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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就在长安光复后的这几天里，肃宗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和信任，便天天拉着他一块饮酒，每晚还与他“同榻而寝”。天下有哪一个臣子，敢心安理得地享受这样的恩宠呢？如此绝无仅有的深宠，又岂能不让宫中的各色人等眼红？
别人暂且不说，就在几天前，负责掌管宫禁大权的宦官李辅国就假惺惺地要把宫中的符契锁钥交给李泌。当然，李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并极力向肃宗声明——只有李辅国才是执掌宫禁之权的不二人选。后来肃宗发话，李辅国才作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把那些东西收了回去。
李辅国此举醋意十足。李泌很清楚，无论外朝还是内廷，像李辅国这样对他又妒又恨的人绝不在少数。倘若不尽早脱身，日后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李泌列举的五条不可留的理由，肃宗无力反驳，只好悻悻地说：“朕困了，赶紧睡觉，此事改日再议。”
李泌却不依不饶：“陛下今日在臣的卧榻之上，尚且不同意臣的请求，何况来日在御案之前？陛下不让臣走，就是杀臣！”
肃宗摇头苦笑：“没想到卿会如此怀疑朕，像朕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会杀害卿呢？莫非卿把朕当成了昏君？”
“正因陛下尚未杀臣，臣才能提出要求；倘若真到了那一天，臣还有什么话好说！再者，杀臣者并非陛下，而是臣方才列举的五条理由。一直以来，陛下待臣如此之厚，臣有些事情尚且不敢进谏，何况天下安定之后，臣就更不敢开口了。”
肃宗一脸不悦，沉默良久，才缓缓地说：“卿是怪朕没有听从你的北伐之谋吧？”
“非也！”李泌鼓起勇气说，“臣所不敢言者，乃建宁王也。”
肃宗一怔，随即俯首长叹：“建宁，朕之爱子，自小英勇果敢，马嵬北上时建有大功，朕岂能不知！可正因为他自恃有功，遂被小人所教，欲加害其兄长，图谋储君之位，朕为了顾全社稷大业，不得已而除之，卿难道不知朕的苦衷？”
“假如建宁王真有不轨之心，广平王必然会心生怨恨，可事实并非如此。广平王每次和臣说起建宁的冤情，无不痛哭流涕，悲不自胜。臣只因决意要走，才敢跟陛下谈及此事。”
肃宗闻言，脸色越发难看，可嘴里还坚持说：“你不知道，建宁曾在深夜潜入广平府邸，企图行刺。”
李泌冷笑着说：“这种话都是出自谗人之口，像建宁王如此孝顺友爱、聪明智慧之人，岂能做出如此卑劣而愚蠢之事！陛下应该还记得，当初您曾想任命建宁王为元帅，是听了臣的谏言，才改任广平。如果建宁真有夺嫡之心，一定会因此记恨于臣，可他非但不记恨，反而认为这是出自臣的忠心，待臣愈发友善。仅此一事，陛下便足以鉴察其心。”
听到这里，肃宗的两行清泪已经夺眶而出。他无言以对，只好连连摆手说：“先生说得对，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有道是既往不咎，朕不想再听了。”
“臣之所以提起此事，非咎既往，而是希望陛下谨慎将来……”李泌看了看肃宗，心里犹豫着要不要说出下面的话，最后还是把心一横，朗声说道：“昔日武后有四个儿子，长子是太子弘，当时武后企图临朝称制，对李弘的聪明十分戒惧，遂将其鸩杀，立了次子雍王李贤。李贤担心步李弘之后尘，常怀忧惧，便写了一首《黄瓜台辞》，希望以此感动武后。可武后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将李贤赐死于黔中。《黄瓜台辞》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如今陛下已然一摘，慎勿再摘！”
肃宗大为愕然，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你把这首辞抄下来，朕当留在身边，以便随时警醒。”
“陛下只要记在心里就行了，何必形之于外！”
李泌知道，今天这一席话，让身为皇帝的李亨极为难堪，可他如果不在临走之前把这番逆耳忠言说出来，广平王李俶就很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因为肃宗宠幸张良娣，而张良娣又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不但自己想正位中宫，而且一心想把她的儿子拱上储君之位。因此，当她和李辅国联手除掉建宁王李倓、逼走李泌之后，接下来必然会把矛头指向广平王李俶。
其实，早在建宁王李倓刚刚遇害时，广平王李俶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张良娣对他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就产生了和建宁王一样的想法——先下手为强，除掉张良娣和李辅国。
但是，李泌阻止了他。
李泌说：“难道王爷还想重蹈建宁之覆辙？”
李俶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的不只是自己，也包括先生。”
“我和皇上有约，等到京师光复，我就归山，自然能消灾免祸。”
“先生走了，那我岂不是更加危险？”
对于这个问题，李泌心里也很无奈。他只能安慰李俶说：“王爷但尽人子之孝。至于张良娣，不过是一介妇人，王爷只要委曲顺从她，相信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话虽这么说，可李泌心里跟李俶一样没底。
他知道，像张良娣这种女人其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正因为此，所以在归山之前，李泌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些话跟肃宗挑明了——这既是出于对广平王的关爱，也是为了维护李唐社稷的稳定。
李泌执意归山，肃宗屡屡挽留，两个人为此打了半个多月的太极。直到这一年十月，肃宗实在拗不过，才不得不让李泌归隐衡山，同时命当地官员在山中给李泌修筑了一座宅子，并赐予他三品官待遇。
李泌来得从容，走得潇洒，因为他没有功名利禄的牵绊。在他眼中，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是生命中最可宝贵、最值得珍视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相提并论。
