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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关德咸发愤图强，他和王和霖结为挚友。谁料变声期后，关的嗓音受到损害，再演主角相当困难。他审时度势，毅然转向“硬里子”，即重要配角老生方向发展。很快，他成为一位托红衬紫、不温不火的优秀里子老生。笔者藏有金少山、李多奎的《打龙袍》唱片，其中王延龄一角就是关德咸演唱的，唱腔老到成熟，说是标准的里子老生唱法，实不过誉。
由于环境的影响，关德咸不久即染上了赌博的嗜好，没日没夜沉迷于竹城战。豪赌必输，很快他就穷困潦倒了。为生计，他不得不辗转于京、沪、汉等地搭班唱戏，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一年冬天，关德咸典当已尽，只好穿着胖袄（演员扮戏时穿的内衬棉衣）御寒。
一九四五年，二十七岁的关德咸贫病交加，逝于汉口。
●【成兆才与《杨三姐告状》】ǎ｜ǎ｜ǎ｜ǎ｜ǎ｜ǎ｜ǎ｜ǎ｜ǎ｜ǎ｜
在河北省滦南县，有两个已作古的奇人：一个是舍生忘死为姐姐申冤的女强人杨三姐，一个是评剧鼻祖成兆才，世称“滦南二杰”。
成兆才生于一八七四年，家境贫寒，幼年时为了识字，曾给本村教私塾的先生下跪，请先生讲《聊斋》。因买不起纸，遂在沙地上练字，自学成才。后投身“莲花落”（评剧的前身）戏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的剧种——评剧。
一九一八年夏，成兆才到唐山的表弟李兴周家，李向成谈起了最近家乡高沟村发生的高占英欺兄霸嫂，残害杨二姐之事。杨三姐为二姐喊冤告状，而受高家贿赂的县长牛帮审，不但不为民做主，反而将杨氏兄妹轰出大堂。杨三姐不服，层层上告，直至天津。
成兆才闻之，拍案而起：“这帮无法无天的赃官们能为穷人做主么？我佩服杨三姐的胆略，专门去采访她，为她写出戏！”表弟李兴周劝阻，怕兄吃亏。成兆才却说：“不揭贪官，不写民意，我成兆才还写什么戏？”他回到家乡，立即赶到杨三姐家。当听完杨三姐哭诉二姐被害始末并准备上告天津时，成兆才动情地说：“好丫头，有骨气！”当即拿出几块银元，让三姐充当盘缠。
不久，成兆才就写出了剧本《杨三姐告状》。然而，剧本写到杨三姐夫滦县告状，牛县长受贿一段时，写不下去了，因为他亟待扬三姐去天津的消息。此时，高家听说成兆才写戏，几次上门，软硬兼施，不让成写剧本，并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成兆才说：“钱只能买通贪官污吏，怎能使我停笔！我在为戏之前，脑袋已豁出去了！”
一九一九年九月，成兆才对《杨三姐告状》经几次修改，到各地演出，引起轰动。但剧本只是前部，他急切盼望杨三姐去天津告状的结果。十月，他听说杨三姐回来了，赶忙跑到杨家。刚进门，杨三姐便跪到成兆才面前，说：“表叔，赢了，咱赢了！”成兆才弯腰扶起三姐说：“好丫头，有骨气，赢了就好，我接着写下半截戏。”
高家坐不住了，成兆才到哪里演戏，高家就到哪里找茬：雇警察，雇打手，到戏园子里捣乱。然而，成兆才决不屈服于高家的淫威，继续到各地演出《杨三姐告状》，因此杨三姐的故事传遍京津，传遍冀东。直到今天，久演不衰的《杨三姐告状》，虽然演出时间缩短了，故事精练了，但仍然是成兆才的原作。
●【北京的戏迷】ǎ｜ǎ｜ǎ｜ǎ｜ǎ｜ǎ｜ǎ｜ǎ｜ǎ｜ǎ｜
北京是京剧发祥地，戏园子多，戏班子也多，戏迷则更多。北京的戏迷，不管男女老少—都是“一听胡琴响，嗓子就发痒”，若不扯着嗓子唱上两段儿，浑身都觉得难受；至于瘾大者，即使无胡琴伴奏，也总喜欢“乾唱”几段，并且还带道白，甚至近念着锣鼓点儿，于是不免被人取笑说：“穷得倒没把家伙当了。”
