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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是——当闪着寒光的鬼头刀不由分说地朝他们细嫩的脖颈猛然铡下的时候，他们依然清澈的眼神中一定写满了无尽的恐怖和迷惘。刀锋闪过，十道鲜艳的血光飞溅而起，然后那十颗睁圆了瞳孔的头颅就落地了，一如一些含苞欲放的花朵，出人意料地从春天的枝头黯然凋谢，萎落成泥。
在这样的悲情时刻，他们的祖父李渊在哪呢？
这一天午后，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上空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片惨烈的哀号时，这位老皇帝听见了吗？当这群昨天还环绕在膝前的孙子衣冠不整、满面泪痕地被拉到刑场上的时候，老皇帝看见了吗？
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李渊把自己藏在深宫最深的某个角落，即便他用力捂上自己的耳朵，再紧紧闭上自己的眼睛，十个孙子血光飞溅、人头落地的那一幕还是会执着地浮现在他眼前，而声声凄厉的惨叫同样会毫不留情地钻进他的耳中，落在他早已不堪负荷的垂老的心上。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至痛，莫过于斯。
何况这个白发人昨天还是这个帝国独一无二的主宰者，手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威。何况这些黑发人昨天还是帝国的天潢贵胄，身上流淌着天下最高贵的皇族血液。
可是一夜之间，这一切已恍如隔世。这个最高主宰者已经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而这些天潢贵胄不但已经人头落地，而且全部被开除了皇籍。
这样的失落和反差就尤其让人难以面对，尤其让人无力承担……
此刻，李渊坐在太极宫中那仍然属于他的一方御榻上，目光凄楚而迷离，面容苍老而疲倦。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他根本无能为力。连身子下面这方御榻还能坐几天都不知道，他还能怎么办？
他最遗憾的事情，也许是没有见上这两个儿子和十个孙子的最后一面。
也许，在这些儿孙的心里，这也是他们仓猝离开人世时最大的遗憾吧？
如果你们纠结不散的冤魂注定要在太极宫里徘徊和飘荡，那就再来和朕见上最后一面。
不管你们是带着满身的鲜血，还是带着一副可怕的幽冥之状，都请你们入梦来吧……
与其让朕辗转反侧、夜夜难眠，还不如来到朕的身边，一吐你们最深的怨恨和不甘，倾诉你们无尽的伤痛和凄惶。
最后，希望你们的灵魂能从此安息。
朕已经老了，不需要太久，就会过去和你们相伴。等朕百年之后，希望上苍垂悯，能够让我们的灵魂永远团聚在一个快乐安宁的地方，团聚在一个没有纷争、没有阴谋、没有杀戮、没有死亡的地方。
人死后有没有天堂？
没有人知道。
此刻的长安人唯一知道的是——直到东宫和齐王府已经被连根拔起了，这场杀戮似乎还没有终结的迹象。
杀完太子和齐王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他说：“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
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
同日，李渊下诏大赦天下，并称：“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
六月五日，冯立和谢叔方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
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他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一举扭转乾坤，翦除了政敌，取得了政变的成功，而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从而顺利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大唐帝国的历史遽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恢弘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将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也许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到贞观年间，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这个流血事件是怎样深深地纠缠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旧唐书·庶人佑传》）
贞观十七年那个阴雨蒙蒙的春天，当第五子齐王李佑在齐州起兵谋反的消息传来，唐太宗李世民愤然提笔写下了这道谴责李佑的手诏。书毕，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胜。
除了对齐王李佑的悖逆之举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脑海中，是否也会闪过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当他颤抖的笔墨写到“背礼违义”、“弃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是否也会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呢？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佑感到羞惭之外，会不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而那潸潸而下的泪水，又岂止是为齐王李佑一人而流的呢？
无独有偶。齐王李佑刚刚伏诛，这一年四月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此后，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惨剧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担心被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则无异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时的唐太宗才会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诚如学者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
【玄武门事变真相】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
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的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邦邦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