世人惯于用权力的大小、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去看待一个人，可李泌深知，这是很可笑的。因为在这个诡谲无常、变幻莫测的世界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会永远保有权力和富贵。更何况，在追逐并占有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还要不断付出代价——你必须为之殚精竭虑、牵肠挂肚、如临如履、患得患失。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不仅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心灵，甚至有可能丧失生命！
【唐室再造：渐渐消逝的狼烟】
光复长安后，郭子仪乘胜挥师东进，又收复了潼关及华阴（今陕西华县）、弘农（今河南灵宝市北）二郡。
安庆绪惊闻长安失守，立刻调集洛阳的所有兵力，命严庄率领，火速增援陕郡，准备死守这个洛阳门户。严庄抵达陕郡后，与败逃至此的张通儒等人合兵一处，共计步骑十五万人。
至德二载十月十五日，广平王李俶率唐回联军进至曲沃（今三门峡市曲沃镇）。郭子仪亲自充当前锋，率部突进，在新店（今三门峡市西南）与燕军遭遇。两军随即展开激战，由于燕军依山布阵，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所以唐军渐渐不支，开始向后退却。燕军顺着山势俯冲而下，准备对唐军施以致命一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燕军突然发现身后卷起了漫天黄尘。
滚滚尘埃中刚刚射出十几支箭，燕军士兵便已相顾骇然。
他们知道，最让人恐惧的对手来了。
回纥骑兵来了！
原来，回纥兵团趁燕军从山上往下冲的时候，已经沿着山脚绕了过来，从后背对燕军发动突袭。腹背受敌的燕军官兵再也无心恋战，纷纷溃逃。郭子仪回军反攻，与回纥兵团前后夹击，将燕军杀得尸横遍野。经此一战，十五万燕军死的死，逃的逃，已经所剩无几。严庄和张通儒等人只好抛弃陕郡，带着残部逃回洛阳。
看着从战场上侥幸捡回一命的严庄，安庆绪知道大势已去，遂于十六日深夜，与严庄等人逃出洛阳，亡奔河北。
至德二载十月十八日，东京光复。
广平王李俶率军入城后，正在担心如何兑现承诺，洛阳百姓就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万匹罗锦。李俶又惊又喜，赶紧把罗锦送到了回纥人手中，总算避免了一场劫掠。
二十一日，郭子仪分兵攻克了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二郡。同一天，安庆绪的逃亡队伍中有一个人掉队了。他带着一脸弃暗投明、诚惶诚恐的表情，来到郭子仪的军营中，向唐朝投降了。这个人就是严庄。短短一个月后，严庄就摇身一变，成了唐朝的司农卿。
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严庄就是。
该造反的时候就造反，该投降的时候就投降；该弑君的时候就弑君，该背叛的时候就背叛。所以，严庄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就是乱世的生存法则。在此后一百五十年的唐朝历史上，从一而终的人当然不是没有，但类似严庄这种墙头草似的“俊杰”却遍地都是。
至德二载十月二十三日，唐肃宗李亨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四个月的长安。
百姓纷纷出城迎驾，从城门一直排出了二十里外，人人手舞足蹈，高呼万岁。
肃宗李亨的銮驾进入大明宫后，御史台立刻将那些曾经投降燕朝的文武官员集中到一起，命他们脱下冠帽鞋袜，赤脚立于含元殿前，捶胸顿首向天子请罪。他们的周围，环立着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同时，跟随肃宗从凤翔回到长安的文武百官们，也奉命来到含元殿前围观，接受“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背离人民为耻”的现场教育。
十月二十五日，以陈希烈为首的三百多名变节官员也从洛阳被押回长安。御史台照旧命他们跟西京的降官们一样，在含元殿前示众了一回，然而分别关进大理狱和京兆狱。
二十八日，肃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亲临丹凤门，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所有士绅百姓，凡受贼官禄、为贼所用者，由三法司分别查实奏报。其中，凡作战中被俘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的，只要向官府自首，一律赦免。”
十一月初，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从洛阳返回长安，肃宗感慨万千地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资治通鉴》卷二二○）
数日后，肃宗封回纥王子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并再次向他许诺，从今往后，唐朝每年向回纥赠送两万匹绢。
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唐武宗时期，这笔开支每年都会列入唐朝中央的财政预算，成为一项债务性的财政负担。不仅如此，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回纥再次出兵，帮唐军收复了被史朝义占领的洛阳，唐朝又与回纥约定，今后每年向回纥购买数万至十万匹马，每匹马支付绢四十匹，病弱之马照价支付。这就是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
绢马贸易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有了，但起初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经贸活动。自安史之乱后，这项贸易活动就再也不是平等交易了。因为唐朝是以数量大、价值高的丝绢，从回纥购回量小质劣的马匹。
这与其说是贸易，还不如说是堂堂天可汗在向昔日的藩属国纳贡。
这项所谓的绢马贸易，让中唐以后的历届唐朝政府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巨额的财政赤字。回纥几乎是用倾销的手段，每年都向唐朝输送大量劣马，而唐朝输入回纥的丝绢始终不抵那些劣马的价钱，只好一再拖欠，“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新唐书·食货志一》）
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朝积欠的马价绢已高达180万匹。直到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唐朝才一次还清了历年积欠，但此后回纥又送来大量劣质马匹，唐朝只好继续欠债。直到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