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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提高了当地的女性社会地位，将她们从生育工具，牲畜一样的财产，提高到能够提供劳动收入的家庭成员。
因为在这些外来者的统治下，为了最大限度的榨取产能和劳动效率，往往喜欢强制要求家庭中的成年女人，参加集体性的有偿劳作，而将她们的幼儿集中管理和教育。
虽然因为传统和风俗的因素，遇到当地人的阻力也不会小，甚至多次酿成区域性的骚动和暴乱，
但是丝毫不能阻挡他们用强制和暴力将本地女性，拉进集体工坊和农庄的决心和手段，并且用名目繁多的肉刑和经济惩罚的连座，确保每个家庭所必须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女性因此收到职业的影响和技能教育，开始认识到自身所创造的价值。
而这些女性带回家庭的劳动报酬，最终也成为撬动整个社会传统和顽固惯性的一线开端。
——《古代中东女性地位的变迁》
【西北偏北】第八百一十四章 革命之路
这是一个以弗所式的胜利（注一），耶路撒冷的泛宗教会议的结果，让无数人欢欣鼓舞的如此称道。
当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信徒和教团，都在宗教会议上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算是作为基督教世界最高领导者的罗马教廷，也不得不有所退让，
与过去拥有整个强极一时的罗马帝国，作为后盾进行传教和扩张的基督教会不同，如今的罗马教廷，在失去了强大支持者的法兰克王国之后，不得不更加的仰仗君士坦丁堡的鼻息，但是君士坦丁教会与罗马的明争暗斗，却有大大削弱了来自拜占庭方面的支持力度。
而他们所要面对的，却是来自亚洲大陆，得到一个亚历山大式的强大征服者支持的东方教会，及其盟友的联合，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就算是被追认为初代教皇的圣彼得在世，也要三思而后行。
但是这种迫于形式上的妥协和退让，注定不可能保持太久，日后东西方教会分裂和斗争的种子和苗头，也因此埋下了。
——《十字军史话》
……
塞里斯人用高压和铁腕的手段，维持着他们在当地的统治，但是相对于政治和经济活动上严厉管制的态度，他们在宗教和文化上，就显得过于宽容，他们甚至鼓励多元文化的共存，并对自己代表的东方文化充满自信和优越感。
在宗教上，他们也采取几乎放任自流的态度，只要是不违反统治者制定的法律，或是触犯到公序良俗、道德伦理之类的基本要求，就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拥有一席之地，哪怕是胡拉米也拜火徒，或是米特拉信徒这种信仰活化石，甚至是阿里乌斯派这种欧洲大陆公认的异端，在光头化日之下出现在公共场合中。
当然了，这种基本公序良俗的标准和规范，是由城市中绝大多教派和团体代表，组成的耶路撒冷伦理委员会，反复讨论或者说争吵之后得出，共同遵守的通用标准。
在海陆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所聚敛的源源不绝财富滋润下，他们得以在这座城市周边的移民聚居区内，推广学校教育和消除文盲活动，建立孤儿收养场所，致力于消灭猖獗街道上的乞丐、扒手和其他犯罪行为。
并财大气粗的在当地建起第一座炼金术，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以招揽和收纳来自欧亚非三大陆之间，各种被主流社会排斥和禁忌的爱好者和学者。虽然赛里斯人将这座学术机构命名为稷下宫，但本地更喜欢称之为——智慧宫，或是所罗门馆。
于是乎，在赛里斯人的统治下，耶路撒冷居然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和平之城，几乎三天两头就有各种节日庆典和宗教活动，各种民族和信仰，各种教派和团体，在这里实现了某种名为共存的繁荣。
——《智慧宫与文艺复兴的起源》
……
大概是因为在我当地搞风搞雨的多了，
当我离开被挖掘和改建的脚手架，变得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居然还有好些恋恋不舍的人群来送行。
轻柔的地中海风中，看着白色浪花和海水包围的海岸线，我百感交集的征程终于到达了终点，成千上万的将士埋骨他乡异域，无数民族和国家被牵扯进去，足以决定千万人命运的大进军，终于可以告上一个尾声了
在这一刻，我突然格外怀念起留在后方的女人和那些已经开始长大的儿女们。
回来的路程波澜不惊到简直泛善可陈，大量运载战利品和收益的牲畜骡马，以及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移民和奴隶，极大的壮大了我们回程的队伍。
其中还多出了好几只具有不同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小部队，主要是来自海外六大军州派遣部队和巴勒斯坦当地，其中就有一只由当地希伯来牧民家庭和工场作坊学徒组成的特殊编制——大卫营
然后随着我们经过一个个城市和戍垒，
回程的庞大队伍，在一点点的缩减，那是归建或是回到驻屯地休整的将士们，以及就地填充的移民和奴隶，等回到了迦南共和国与威慑叙利亚方面的主力会合后，我这只队伍再次壮大起来。
所谓的迦南共和国，是分布在深入半岛中部沙海的绿洲半岛上，被竞拍下来大小城市的联合体，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是来自高加索山脉以北可萨汗国。
虽然他们的自治权更多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的，在军事和外交上，由行驶宗主权利的岭西行台，统一规划。
作为亚述西部比较靠近叙利亚地区的前沿势力，他们的防务也是由泰伯里兵团的两只波斯联队来行驶，地方上只有基本的城市治安巡逻队，和乡村地区少量非脱产的民兵。
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于建立国家的热忱和干劲，
距离我离开才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作为实际统治者的希伯来人，就用金钱和移民为当地，带来了不少的变化，无论是飘扬在城头上的白色大卫五芒星旗，或是废弃清真寺和豪宅改造成的礼拜所尖顶，乃至城门口新开辟的市场和兴建中的货栈、驿站、旅馆。
