1628年，崇祯帝朱由检登基，他力图挽救明朝的危机。即位后，首先除掉了魏忠贤，罢黜阉党，任用贤臣，政治有所好转。但严峻的边境形势使他寝卧不安，日夜想得到良将以解除边境之忧。于是，许多大臣呼吁请回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袁崇焕被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帝还赐给他一口尚方宝剑，允许他先斩后奏。袁崇焕上任后马上奔赴前线，正好遇上驻守宁远的士兵因长期不发军饷而哗变闹事。他当即果断地惩治了贪污军饷的将领，又将领头闹事的士兵枭首示众，以振抚军心，严明军纪。同时，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放军饷，稳定军心。
崇祯帝见袁崇焕刚到边境尚未立功，却不断地请拨军饷，心中很不高兴。他生气地对大臣们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旁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趁机挑拨，说士兵哗变不是由于缺饷，而是另有隐情。生性多疑的崇祯帝听后，对袁崇焕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怀疑袁崇焕是在借机中饱私囊。
后来，由于皮岛守将毛文龙恃功跋扈，宁远城遗址虚功冒饷，不听指挥，为了整肃军纪，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掉毛文龙。毛文龙原是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并且在岛上扩大军队，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崇祯帝接到袁崇焕杀掉毛文龙的奏疏，十分恼怒他事先没有上报就擅杀边将。但还指望袁崇焕早日收复失地，所以只好强忍怒气。
由于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固若金汤。所以，最后皇太极决定绕过宁远、锦州防线，从蓟门南下。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杀入关内，由于蓟州防线松弛，清军很容易就突破明军的防守，大军直逼京师而来，京城内顿时乱成一团。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地驰往京师救援。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放军饷犒劳军队，并命令各路勤王军队服从袁崇焕指挥。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在广渠门，满桂在德胜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展开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