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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场失败的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掀开改革大幕，到这一年七月遭遇失败，永贞革新历时不过半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这场飘风骤雨般的改革来得有多么迅猛，败得就有多么惨烈。
王叔文为什么败得这么惨？
原因很简单——刚强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王叔文为人处世的原则性太强，手段太硬，执行力太猛，所以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反弹和极力打压。此外，王叔文的理想和价值观与现实存在太多抵牾，可他偏偏又宁折不弯，所以必然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当然，从人格理想的层面看，王叔文等人的精神是坦荡无私、苍天可鉴的，不应该遭到世人的诟病。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他们做人做事都太缺乏弹性。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时代，富有弹性的柔弱，都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官场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据说，孔子他老人家有一次曾经去拜访老子。老子在家睡大觉，孔子进去后躬身向老子求教。老子看了他一眼，张开嘴：“看看我的牙。”孔子一看，老子的牙全掉光了，点点头。然后老子又道：“看看我的舌头。”孔子又看了看，老子的舌头很完整，也很灵活。然后老子就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孔子想了想，躬了躬身就走了。
老子要告诉孔子的是，做人不能像刚强易折的牙齿那样，而应该学习舌头——柔软、有弹性、善于权变。
当然，永贞革新的失败，不完全是主观原因使然，也有其不得不败的客观因素。毕竟此时的大唐帝国，各种政治乱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积弊也已积重难返，并不是靠几个人就足以拨乱反正、振衰起敝的。
都说世事如棋，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不知道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九，二十八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仿佛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仓促？
答案很简单——在手握兵权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咄咄逼人的太子李纯面前，中风瘫痪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
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也无力抗拒下台的命运。
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距还不到八个月。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内，大唐帝国就换了三任皇帝。
在本朝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风云变幻而又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
【宪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进献尊号——应乾圣寿。
年轻的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的气氛也显得喜庆祥和。尤其是“应乾圣寿”这个尊号，看上去显得特别吉利，因为它包含着祝愿太上皇“寿与天齐”的意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仅四十五岁的李诵非但没有寿与天齐，反而在短短十几天后就猝然离世了。
有迹象表明顺宗之死存在着颇多疑点，后世对此也有诸多猜测。可疑点毕竟只是疑点，猜测也只能是猜测。尽管宪宗李纯翻开历史新页的动作显得过于迅猛而急切，但是这个动作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正月初二，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
站在大明宫巍峨的城楼上，站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开端，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的帝国。春天的阳光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欢快地跳跃。李纯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也是一个春天，当时的李纯年方六岁，被德宗皇帝抱在膝上。德宗逗着他说：“你是谁的孩子呀，为什么坐在我的怀里？”
李纯一本正经地望着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是第三个天子呀。”
德宗愣了一下，随即朗声大笑。作为皇长孙，李纯确实可以称之为“第三个天子”。至今，李纯犹然记得祖父德宗那又惊又喜的表情和充满期望的目光。
李纯知道，祖父德宗的目光是在告诉他——既然是第三个天子，那么当你有朝一日坐上天子宝座，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是什么？
两个字：削藩。
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后，大唐帝国就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代、德二宗虽然都曾有过中兴之志，却苦无回天之力；而顺宗在位时间不过半年，更谈不上有何作为。于是，当晃晃悠悠的帝国马车好不容易驶出混沌无光的贞元长夜，终于迎来公元九世纪初的第一抹阳光时，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宪宗李纯身上。
此时的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对于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一直极端不满，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跋扈行为，李纯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跟当年德宗刚刚即位时一模一样——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朝廷，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然而，当年的德宗不就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却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吗？如今的宪宗会不会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呢？
