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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必然性，但是，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乏偶然性。
华皇并不认为明治维新的一套有多么的高明，很幸运的是，这个小小岛国是放在亚洲，放在腐朽的清王朝边上，如果把日本放到英国，法国，德国身边去，两下被拍成灰。
即便是将日本放到处于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期的沙俄身边去，日本也照样被拍成灰。
日本殖产兴业的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
满清的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
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的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
“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说的这句话）。
而清廷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
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
所以，华皇的观点中，曾国藩的思想有可取之处，但是曾国藩当初是满清手上干活的，没有基础，而且，要靠地主阶级来主导这么庞大的改革，也属于天方夜谭，一丝一毫成功的可能性也没有，即便是原本的历史中，后面发生了戊戌变法。
在华皇看来，戊戌变法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即便是‘成功了’，袁世凯带人做掉了慈禧太后，结局同样无法改变，因为地主阶级无法执掌华国这么庞大的国家转型，后面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军阀割据其实是地主阶级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戊戌变法要是成了的话，极可能仅仅是北洋的提早到来。
晚清最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不是是否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是有共识的，问题仅仅是渐进还是立改。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试图变法者中的一员，他和皇帝找到了一些共识，但他绝非是代表变法的人物，更绝非唯一想用西方政制来变法的人物。
洋务运动也并非毫无成效，清末的地方基本拥有了现代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职能，尤其是警察，卫生和简单的议政体系，顺利转型为新型国家，至少从行政形态上没有问题。
内核是政治基础，这和房子从四合院变成楼房与否的关系不大。
在国家层面看待问题，主要是看内在，看核心基础。
华皇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侧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和俾斯麦推行的现行政策差别不大。
俾斯麦的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一主义。
都属于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俾斯麦确实有才干。
唯一不同的是，俾斯麦再强，也只是二把手，华皇是华国铁打的一把手，只要华皇不死，华国的领导层就是最稳健的。
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新型社会的建设就是各个阶层共同努力的目标。
从民间一直深入到县的新型社会组织，新型的慈善，新型出版事业，新型的经济实体，新的金融和经济手段，到警察局、医院、学校、邮局甚至厕所，乃至于各个政府机关逐渐的现代化，新型社会其实一直在发展，虽然它的成效不高，但确确实实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底层结构。
华皇现在的华国则不同，不但是所有的机构都弄起来了，建筑都起来了，铁路都贯通了，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全新的政府，虽然还需要时间完善，但是华国已经稳定，所有的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
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等到清廷自然倒闭以后，看病去医院，抓贼找警察已经成为共识，华国老百姓接受事物的能力，从来都不差，这些在19世纪60年代，哪怕是最开明的精英也没有这种习惯。
从这一点而言，原本历史中的满清的社会转型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但清廷最大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普遍的军事化，从唐代开始，如何防藩镇就是政权的基本命题，公允的说，大清国的成绩是历代王朝中最好的，也是历代王朝中最糟糕的，确实是成也八旗、败也八旗，八旗的特殊性导致他们无法地方化，尽管这种倾向在大清一直存在，但地方化往往就意味着八旗失去战斗力。
因为八旗实质上就是职业军人，而团练武装恰恰相反，一旦建立，实际上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再也不可能离开地方政治，越不像职业军队，往往就越强大。
大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八旗，其命运已经无法扭转了。
到最后，无论地方督抚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全国政局不再是用什么声音说话的问题了，枪杆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权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与政见有直接的联系。
很多人所谓“曾李不自立”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此时下到一个乡村，上到一省，军事化已经导致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枪杆子出政权其实在清代最后几十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无论谁去改革，怎么改革，最后都只能被各种军事实力派所绑架。
对于一个急于改革的国家而言，这成为致命的缺陷。
华皇认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图强，本质上都没法扭转这一点！
因为代表的是阶级，是群体，不是一个实权者个人能够左右整个阶级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同样存在，但它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在日本，军人至少被驱逐出了地方事务，而在中国，军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说清末，无论你是什么派，说到底都是一个个军头的附庸而已。
任何军阀社会都会很快陷入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并由此造成任何所谓的改革都会迅速无效化，假如枪杆子出政权的逻辑无法打破，那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其实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清廷唯一的问题就是军阀问题，这不只是几个军头的事情，而是下至小老百姓，上至国家精英共同深陷其中的泥潭。
【1196指示曾纪泽军购计划】
在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无论天皇，还是维新派，还是幕府就改革问题已经有共识了。
实际上就处于原本的历史中，清末戊戌变法成功后的状态。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虽然是幕府最高领导人，但他本人却是个维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还。
只是因为幕府的守旧势力太深，意见不统一，而且萨摩及长州两藩心急，等不及了，才发动了倒幕战争。
戊辰战争结束已经是1869年，最后的余波西南战争是1877年。
因为华皇的关系，这趟战争到现在还没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历史轨迹发展，西乡隆盛早死了，但现在西乡隆盛仍然活蹦乱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华皇出访欧洲之前，刚刚被轩建章抓住之后，然而华皇下令，轩建章和李鸿章又将西乡隆盛放了回去。
萨摩及长州两藩就有与中央相抗衡的实力，而中国维新派几乎没有基础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帮着维新派去跟守旧派斗，最后恐怕会比北洋时期还乱。
无论上层的精英们怎么折腾，最底层的农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不变革，社会还是那样。
当然，还有一种情形不得不考虑，变革过程里枪杆子裹胁其他盲从者。
华皇向曾纪泽说了他对于国家走向的一些看法，这让曾纪泽对整个国家的局势和华皇的对外政策，又有了新的认识。
曾纪泽也向华皇汇报了他在欧洲的一些学习成果。
曾纪泽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
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
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
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
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
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
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
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
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
曾纪泽对华皇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
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华皇听了曾纪泽的话，很是高兴，认可道：“说的很好，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前几天，我还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说起过教育问题，跟你的说法差不多。”
曾纪泽笑道：“我哪里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都是通过平时对华粹晚报上陛下的发言，总结出来的，只是在欧洲待了几年，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我平时就是这么教育思平的。”
华皇微微一笑，对曾纪泽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在原本的历史中，曾纪泽在和俄国的艰难交涉中，成功收复了伊犁。他在辩论《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义正言辞地说：“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加税之权，操之在我！”
仅此一项，曾纪泽就足以列入晚清名臣的行列，只是他父亲的光芒太强大，把这个清末璀璨的外交官的锋芒都掩盖了。
曾纪泽对西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对于外交官，考察所在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是一项基本的使命。
曾纪泽在日记中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观察结论。
首先看建筑。中国建筑多平面摊开，楼层不高，浪费土地。
“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
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曾纪泽没有作进一步剖析。
其实这种差别是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所致。
中国城市没有充分发展，因为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而西方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地价上涨和高楼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