可以说在很短时间内，他们用极大的热忱和奋斗精神，创造了一个效率和建设的奇迹，
有句言语说得好，“犹太人没有祖国，他们的祖国就是资本”，这固然有他们一直被排挤和迫害，一直在流浪和迁徙的历史原因，但也有他们习惯了经营和投机，追逐金钱和资本来达到目的，对自身社会价值和立场，缺乏认同感的原因。
因此他们也属于任何统治者特殊群体，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运用的话，这些希伯来人对于给谁做带路党，都无所谓。
而新迦南共和国及其他希伯来城邦的建立，等于是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变相的将他们拘束在土地上，不再成为四处流动的不稳定因素，更妙的是这个隐性的枷锁，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出钱出力打造的。所谓被人坑了还帮着数钱的类型。
而第三圣殿的确立，等于是另一道保险栓，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只要耶路撒冷城控制在手中一天，治下的这些精于算计和投机的希伯来人，想要轻易转变自己的立场和归属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会想办法消弭掉自己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接下来的行程，被逐步的放慢，
沿途也是对新设立的军州府路变相巡视，不停接见和会面各级官员，召开各种会议，于是走走停停的，时间过的很快。
我也变得忙碌起来，主要是在停止征战之后的善后事宜，这也是大多数胜利和征服者，所要面临的问题，无论结果如何，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杀戮的负面影响，是无可避免的。
很多富饶的人口稠密地区，先是被层层加倍的抽丁和赋税压榨的奄奄一息，然后在交战和拉锯中被烧掠一空，然后满地废墟中幸存的人民，还要在被战败的溃亡军人蹂躏好几遍，才迎来征服者的惩罚性搜掠，结果百里渺无人烟的白地，
如何让土地休养生息，如何让人口繁衍恢复，如何清剿那些沦为盗匪的散兵游勇，惩治活跃在偏远乡村地区的暴力活动，检举和镇压那些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旧王朝残余势力的怀念和同情者。
乃至修缮和拓宽道路，鼓励商业行为来增加税收；修复荒废失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引进和推广多产快长的新物种，以集体编制劳动来增加和恢复土地的产出，以减少饥肠辘辘的当地百姓动乱的风险。
但是相比这些传统意义的问题，我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要完成。
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西征，随着大军的步伐一路过来，也在沿途地区培养起来了一个适应征战需要，而变得庞大无比的后方产业体系，以及相关复杂的利益链条。
这个产业体系和利益链条，从东到西，横跨和贯穿上万里的辽阔地域，涉及国家和势力、人口不计其数。可以说从遥远的西北诸道和塞外草原、青藏高原，到地中海东岸的耶路撒冷，都有无数的家族和利益群体，主动祸首被动的参与其中。
在战争结束后，对于这个战时的产业体系和利益链条，进行适当的改组和转型，就势在必行了，这也是一旦域外立国后，继续从国内获得各种资源和人口输出的保证。
此外因为战争所获得大量廉价的奴隶，也对治下的日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严重冲击和动摇，各种矛盾和纷争，也伴随当地人的传统经济，因为无法与大量使用廉价劳力的军屯庄竞争，而逐渐破产的多发实例，开始显现出来，虽然被战争红利和胜利的大势所掩盖和压制，但是和平之后，就必须重视起来。
重新规划和调整所在地的产业结构，疏导这些力量，在其他领域继续发挥作用，这也是新政权长治久安的需要和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岭西行台，或者说我内定的未来藩国的体系下，各种风俗传统，宗教民族上的地域差异，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因此需要格局各自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
工作量就变得极为庞大，
而在其中很多东西可以说都是初露卯端，都必须由我亲自参与，才能确保运作下去，一方面是作为上位者的之责，建立一个国家雏形的规划中，我的作用的是别人无法取代，也是无可投机取巧的。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我作为穿越者的先见之明，或者说身为后世人对各种历史政权模板和成功范例的熟悉上，可以在各种关键要点上，进行及时引导和指正，避免走更多的弯路和反复。
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在统筹规划上，给出一个大致方向和发展基调，然后由那些幕僚班子及下属各种社调团体、小组，根据所在地情况，制定详细周密的项目规划和预案，最终由我来选定其中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记载，或是有过长时间实行的成功经验，或是干脆进行重组合并为，比较中庸兼长的实施方案。
因此，这段时间，我一下子瘦了十几斤下来，比起从东方到西方的万里征程，所减少的体重还要多。
……
君士坦丁堡，金角湾，习习海风吹拂的彩色旗帜招展中，拜占庭皇帝派出的仪仗卫队，已经站满了码头，他们身穿嵌有花纹的连身铠甲，头戴黑色马鬃的圆盔，拄着被漆成红色的枪戟，气势威武的望向远方。
在波涛滚涌的青蓝色海面上，硕大无比的五排划桨大舰，正在驶入被长堤和灯塔、栈桥环抱的海湾中。
御用的鼓乐手，开始奏响迎接凯旋的声乐，欢迎那些列队走下船板的东征将士。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