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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河役免夫钱’由来以久’就是向百姓专门征收治理黄河的赋税，此法在王安石施行免役法后，就基本被废除了，李承宗急于求成又想开此恶倒。
别人怎么想杨逸不管，他绝对不同意再开这种口子，今天治河收河役免夫钱，明天打仗又要收战争税这算什么事？
杨逸出班奏道：“治河工程浩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急于求成只会使得民生凋敝，祸乱丛生。开征河役免夫钱此举更是不可取，自绍圣无年统一税赋以来，朝廷除正税之外，就免去了一切杂税，若是再开此倒必定民心尽失怨声载道。”
确实统一赋税，官绅一体纳粮，已经将举国士绅得罪完了，若再开杂税，则普通百姓也必将心寒彻骨，那朝廷可就危险了。
因此杨逸出面反对后，很多人都表示支持杨逸所言，李承宗的提议当即被否定。
然而事情很快又陷入另一个僵局那就是“北流”和“东流”之争。
自从黄河北流以来，是顺黄河北流，还是将其导回东流两者之间的争论就没停止过，无祷年间旧党争了十年，没争出外结果来。
现在又来了。
一直以来，黄河中下游的治理，与大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密切关朕，并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治河问题。
以前，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在朝廷有大量“冗兵”，而在抗御辽国、西夏的斗争中，却长期处于被动局面；
执政者也自然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与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结合在一起；
希望借助黄河这一天险，来加强北方军事防御。
可以说，防御辽国始终是朝野士人在治河工程中、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澶渊之粤后，治河工程的开展，更是多与大宋国策、军策的制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宋以防边为重的基本策略。
总的看来，在以前特殊的环境下，大宋一方面要加强对黄河的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发挥黄河防御辽国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导致了朝廷长期疲于应付治河与御辽两条战线，在以前的客观环境下，这也是因形势所迫而形成的一种无奈局面。
现在朝堂上再次陷入这种争论，是依然有许多人无法消除、把黄河纳入军事防御体系的想法。
现在辽国疲弱了，大宋在军事上占了上风，那么还需不需要黄河作为军事屏障呢？
杨逸个人认为：需要。
因为你一时占了上风，不代表代什么时候都强大，京城北面除了一条黄河，再无险隘可以凭借。
有些人或许认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而应尽量向外扩张，但杨逸认为，国家强大了向外扩张是必然，但前提是，先把自己的根基弄稳妥才行。
否则你越向外扩张，防线拉得越开，一但有事，京城瞬间就失守，头头脑脑就被一窝端了，这还得了？因此京城还是有所凭借为好。
另外就是，京城若无险可守，就必须驻守重兵，百年耗费多少，谁能计数？
现在主张北流的人，说主东流是“逆河之性”。当初王安石堵住北流，未几年又再次决口就是教训，所以应该顺其北去，加高加固北流沿岸的堤防即可。
而主张东流的人，则认为凭其北流是苟且偷安之计，河北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泥沙易于沉积，很快便会变成地上河。
而且北流之后，下游河道等于是加长了一半，若只顾得眼前方便，今后防治起来更加困难。
另外北流经过的都是适合耕作的平原地区，它直接侵占、和间接摧毁了无数良田，给河北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且黄河北流之后，是抢占御河和葫芦湖下游入海，御河和葫芦河失去了入海渠道，两河又相继淤塞泛滥。
御河承担着北方沿边漕运军粮、物资的重要职能，也是南方商品流通北方的主要渠道。被黄河抢道后，御河淤塞，漕运功能几乎丧失。
对于“北流”和“东流”之争，杨逸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很少发言，大概许多人到现在还以为，这次治河是象以前一样，修修补补而了事。
但事实上，在杨逸与章慎等人的计划中，这将是一次近似隋灼帝开挖运河一样的巨大工程。
第307谋夺河西
朝堂上东流、北流的争论还没有最终得出结果，但没关系，你们可以慢慢争，咱们先干咱们的。
今年首批被裁撤下来的五万厢军已经征调，由都水监统一指挥。沈清直罢司天监少监，提举都水监。
有宋一代，常年组织大批民夫从事河防物料的筹集，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朝廷遣使会同地方治河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
如今，朝廷一道诏令下去，这些物资正源源不断的向汴口一带起运。
你们不是要争东流或北流吗？那现就先让黄河自己先选择着，它爱北也好，向东也好，都有河道在，随它。咱们先把汴口到濮阳这一段先加固再说，这一段没有争议。
拱垂殿里，一场由政事堂执宰和各地征调进京的水利专家，一同参与的施工会议正式招开。
会议上，治河的指导理念很快确定下来，那就是沈清直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
