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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宋立国之时，太祖皇帝鼓励功臣勋贵置地买妾，尽情享乐，太祖为何如此，其中原因想必各位也都清楚；
但这却实际导致了大宋百四十年来，官绅富户之家崇尚奢侈之风，太祖皇帝出于当时的实际需要，鼓励功臣勋贵安于享乐，这没错，但时至今日，大宋国祚已稳，便不应该再鼓励这种奢侈行为。
大宋土地兼并严重，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是历代所未有，富者挥金如土，贫者三餐难继，身无立锥之地，这也是为何我朝虽在灾荒之年大量招募青壮从军，地方还是叛乱不断的原因；
贫富的差距使得大多数下层百姓感受不到陛下的恩德、朝廷的惠泽，而只会看到身边的富户奢侈的浪费，痛心疾首的同时，仇恨也就产生了；
还是那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连不饱、穿不暖，如何让他们对这个国家产生认同感？何况身边还有人在毫无节制的奢侈浪费；他们会怎么想？
从另一个方面说，富户把钱财浪费在奢侈的生活上，对国家也极为不利，各位枢相请想，富户花一万贯买一块宝石，仅能供他们自己观赏；
若是这一万贯用在投资作坊，生产物资上，这能给社会提供多少物资，又能给多少贫寒的百姓从业的机会。这和卖一块宝石相比，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差别有多大？
各位或许会想，富户有钱，怎么花是他们的自由，这没错。但站在陛下、站在朝廷的角度来看，天下百姓，莫非王臣，他们既然都是你的孩子，难道不应该对他们的行为作些引导吗？
让富者接济一下贫者，让大家都能生存下去，这就是陛下，是朝廷诸公的负责了。
说了这么多，本官的意思就是对宝石、珠玉之类的奢侈品征收五成的消费税，以政策的形式，抑制这种奢侈之风。”
杨逸说完，政事堂中再一次陷入了沉默，就像上次杨逸提出财政预算一样，在坐的诸位大臣都需要时间来消化他的话。
半盏茶功夫之后，苏颂首先开口说道：“按你说来，征收这奢侈品消费税确实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实际上此项税种却很难操作，你所说的这些奢侈品，价格通常都很高，而且价格变动非常大，它不象米粮布匹，市场上的价格通常都会稳定在一定的幅度内；
比如同一块宝石，它可能卖一千贯，也可能卖一万贯，这全看购买者的喜好和眼光。购买者若是非常喜欢，又缺少眼光，本来价值一千贯的宝石卖出一万贯也不奇怪；
定义不了宝石的价格，征收消费税也就必然混乱；具体的官吏在征税时，范围也容易被随意扩大，征收数额更无法确定；
拿上述的宝石来举例，商家这块宝石大致值一千贯，税吏说值一万贯，征税的数额就带有非常大的随意性，一切皆由税吏说了算，这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不言而喻；
再比如，你说宝石是奢侈品，富户不买宝石了，转而到酒楼、青楼去一掷万金，这算不算奢侈？你要不要征税？”
杨逸也不得不佩服起老丈人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出这么多问题，真是人老成精啊！
杨逸不说话，想看看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紧接着说话的是蔡京，蔡大财主管着大宋的钱袋子，要不要征收奢侈品消费税对他影响最大。
他一抖袍袖，对苏颂拱拱手道：“下官先来回答苏相公的最后一个问道，下官以为，到酒楼、青楼去一掷万金，同样应该征税，朝廷可以给商家设定一个数额，比如一千贯，只要有人在酒楼、青楼一次花费超过一千费，就需要交纳消费税；
另外就是苏相公提到了奢侈品价格高，价格弹性大的问题，本官以为，这些都可以慢慢想法加以规范，即便不能做到十分规范，但也不应因噎废食；
如杨学士所言，这是一种对富户消费加以引导的税种，说白了也就是管人怎么花钱，防止富户过度奢侈浪费；
你有钱拿去开作坊，经商，这对整个社会都有利，朝廷可以少收税，甚至不收税；
你若是拿来买玉石珍玩自己观赏，那就必须征收高额的消费税。此项税种对朝廷、对普通百姓、甚至对花钱的富户都是有利的。”
说一千道一万，蔡京还是看到了钱，开征奢侈品消费税，户部又多了一条财源，他出面支持一点也不奇怪。
第373章奢侈品消费税（下）
奢侈品消费税的税率通常都非常高，在后世有些国家的税率甚至是商品总价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就算大宋不下手这么狠，只征百分之五十。那么如苏颂所说，一块宝石若是卖一千贯，便征税五百贯；若是卖一万贯，便征税五千贯。
这五百和五千可就差远了。
而奢侈品却又往往是最难定价的，这确实给征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但这点困难和它所带来的利益相比，又不算什么了！
大宋的官绅富户生活上一向崇尚奢华，比如太宗朝的宰相吕蒙正喜欢吃鸡舌汤，每晚都要来上一碗。
有一回他闲来在自家后院散步，突然发现家中多了一座小山丘，便好奇地问下人：“家里为何多了个山丘？”
下人答道：“老爷，您每天吃剩的鸡骨头，拿土掩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小山丘了。”
吕蒙正斥道：“胡说，我什么时候吃这么多鸡了？”
下人便解释说：“老爷，你喜欢吃鸡舌汤，这一碗汤要三十个鸡舌头，那一天就得杀三十只鸡，两年下来就是两万多只鸡，您想想两万只鸡骨头，加上掩埋的泥土，堆起来可不就有这么高大吗？”
此事无正史记载，且不去争论它的真假，但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宋的官绅富户生活是何等的奢侈。可以说，象吕蒙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界身巷里的珠玉宝石交易。每天动辄以千万计；丰乐楼里通用银盘象牙筷，瓷碗竹筷根本见不着，一道菜上千贯是常事；
而接近丰乐楼这种档次的酒楼，光东京城就有近百家，每家的生意都十分红火；杭州后市街的贺家酥，一个小点心卖五百贯，这些都是事实存在；
