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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部任过少校、中校科员、科长等职。第六军垮台后，由同乡邓文仪介绍，进入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课任中校股长。邓文仪被撤职，由戴笠接管该课后，
见张对情报业务很熟悉，且有大学文化程度，办事能力很强，便将张调任为复兴社
特务处书记长。张感戴的知遇之恩，工作十分卖力。1941年，戴笠以西北地区工作
重要，委派张严佛为军统局西北区区长，不久，又调张为军统局主任秘书。但由于
张既非浙江人，又非黄埔出身，且生性耿直，不善吹拍，为戴笠的江山同乡所排挤，
一度降为秘书。而原来的部属毛人风反而成了他的上司，从此张内心十分不满。1946
年秋，张被任为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闲职，并无具体工作可做，
心情极为苦恼。
张严佛在南京期间，陈明仁正被贬为总统府中将参军。张。陈系小时同学，交
情甚笃，同感国事日非，张积极怂恿陈设法再谋兵权，以图应变。
程潜竞选副总统期间，张积极为程拉票，程落选后回湖南任省主席和长沙绥靖
公署主任，张亦为摆脱同毛人风的关系，返湘谋职，程委以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兼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后又升任主任，总揽湖南党政军和平解放事宜。
程潜在湖南停止征兵、征粮后，蒋介石即觉察程有“叛变危险”。曾指示毛人
凤说：“不能让湖南再出一个傅作义了。”言下之意，要毛人凤暗杀程潜等人。
当陈明仁因故愤而返回时，程潜叫张严佛与李君九、温汰沫等人去劝说陈明仁
以湖南和平解放大局为重，速回长沙主持工作，张等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9年5 月，毛人凤密派机要秘书毛钟新来长沙，会同保密局湖南站长夏松，
组成“湖南政局侦防组”，阴谋暗杀程潜等人，也包括张严佛在内。
当时在湖南的军统人员，有赞成起义的和反对起义的两派，起义派以张严佛为
首。张经常参加程潜、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陈明仁等人的绝密会晤，在得知
毛人风派毛钟新企图暗杀程潜等人的消息（这是湖南站人事科员刘炳文告知张严佛
的）后，再三函电让我到长沙，挫败毛钟新的暗杀阴谋。因我与毛钟新私交较好，
当时又不在长沙工作，不致引起毛的怀疑。我从毛那里了解到杀程的具体部署后经
张严佛向程潜反映，程潜加强了戒备，并用恐吓办法赶走了毛钟新，使毛的暗杀阴
谋未能得逞。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张严佛还通过刘炳文搞到军统布置在湖南各地的潜伏特务
名册一份，于长沙解放的次日交给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夏印，使政府很快将潜伏特
务一网打尽。
据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在改造中交代：长沙解放后不久，毛人凤密派曾在军统
兰州特训班受过训的特务四人潜人长沙，要他们务必将“叛徒”张严佛暗杀，并告
知凡解放后留长沙的军统人员皆已“叛变”，都在暗杀之列。张在长沙解放的第三
日即秘密迁居洪家井，深居简出，以防不测。暗杀张的特务因找不到张的新住址，
无从下手，改杀了赞成起义的刘人爵。
后来张严佛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协助工作期间，毛人风再一次派特务企图
暗杀张于广州，由于张警惕性高，未能得逞。
周伟龙的一生
刘植根
周伟龙，算得上是军统的元老之一。他是军统前身中华复兴社特务处的前身
“十人团”的成员之一。他的一生极富戏剧性，他从20年代投靠蒋介石起，长期从
事特务活动，与共产党为敌；可是最终他又因有追随程潜、唐生智争取湖南和平解
放的表现而被国民党保密局以“图谋不轨，叛党投敌”罪逮捕、杀害。
周伟龙，宇道三，生于1901年，原籍是湖南湘乡十三都的三迁谭家湾（现湘乡
市仁厚乡桃丰村）。20年代初，他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深得谢的青睐，被保
送进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任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当时戴笠在
汉口搜集情报被宪兵部队逮捕，戴以黄埔同学求见周伟龙，周不但释放了戴，并弃
官逃到南京投靠蒋介石。由此，周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成员之一，
也奠定了日后周在军统中的地位。
30年代初，周在汉口当了几年警察署长，1937年调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八
一三”上海抗战发生后，周伟龙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
作。在这一时期，他的得意之事，就是在1938年派人刺杀了唐绍仪，帮蒋介石除去
了眼中钉。1939年，周伟龙被调到重庆，一度担任军统局书记长。
1940年春，戴笠到江西上饶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组军事委员会忠义救
国军，下编三个纵队。由周伟龙任总指挥，负责苏、皖交界地带的防务，实际是同
新四军在苏南的各支队闹摩擦。有一次，周伟龙带领两个营袭击新四军，遭到伏击，
几乎全军覆没，事后他还自我解嘲地说：“我在望远镜中看到了陈毅，要是多带点
部队去就把他俘获了。”1940年11月6 日，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到柏垫忠
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与周伟龙密商，此后不过两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1942年，周伟龙调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司令部设在重庆。同时，周还兼
任中英情报合作所主任。该所1943年底停办后，周又与美国人合作在湖南南岳、江
西上饶、福建和漳州等地举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别动军的骨干。由于周与