根据这个理念，除了全面加高加固河堤之外，河道宽、水流平缓的地方，就要筑堤缩减河道宽度，使水流变得湍急，以减少泥沙淤积。
另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比如颁布法令，禁止黄河中上游砍伐树木，破坏植被等等。
具体筑堤办法也较以前所有不同。这次不再是单纯的筑一道堤坝，而是分主堤，副堤，遥堤，格堤四种。
主堤近河，用以约束水流，意在束水攻沙；
主堤以内又筑副堤。作为前卫，以免水流直接冲击主堤，起保护主堤的作用。
主堤之外。另筑遥堤，作为第二道防线；
遥堤和主堤之间又筑格堤，即横堤。万一主堤发生事故，横流遇格堤而止，防止水流顺遥堤而下，另成河道。
还在沿河底洼的地方，建造减水石坝，相当于后世的溢洪堰。使洪水涨到一定的高度时，通过减水坝适当的宣泄到分洪区以杀水势，同时制定了缜密的防堤制度和修守方法。
这套方案是一大群“治河专家”根据沈清直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总方针制定出来的，很快就得到了执宰们的通过。
治河大幕也就此正式拉开。
沈清直带着各地招募来的水利专家。以及都水监大部分吏员立即奔赴汴口以上二十里处的孤柏山，黄河下游河段的治理将从这里开始，一直延伸到出海口。
当然，孤柏岭到濮阳之间的河堤由于关系到东京安危，历年来都极为重视。主堤大部分是不需要再施工的；
只是河面宽，水流缓慢的地方加筑束堤，把河面束小，另外就是加筑副堤、遥堤、格堤。
与沈清直同行的，还有谢东升率领的二千禁军，这两千人马是用来应付突发事件的。
五万人对于这么大的工程来说太少了。不过，这是由于杨逸与章惇他们另有考虑，一次征招数十万民夫的话，朝廷应付吃力，恐怕会动摇国本。
这不，枢密院里，刘太后、章惇、杨逸、蔡京、林希、李清臣、苏颂、许将等人正在商议此事。
蔡京管钱袋子，他的账是一分钱一分钱的算，只听他说道：“五万裁撤下来的厢军，平均每人每天工钱一百二文，加是口粮衣被等折耗，第人每天约为一百五十文，五万人一天耗费七千五百贯；
算上楗橛，料石，茭索这些修堤物资，每天费用不下两万费，一年就是七百万贯，动用五万人国库还可以支撑，再多恐怕就要影响朝廷正常收支了。”
一年七百万贯其实对大宋来说不算什么，相对于岁入一亿三千万贯的数字来说，七百万贯只占岁入的半成。
但是，现在还不是掏光国库来治河的时候，而且即便是雇工，不是强令百姓服劳役，雇用来筑堤的百姓多了，对国内生产也会造成巨大影响。
但若是只动用五万人治河，进度又太慢，不知要什么猴年马月才能真正把黄河治理好。
那么，在不影响大宋国内生产的情况下，从什么地方找些廉价的劳力，这就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今天枢密里主要讨论的议题。
巨大的地图打开，不管别人是什么反应，杨逸和章惇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西夏的那片地域上。
章扒皮不是什么善类，杨逸更不是。
杨逸作为枢密院都承旨，首先开言道：“自环州大败之后，西夏民不聊生，元气大伤，接着梁家对党项八部的清洗，更加剧了西夏内部的分裂；
仁多保忠和嵬名阿吴出任我大宋骑兵主将，进一步促使横山一带的羌族大量内附我朝，西夏的横山防线事实上已经极其虚弱。
这几年我大宋关闭与西夏的边境榷场，及杨志和阮二郎他们率领的“贺兰义军”，对庆兴府、灵州一带的破坏，使得西夏雪上加霜。
卓啰和南都统军乞力刚率众归附，使得河套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这个战略节点形成了防御空白。此时正是我朝夺取河西走廊最好的时机。”
去年大宋裁去了二十一万禁军老弱，光这一项，今年就给大宋节省至少一千五百万贯军费开支。
而目前治河也只是调动五万厢军，耗费不算很大，大宋完全有能力在今年再进行一场战争。
夺取河西走廊，一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为大宋的商贸开辟出一条大动脉来，增加朝廷的岁入。
二嘛，便是要解决治河劳力问题。可以说，这场战争无论从长远利益看，还是从短期效益计算，都绝对打得值。
这也是为什么杨逸还没有回京，许将他们已经在布置袭取凉州的原因所在。
而曾在西北领军作战、且战功赫赫的杨逸，在这件事上无疑最有发言权，连许将都不得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杨侍讲，以你看来，这一战我大宋该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需要调动多少军队？”
众人一齐望向他，杨逸立即答道：“目前西夏在河西走廊的兵力不足六万，本官以为，若是只夺取河西走廊，我朝出动四万兵力大致便够了；
但这四万兵力必须大部分是骑兵才行，河西走廊东西相距上千里地，若以步兵出击，先不论能不能赢，光是后勤补给就足以让我军止步不前；
而用骑兵快速奔袭，就能达到以战养战的效果。无须太多的后勤补给。
另外就是，夺取河西走廊，很可能引发西夏国体震荡，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我朝西北十五万大军必须做好对夏全面战争准备，一但西夏国势剧烈动荡，民心溃散，则立即攻取定难五州，乃至西夏全境。”
刘清菁有些迟疑地说道：“杨卿，前年大宋应对辽夏夹击，国力损耗巨大，国库几乎掏空，如今只经一年积蓄，今年若再打一场灭国大战，恐怕朝廷也难承受得了啊。”
杨逸答道：“太后所虑甚是，如今只是做好打大仗的准备，最终打不打，到时再以实际情况而定，若是西夏仍有后劲，则暂时不打河套，若是西夏本身就乱起来，便是打河套也耗费不了多少，而且一但真灭掉西夏，则所有的耗费都将能成倍的收回来。”
刘清菁点点头，不再说话，章惇指着地图说道：“如今西北冰雪未化，牧草未长，暂时还不利于我军奔袭河西，但可以先袭取凉州，切断河西与河套的联系，以防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