北京的戏迷，颇有“忘我”之勇敢精神，在大街上步行或骑车时，瘾头儿一上来，张嘴就唱，甚至来个花脸的“叫板”，将周围的人吓一大跳。那进入角色的忘我精神，简直胜过戏台上的“角儿”，那自得其乐的精神，倒也令许多人佩服。
北京的戏迷们，专爱在澡堂子里撒欢儿。赤条条地泡在池水中，借着回声与水音儿，越发显得嗓音洪亮好听，于是你一段儿我一段儿，或青衣或老生，或花脸或花旦，自我消遣、互相品评，外带聊聊梨园界的趣话。譬如金少山如何预支包银先到当铺赎行头，马连良在天津唱《王佐断臂》如何突然伸出了胳膊，得了“倒好”以致跳海河被救，言慧珠唱粉戏如何把她爸爸言菊朋气死……一段段的唱腔、一段段的笑话儿，使众多的澡客们无不眉开眼笑、乐以忘忧。
北京的戏迷们，最爱“拿蹭儿”，也最能“拿蹭儿”。俗话说“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戏迷。别看戏迷们不买票而听戏，却个个儿都是非常“要四至儿”（北京土语，指严格要求，十分认真。）的行家。不管你哪个科班哪个派，也不管你挂头牌还是挂二牌，只要“唱、念、做、打”够韵味够漂亮，便台上捧台下捧，不捧成“红得发紫”誓不罢休。昔日的谭叫天（鑫培）深知个中奥妙与厉害，故每次演出必事先关照前台“不许乌拿蹭的”，于是大轴戏开锣■戏园三面的大墙便靠满了人，因此又称拿蹭儿为“靠大墙”。靠大墙者心里都明白：谭叫天此举是喜得知音，不像包厢里那些又嗑瓜子儿又喝茶的姨太太们全然不懂五音六律，更不解戏文里那高雅的内涵。
北京的戏迷们，确实并非草包。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了若指掌，六七百出的剧目，如数家珍；其中更有那造诣颇深的文化人，对待诗词歌赋及韵律无不深有研究，虽不肯屈尊科班为师，但对“依于仁游于艺”的名角却不吝金玉，使之受益匪浅；余叔岩倘不加入“春阳友会”票房，李万春倘不拜涛贝勒（载涛）为师，技艺焉能大进？因此，旧时梨园中人深知戏迷中藏龙卧虎，而绝不敢妄自尊大也。
北京的戏迷们，听得多，见得广，个个都是确有真知灼见的评论家。他们耿直、求实而又苛刻，褒贬恰如其分。绝不似今日之所谓评论家，将仅会唱十几出戏的中青年演员捧上了天，而居然大言不惭，岂不可悲可叹！
●【张伯驹与余叔岩】ǎ｜ǎ｜ǎ｜ǎ｜ǎ｜ǎ｜ǎ｜ǎ｜ǎ｜ǎ｜
近代著名收藏家、诗词家、戏剧家和书画家张伯驹先生在一九八二年逝世时，其表弟李克非写了一首博得众口称赞的挽联，联云忆当年福全楼馆，粉墨登场演卧龙，步叔岩余韵，堪称千古绝唱；看近岁丛碧山房，群贤同观平复贴，附士衡骥尾，无愧万世留墨香。
张伯驹一生有两件最得意事，一是京剧从师余叔岩，一是得晋陆机《平复贴》收藏。上联即概括前者，后联即概括后者。
余叔岩出生于梨园世家，其祖父余三胜，工老生；其父余紫云，工旦角，为清末“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余叔岩自幼受家庭熏陶，七岁便开始登台，以童伶获“小小余三胜”之誉。时“同光十三绝”之一的名伶大王谭鑫培正红，艺名“小叫天”，有“满城争说叫天儿”之赞语，另有“无腔不宗谭”之说，故余决心学谭。但谭向不收弟子，所以无缘拜师，便只好每有谭戏必看，偷记工尺、腔词及做派等，并向谭之打鼓佬、检场、配角、院子、龙套等请益。为表示矢志向谭学习，将书斋更名“范秀轩”，因谭号“英秀”，取其以英秀为师表耳。