美国人的关系没有搞好，被解除别动军司令职务；调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
1946年3 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周得知戴的死讯后立即驱车到军统
局，企图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长的“宝座”。但他论资历不及
郑介民（郑是黄埔二期生），论关系不及毛人凤和唐纵，当然没他的份，仅被任命
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因此他失意愤懑。
周伟龙早年在他老家照壁腾龙图案上曾撰写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
兴天上云。”由此可见他极为自负。抗日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周在南京组织
了陆军大学湖南同学俱乐部，被选为南京的湖南同乡会理事长。1948年，他又为程
潜竞选副总统卖力。
1947年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人战略反攻，据守东北的交警第二总局所辖交
警总队全军覆没，在南京的交警第一总局所辖的交警总队也损失惨重。蒋介石即起
用周伟龙担任交通警察第一总局局长，仍兼军法执行部主任。
交警总局在体制上属交通部领导，实际上是国防部在交通方面的特务机构。由
国防部批准建立18个交通警察总队、4 个教导总队，主要是配合“勘乱”，担任南
北铁路主干线的护路任务。周伟龙接任后，就大刀阔斧地调整人事，新任命和留任
的总队长，大部分是湖南籍人或周的旧部。内外骨干都是周在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
时的旧部亲信。
1948年6 月，周伟龙又多次向交通部提出，并晋见蒋介石申述理由，要求增建
3 个交通警备旅，在国防部次长刘斐支持下得到批准。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当时担任陇海、津浦铁路护路的交警总队，在徐州
“剿总”统一部署下，被调离铁路，在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当战事转移到津浦路徐
州、蚌埠一带时，国防部批准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周兼任护路司令，为保存
力量，他掌握对交警部队的直接指挥权，避免投人野战部队。淮海战役结束，周率
人马撤回南京。
国民党在各战场的失败，以及国民经济的近于崩溃，各地学潮的起伏及人心思
变，促使周伟龙考虑何去何从。他的公馆中每天有客人来访，中共高级干部李卓然
的弟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李俊龙更是常客，有时两人长谈到深夜。
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长沙后在全省停止征兵，实行二五减租，准备起义。
1948年9 月，周伟龙派政工处长易珍回湘联系；停办交警总队的反动刊物《警钟》，
并以同乡张朗山接任文化专员，创办有进步姿态的《前进》月刊。与此同时，周又
邀请湘籍陆大同学、进步人士黄克虎担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主任，要他负责与
程潜、唐生智联系，并控制驻湘的交警部队。11月中旬，交警总局家属及2 ／3 的
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铁甲车抵达衡阳。把原计划迁往福州的上海交警第三仓库、上海
修械所的全部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迁运衡阳。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周将我调出局
长办公室担任第四处出纳，接管黄金108 条，共67。8斤。
1949年元月，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国防部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前往
担任警卫任务，周调去的却是从徐、蚌撤退下来残缺不全的第一、第二总队。同时，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命令周成立京沪铁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队集中京沪一带
待命。周不愿把集结在浙赣线上准备开往湖南的部队往回调，仅成立了一个空架子
护路司令部。这两件事引起了毛人凤和汤恩伯的极大猜忌。
1949年元月下旬，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京告急，交警总局留京人员全部迁往苏
州。2 月2 日至3 日，周伟龙在住所召集邓季之、李雪华、王力忠、喻勋衡、温应
冰等主要负责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派邓季之、李雪华率领交警第七、八两个总队
自上饶出发赴衡阳。2 月4 日周伟龙前往上海，准备2 月8 日乘飞机去衡阳，但就
在2 月6 日晚被保密局逮捕。据新任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宣布：周伟龙图谋不轨，
叛党投敌，已被逮捕，同谋犯邓季之、李雪华也在金华车站被捕，保密局将组织
“专案小组”进行审查。事后听说周伟龙、邓季之、李雪华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
党杀害，这是误传。实际上周伟龙是1950年被杀害于台湾新竹。
1986年3 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四次会议上，委员程星龄、唐生明、黄克虎
联名提案请中央统战部按照政策把周伟龙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经中央统战部查
复：“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
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智相机行事的进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