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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渡淖肺省泛秃Ｂ住盏摹都偃缭俑胰旃饷鳌贰Ｎ冶咛吡餮劾幔抑澜憬愕挠靡猓宜滴蚁胄醋郑憬阆氚旆ò迅直视孟鹌そ畎笤谖疑陨曰鼓芏坏愕淖笫滞笊希ㄓ沂忠丫耆チ酥酰旨枘训馗移毯酶逯剑ń憬愕娜砑∪庖丫跷蘖ΓＮ遗Φ匦醋郑蛏罘⒊隽宋易詈蟮暮艋健都偃缟羁显俑乙淮位帷贰Ｕ馄�2000字的自传体文章我整整写了三个昼夜，由于时而昏睡，手不住地颤抖，字迹写得歪歪斜斜，姐姐帮我填写了信封邮寄给了北京的赵泽华姐姐，这篇对生命的渴望呼声发表在1995年第6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在爱心的关怀和亲情的鼓励支撑下，在经历了那样三天三夜的痛苦和艰辛磨炼之后，生活的大门又一次向我敞开了。
在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之后，我和姐姐春曼又投入到了我们热爱的文学写作当中。我和姐姐春曼写的散文、小说、诗歌先后在《新青年》、《家庭生活指南》、《三月风》以及《家庭百事通》等报刊杂志上发表。2002年7月，姐姐写的《生命，无法拒绝的那份苦涩和美丽》和我写的《命运是海，我是帆》在《中国残疾人》杂志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生命礼赞征文”中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
开书亭，办热线，笑对人生
成年之后，尤其是身边的表姐妹有的考学走了，有的走入社会参加工作，我和姐姐面对家庭的窘况也开始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怎么赚钱养活自己，分担妈妈肩上的重担。由于生活困难，妈妈已节省到不能再省的地步。在我们生病住院时，她怕给年龄已大的外婆添麻烦，一天只吃一顿饭，舍不得去买一点吃的，这些情景都历历在目，我和姐姐商量着想找份事做。但是身体健全的人找工作都很难，何况是我们这对重残姐妹呢？生活的压力向我们步步紧逼。我们给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孙大姐信箱》的节目主持人孙恂大姐写去一封信，倾诉了我们内心的苦恼和迷惘，孙大姐很快就给我们回了信，她非常理解、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说：“走出去，自己独立起来。”她建议我们开一个书报亭或毛衣编织店。有了孙大姐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好高兴，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开一个书报亭。孙大姐在北京卧病期间给我们亲笔题写了“培君书亭”的店名。1997年在贺岁的爆竹声中，书亭开业了。
妈妈每天推着我，送我到书亭，再返回家里照顾重残的姐姐。有一天妈妈给我送中饭，天很冷，细碎的雨滴夹杂着初春的风沙打在面颊和手上很痛。为了能让我吃上一口热饭，妈妈把饭盒焐在怀里走得很急，在钻过一个铁栅栏时头被铁钉扎破缝了四针。弟弟闻讯赶到医院，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饭要凉了，快送给你姐姐吃！”那一顿饭我是就着泪水咽下的。那年冬天弟弟东海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接姐姐回家，路上遇到塞车，等通车后回到家里人已经冻得僵硬。我们坐在轮椅上大小便不能自理，不敢喝水、吃流动食物，由于身体缺乏水分经常引发咽喉炎，浑身乏力。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在妈妈和弟弟的理解和支持下坚持自立，尽管辛辛苦苦每月只能挣得百元左右的收入，但我们心里是快乐和充实的。
我和姐姐热爱文学，与文学交流就是一个恋爱的过程，当一篇文章完成后，似乎就是一个生命的诞生。文章发表后，我们经常能收到一些陌生朋友写来的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能有130封，给我们写信的有军人、学生、教师，也有社会青年和国家公务员。他们在向我表示钦佩和鼓励的同时，也向我倾诉了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苦恼和心里的小秘密。面对这些来信，我们每一封都认真阅读，很受感动，然而由于经济和精力有限却不能一一回复，心里很不安。有一个上海女孩儿在信中告诉我们，她16岁那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强暴了，母亲知道后非但不保护、呵护她，反倒用恶毒的语言诅咒和伤害她，这使她很自卑和无助，又担心事情会被老师和同学知道了自己没脸做人，每天都生活在不安和恐慌中。她好想能有一个人听她倾诉，但是又不能向身边的朋友讲，就给我们写了这封信。然而却没有勇气留下通信地址。
第一部分 命运是海，我是帆 命运是海，我是帆（3）
我家里有一台天鹅牌收音机，是爸爸生前用一个月的工资给我和姐姐买的惟一的礼物。我们听了十多年。每天晚上都抱着“老天鹅”躺在被窝里听牡丹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夜莺热线》节目，主持人言午充满智慧的思想和生动的语言，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心。那时我们姐妹就萌生了成为像言午老师那样优秀的热线主持人的心愿。如果那个上海女孩儿要是给我们打电话，起码我们还有机会交流呀，哪怕只是一声问候也会慰藉她彷徨而无助的心灵！
我对姐姐说：“我们开通一部热线电话吧，这样我们和朋友们的交流会更直接一些，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呀。”