卖得这么贵。生意还那么兴隆，可见大宋的官绅富户过的都是怎么的生活，这种现象在封建时代。大宋之前没有，大宋之后也没有。
而大宋的贫富不均也是历朝历代最悬殊的，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得市井空前繁华的同时，广大农村却非常凋弊。
因此宋朝的各种农民起义也是最多的，甚至超过了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
基于这些原因，杨逸个人觉得，无论再困难，也有必须在大宋开征奢侈品消费税，调控这种奢侈浪费之风。
杨逸将这些现象大致列举出来，在坐的执宰又不说话了，杨逸接着说道：“各位枢相，朝廷哪怕只将十种价格最昂贵的商品列为奢侈品。加征五成的税，每年至少也能给朝廷带来数千万贯的收入。
有了这笔钱，朝廷完全可以把农业税再调低一点，从现在的二十税一调成二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
从而减轻下层百姓的负担。给百姓更多的盈余。使他们在灾年时有更多的自保能力，朝廷可减少赈济的同时，也避免百姓因生活所迫落草为寇，甚至揭竿而起；
还有一点，让利于民，百姓有了钱。才能发展生产，同时其消费能力也会增加，进一步促进市井繁荣，增加朝廷的岁入。
上述是对贫者的好处。
对富者而言，加征奢侈品消费税，可以引导他们的消费观念，让他们少在这些奢侈品上花钱，将更多的钱用在经商和创业上，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健康蓬勃的发展。
至于苏相公刚才提出的问题，本官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奢侈品虽然比较难定价，但总还是有一个市场规律的；
而苏相公刚才主要也是站在商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其实朝廷征税多少，对商家影响不会太大，商家自然会将税额转嫁的购买者身上；
最终承担这份税额的，必定是那些花钱买奢侈品的人。这也正是咱们要做的，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贫富之间的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不断恶化。”
章惇轻抚着长须，那长须已经有些斑白，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他沉声说道：“若加征奢侈品消费税，则珍珠宝石之类的物品价格随之上升，这必定会导致猖獗的走私行为，此事不得不防。”
一听这话，杨逸顿知有门，他含笑答道：“章相公所言不差，因此有必要加大边境巡逻，另外，大多境外输入的奢侈品，在过关时便要交税，征税部门发给税单，若是没有税单，在内地商铺出售时，仍可加征消费税，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走私入境。”
李清臣接着说道：“此项税种，恐怕会受到许多官员抵制。”
李清臣这话需要简短，但也说到了点子上，因为大宋官员就是奢侈品最主要的消费群体之一，他们自然不希望看到奢侈品价格上涨。
蔡京立即答道：“李相公，当初统一税赋，计亩征收，官绅一体纳粮，遭到的抵制岂不更大？现在如何？只要朝廷有决心施行下去，他们还敢因此造反不成？最多他们选择不买而已；
自古以来，每一项政策由上而下推行下去，都不可能保征完全不走样，总有些地方、有些官员会钻政策的空子，加以反对，或者从中谋利、破坏，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只要这项政策总体上利大于弊，那就不失为好政策；比如朝廷赈灾，款拨下去了，总会有些官员想从中渔利，为此甚至迫害百姓，挑拨动乱以掩盖他们的罪行，难道朝廷因此便不赈灾了吗？
既然是好政策，咱们要考虑的就不是施不施行，而是如何施行，如何打击那些恶意抵制破坏的官员，以保证政策最大限度利国利民；
另外，本官认为。能列入奢侈品的商品毕竟是少数，将何种商品列入奢侈品加以征税，必须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才行；
打个比方，你将日本的屏风列入奢侈品征税后，屏风价格上涨，富户很可能就会选择描金折扇等等。若不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这项税种也就起不到实际效果。”
工部尚张朝宗也接口道：“有些商品在哪个环节征税。这也必须详细考虑才行，比如玉石，输入的玉石大多是原石。原石的价格相对便宜，但经过巧匠的雕刻后，价值有可能增加十倍。甚至上百倍，若是只在输入原石的环节加以征税，那么同样起不到多大作用。”
政事堂里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杨逸却笑了，听了这些讨论，很显然，他罗列出来的、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好处把这些高官打动了。
这不奇怪，这项税种确实对国家对百姓都非常有利，后世各国都出台奢侈品消费税，足以说明这个税种是正面的。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宋的富户生活过于奢侈，而奢侈消费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应该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
对个人而言，过度奢侈会引起贫困、破产，使其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陷入绝境，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从社会总体看，过度奢侈就是过分浪费，会造成资源的普遍和迅速枯竭；
更重要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使得奢侈消费成为带有歧视性的消费行为。
富人用这种炫耀性的消费来显示自己高贵地位、和特殊身份。会使贫困者在心理上感受到巨大的失败压力；
象杜甫那样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