满朝文武无不对此心怀忐忑。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藩镇。说白了，前面几任天子倾尽全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你李纯凭什么能做到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于永贞元年八月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便于同月病逝，其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这一幕就跟当年成德的李惟岳如出一辙，明摆着是在蔑视中央的权威。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即位，万事都无头绪，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任命刘辟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职权。
刘辟立刻抖了起来。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遂得寸进尺，于元和元年正月上疏，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四川、东川、山南西道）之地。这已经不止是蔑视中央的权威，而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朝廷的底线了。
宪宗很快就给出了答复——不。
刘辟冷笑。他觉得李纯这么做无异于是在重蹈德宗年轻时的覆辙，所以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元和元年正月，刘辟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宪宗愤怒了。
难道绵延玄、肃、代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整个德宗一朝的诸藩之乱，又将从刘辟这里开始重演吗？难道大唐的天子永远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
年轻的宪宗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和当年的德宗一模一样的怒吼——不！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李唐朝廷就永远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
可是，李纯太清楚德宗说不的后果了。
今天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招致相同的恶果？
李纯心里实在没底。
而满朝文武更没底。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蜀地山川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等等，总之一句话：这仗不能打。
李纯陷入了矛盾之中。
关键的时刻，宰相杜黄裳站了出来，说：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
杜黄裳的理由是：“德宗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姑息迁就、委曲求全。节度使都变成了终身制，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从不敢派人接替。有人死了，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许多宦官便因此而接受大将贿赂，回朝后就极力替其说话，朝廷就授出节度使的旌节，所有的任命几乎从来不是出于天子之意。陛下如欲重整朝纲，就该用国法制裁藩镇，否则天下就无法治理。”
杜黄裳最后说：“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伏他就像弯腰拾草那么容易。只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必能活捉刘辟。”
为此，杜黄裳向宪宗推荐了一个叫高崇文的神策军将领。
同时，杜黄裳还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不要在出征的军队中设置监军宦官。
本朝历史上，由宦官统率军队或者监督军队所导致的血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但是却往往会被皇帝们一再忽视。
所幸，宪宗这次没有忽视，而是全盘采纳了杜黄裳的建议。
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宪宗命神策军大将高崇文、李元奕，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即刻出兵讨伐刘辟。
削除跋扈藩镇的战役就此打响。
朝廷军刚刚从长安出发，前线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刘辟已经攻陷梓州，活捉了东川节度使李康。
这个消息无疑加强了宪宗朝廷削藩的决心。
正月底，高崇文部穿过斜谷（今陕西太白县境），李元奕部穿过骆谷（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兵锋直指梓州。二月初，严砺率部攻克了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斩杀了刘辟任命的刺史文德昭。
三月初，高崇文率部进抵梓州。刘辟任命的守将怯战，弃城而逃。高崇文遂不战而克复梓州。刘辟开始感到恐惧，随即把李康送到了高崇文的军营中，希望朝廷能赦免他的罪行。然而，高崇文当场就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把李康砍了，意思是让刘辟死了这条心。
数日后，宪宗也下诏剥夺了刘辟的所有官爵。
宪宗是在用行动告诉刘辟——胆敢蔑视中央权威、挑战朝廷底线者，朕绝不姑息！
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另一个藩镇也出了问题。
这个藩镇所辖的就是夏绥（治所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其节度使就是当初讨伐吴少诚时屡遭败绩的草包韩全义。
虽然德宗当时放过了这个草包，但这并不等于韩全义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因为不是每个皇帝都像德宗那么好说话。
宪宗即位不久，就把韩全义召入朝中，撤掉了他的节度使职务，给了他太子少保的闲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准备收拾韩全义的一个信号。
韩全义当然也知道，所以入朝之前便把夏绥的兵权交给了外甥杨惠琳，命他为代理留后，打算遥控夏绥，以便利用这个筹码跟朝廷讨价还价。然而，宪宗根本无视他手中的筹码。没多久，宪宗就断然下诏，勒令韩全义致仕，并委派右骁卫将军李演前往夏绥继任节度使。杨惠琳一下子慌了手脚。
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在韩全义的授意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