2000年9月12日是中秋佳节，我和姐姐春曼自费创办的“君曼心灵热线电话（0458…2485165/6927165）”正式开通了。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我和姐姐轮流坐在电话机前接听电话，倾听每一位朋友的心灵私语。
我和姐姐每天要工作、要接听热线，还要学习和写作，晚上躺在被窝里浑身肌肉酸痛，经常在睡梦中呻吟。有时深夜电话铃声会突然响起，接听以后对方并不说话，刚挂断马上又打进来，如此反复一夜。还有人打进热线骂人说下流话的，这令我们在身心疲惫的同时感到愤怒和委屈，甚至也对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产生了怀疑。那天一位汕头女孩儿拨打热线电话告诉我们说：“我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你们的故事的，很敬佩你们姐妹坚强乐观的精神，记住你们热线的号码已经一年多时间了，就想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你们现在好吗？感谢你们用自己美丽的坚强来感染我们。”
握着电话听筒，我和姐姐春曼的心里好温暖，其实在我们鼓励别人的同时也获得了支持和鼓励，这种支撑是相互的。
我们很感谢那些向我们敞开心扉的朋友，她们给予了我们一个回报社会的机会，从而也使我们更加懂得感情的宝贵，还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经历伤痛，依然憧憬美好的爱情
每天早上我们都让妈妈早早地帮我们穿好衣服，梳洗打扮漂亮之后，才能安心地吃饭和学习和工作。这么多年由于疾病的吞噬，我和姐姐身体的肌肉已经完全萎缩肌，骨骼也变形了，生活一点也不能自理。虽然在内心深处也为身体的残障而苦恼着，也有不开心和脆弱的流眼泪的时候，但我们很爱笑和爱美。曾经阅读过海迪姐的一篇文字，是关于她的长发的故事。去北京做报告时，她很稚气，带着泥土的芳香，很多人因此看不惯她的长发，劝她把头发剪短，中央也很关心这件事情，把电话打到医院询问海迪是否剪掉了长发。海迪脆弱地哭泣，也为爱坚持，在人民大会堂的灯光亮起的时那一刻，她悄悄地解下了头上的手帕，一头秀发的海迪姐在人们心中凝聚了美丽的轮椅女孩儿形象。我知道在她那柔亮的青丝中也荡漾着太多美好的关于情感的波澜。
许多年之后，我们也遭遇了相同的尴尬。那次去石家庄做了一期河北电视台的《真情旋律》，节目播出后有很多亲人和朋友打电话来劝我和姐姐不要打扮自己，说，你怎么可以那么鲜亮？似乎我们是在做一件极其大逆不道的事情，也毁坏了残疾人的某种“形象”。我们感到好委屈，体会了海迪姐当年的心情。那晚我们坐在电脑前写作，一边打字一边流眼泪，姐姐难过地说：“我们美丽也是错误吗？”我气愤地大声说：“不，如果一定要说错的话，只能解释为我们的命运是一个错误，而我们姐妹也是一个错误的美丽！”第二天我和姐姐各选择了一条水红色和乳白色的吊带长裙穿在身上，坐在镜子前淡施脂粉，把自己打扮得鲜亮而美丽。令我们感动的是有很多读者和观众打来电话和写来信件表示关怀和问候，对于我们这么多年来笑对人生的执著表示赞许，这深深地安慰和鼓励了我们，还有一部分朋友的支持和理解，使我和姐姐有机会和勇气讲出来自己的想法。
每一个爱美的、注重生活情趣的女孩儿，她的内心情感世界都是丰富而敏感的，也渴望完美的生活。我们也向往着美好的感情。姐姐经常在报刊和网上论坛发文章，有一位男孩儿总是在她的文章后面跟帖，后来他们通了好久的电话和书信，男孩儿告诉姐姐他的本名叫谭远，他做文字工作，已经31岁了还没有成家，他很渴望那种真实的情感交流和锅碗瓢盆相碰撞的生活。谭远开始向姐姐表露感情，提出要来看望她，照顾她的一生。他了解姐姐的身体情况，他说他喜欢姐姐欢快的笑声和对生活的执著与热情，好想推着轮椅上的姐姐一起吹海风。不久姐姐收到他寄来的一封写得密密麻麻的信和一只淡紫色的贝壳，上面刻着一颗心，心中有“爱”。还有他的相片，相片上的谭远很健壮和阳光。姐姐很感动，她沉默了。经过再三考虑她给谭远发了一封E…mail，她说：“怪我没说清楚，有个男孩和我在同一座城市，他也很喜欢我，他对我很好，我们已经准备结婚了，我想你也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女孩儿的，祝福你！”我回到家里看到面容憔悴的姐姐心疼地说：“既然你爱他，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感情呢？”姐姐无奈地叹息：“我了解自己的病情，不想使爱成为一种伤害呀！”姐姐春曼的这句话使我想起台湾电视连续剧《薰衣草》里那对患心脏病早逝的姐妹……
我说：“大姐，泰戈尔有一句诗说得很好：‘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逃避的，起码我会告诉他我心里真实的感受，而且拒绝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呀！”
我的话对姐姐的触动很大，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她主动拨通了谭远的手机，接听的却是谭远的女友，她说她听谭远讲起过春曼的故事，还有那只紫贝壳，她很难过，她和谭远处朋友后谭远从来没有送给过她什么精心的礼物，谭远送给她的东西都是商店里随便能买到的。以前她对此很不理解，现在听到姐姐轻柔欢快的声音后她懂得了，姐姐春曼的坚强和善解人意是她这辈子都无法做到的，而她要用一生来守护自己的爱人。姐姐在电话的这一边真诚地为他们的爱情表示祝福，挂断电话，悄悄地把那份美好的感情收藏了起来。
有一个叫小毅的男生经常到我们的书亭买书，每次都主动帮我做事。我们海阔天空什么都聊，我和他在一起很开心，忘记了自己身体的残疾，而他似乎从来也不把我当做一个轮椅女孩儿看，只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很细心地照顾我。我胃不好，有一段时间特别疼，他就买酸奶给我喝，每天一袋从不间断。我很不好意思，就送他《读者》，而他看完杂志还要送回来给我卖。一天他把酸奶打开插上吸管递到我的唇边，深情地看着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给你买一袋酸奶而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