余叔岩聪明勤奋，悟性又好，尤谭鑫培之云遮月嗓，学之极像，故愈唱愈红。后传至谭鑫培耳，听后果觉不错，便将余叫至家中，称赞道：“你学我算学到家了，明儿我捧捧你，陪你唱一出《失空斩》，你来诸葛亮，我来王平。”不久果然与余叔岩合唱了一出《失空斩》，这也算谭金培对余叔岩最大的恩赐了。
张伯驹结识余叔岩是袁世凯子袁寒云的引荐。原来张家与袁家籍贯皆河南项城，系表亲关系。张之父张振芳乃袁寒云之五舅，张称袁为表兄。张振芳是前清进士出身，光绪年间曾作长芦盐运史，卸任后创办盐业银行。时张伯驹任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平素雅好余戏入迷，结识余后，经常请余到自己的“丛碧山房”做客，余因在盐业银行存款，也经常请张到“范秀轩”说戏，二人频繁往还，除京戏外，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亦多共同爱好，因此促膝倾心，关系非同一般。
余叔岩本亦不收徒，后偶收亦寥寥，仅杨宝忠、孟小冬、李少春等数人。且教戏极保守，就连卓有成效之女名伶孟小冬，据说也仅给她说了“三出半”，即《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和《红鬃烈马》一折，但对张伯驹却是青睐有加。
张正式从余学戏时已三十一岁，每日晚饭后去其家。叔岩饭后吸烟过瘾，宾客满座，子时之后始说戏，常■夜三时归家，如是者十年光景。张伯驹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不为妄言。曾有诗记此：“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据张伯驹在《氍毹纪梦诗》中记述，余叔岩先后授张戏有：《奇冤报》、《战樊城》。《长亭》、《定军山》、《阳平关》、《托兆碰碑》、《空城计》、《群英会》、《战宛城》、《黄金台》、《武家坡》、《汾河湾》、《二进宫》、《洪羊洞》、《卖马当锏》、《断臂说书》、《捉放宿店》、《战太平》、《凤鸣关》、《天水关》、《南阳关》、《御碑亭》、《桑园寄子》、《游龙戏凤》、《审头刺汤》、《审潘洪》、《朱痕记》、《鱼肠剑》、《法场换子》、《上天台》、《天雷报》、《连营寨》、《珠帘寨》、《摘缨会》、《盗宗卷》、《伐东吴》、《四郎探母》、《青石山》、《失印救火》、《打渔杀家》、《打棍出箱》，另有《■蜡庙》之褚彪，《回荆州》之鲁肃，《失街亭》之王平，《别母乱箭》、弹词等，此中其他未排身段及零段之唱尚未计。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叔岩曾对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是以未传，可见余对张倾尽心力，备极爱护。
叔岩教张伯驹戏之多，实独一无二；而且授之殷殷，亦非常人所及。张伯驹向余叔岩学第一出《奇冤报》时，正值叔岩应天津剧院演出，主动提出偕伯驹同往，一路说《奇冤报》反调。天津演出毕■一同返京，即排练身段，穿上厚底靴，走台步，滚桌子，之后又在饭庄演唱。另外，伯驹从叔岩学《战樊城》和《奇冤报》时，叔岩特意演出此二剧于开明戏院，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各演一出。友人有不知此中奥妙者，烦而劝演他戏，叔岩不应，仍第一日演《战樊城》，第二日演《奇冤报》。伯驹曾回忆道：“专为予看，甚可感也。”
一九三七年春，正值伯驹四十岁生日，叔岩倡议以演剧为欢，另因头年河南发生旱灾，伯驹表叔李鸣钟将军亦倡议以演戏募捐赈灾，于是同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