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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移到了乡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就趁医院人杂，瞅空跑了出来，回到了新一军
军部。这天正是5 月6 日，计被拘押了67天。
我在宪兵营羁押时，曾有一个湖南人来审问过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反对葛武柴
（复兴社头子、甘肃教育厅长）？为什么要反对中等学校教职员受训？为什么要骂
复兴社？为什么要领导学生反对政府？为什么要搞救亡运动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
其中骂复兴社和搞救亡运动两个问题，我据实回答了。我说，因为我不同意复兴社
破坏团结抗日的论调；作救亡工作是为了团结抗战，没有错误。由于审问不得要领，
以后再未审问。这个审问的人是第八战区的谍报科长霍立人。在我到医院以后，复
兴社分子杨居敬曾跑来看我一次，还假惺惺地挂着眼泪说：“没想到把你弄成这个
样子了！”
1943年3 月9 日夜12时左右，我在甘肃省驿运处宿舍，被特务逮捕，当晚羁押
于广武路121 号军统秘密监狱。这里是一所民房，正院原是前后两进，后来把中间
的屏风拆除了，成了一座长院，西南角有门连着一个小跨院，计前后共有房约40间。
除了“特务队”（军统调查行动队）办公和看守人员占用的近10间外，其余各房都
押满了犯人。西跨院房间极小，多是临时改建而成。个子稍微大一些的人，晚上睡
觉还伸不开腿，这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我进去时，共有犯人七八十名。其中属
于所谓“异党”问题的犯人共20余人。有六七人是条城的农民，据说是因红帮聚会
而被当作“异党”活动捕来的，这些人大都用过电刑，有的承认了是共产党，其实
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当然，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有。在所谓“异党”犯人中，受刑
最多的是吴渊彦。王彦升，长期镣铐的有陆堂安、蔡映瑞。在我被押期间，所谓
“异党”分子，曾有两批被送往西安劳动营受训，人数不详。
这个监狱归特务队管理。特务队是军统八战区调查室的行动组织，队长先是江
苏人高尚，后为兰州人王永忠，最后为文殿杰。下设三个分队。分队长一为山东人
刘某，两个姓赵（一为青海人，一为河南人），另有一个司务长也姓赵，甘肃径川
县人。这些分队长、司务长大都是军统兰训班毕业的职业特务。
我原被关在前院里，次年春，因防空紧急，规定“犯人”被带出防空，一律带
了铐子。我曾因此提出抗议，被报告到调查室后，命令将我关进西跨院，一星期后
又移出来。约20多天后，特务调查室司法股长张橡夫把我提出审问了一次。审问的
地点是前院西房队长办公室内。当我走进时，两边有四个特务人员站立，手里拿着
绳子、皮鞭等刑具。当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恐惧，因为我自关进秘密监狱，即将生
死置之度外，何况那时每天已经听惯了难友们被拷打的声音，看熟了难友们在受刑
之后皮开肉绽的痛苦景象。这次审问，由于他们提的问题根本不着边际，我答应用
书面答辩。以后再未审问。旋于1944年8 月，由邓宝珊将军转托地方士绅说情，取
保释放。
我在广武路监狱总共20个月，移住过5 个号子，对于狱中一些较为重大的案情，
知道一些梗概。大都系特务们借口政治问题，达到其敲诈勒索和残害的目的，实际
以政治问题入狱的并不多。现在摘记几件，以说明特务监狱的真实情况。
定远营案宁夏定远营（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有一个姓刘的京货商人，系河北宛
平县人，在狱时年ho多岁。据同案的徐四成（山西人）、李子源（山西人、黄埔军
校毕业）对我谈：刘在定远营经营京产货物，已30多年，与定远营蒙旗达王（达理
扎亚）很要好，因续弦娶了个年轻女人，略有姿色。定远营原驻有特务一个缉私队，
其中有一个特务垂涎刘妻，旋即有染。适晋北某剧团经三边到定远营演出，刘夫妇
经常包座看戏，慢慢与徐四成（剧团领班）、李子源（剧团交际人员）相熟起来。
特务们乃利用这个机会，构成大狱。
特务首先逮捕了刘某，加以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驻定远营的小
组组长，并诬指徐、李二人是共产党派来进行联系的，准备在定远营暴动。刘因经
不住拷打，也就—一招认，特务们用三只大木箱将三人装运来兰，关在广武路秘密
监狱。刘在监狱中受刑最多，差不多隔一月、半月总要把他提出审问一次。审问时
经常是压杠子、打背花。这个人也很奇怪，每当刑讯一次，他就供出一些财产作为
所谓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贡献给特务们。特务们掌握了他这个特点，就不断刑讯，
因而他一份家当就完全弄光，最后于1944年春因受伤致死，死时通身溃烂，臭气难
闻。据说这人交出的财产光驼毛就3 万多斤，其余的更不用说了。与他同案的徐、
李二人，在刘死后被特务转送西安劳动营“改造”去了。
文合买提案——艾合买提，维族，新疆人。他于1939年经商来兰，在兰州开设
叶尔羌商行（后改为天山商行X 初以出售新疆土产为主，后亦经营京广杂货，大赚
其钱。另有一新疆人阿不那目，在新疆作过县长，随艾来兰。他本与艾合买提是朋
友，但见艾发了财，心生嫉妒。另有一新疆汉人，冒称维族，亦名阿不那目，为某
特务机关和职业特务。此人与维族阿不那目商量，合伙敲艾合买提的竹杠。因艾不
买账，汉人阿不那目即以通苏的罪名，将艾合买提检举。时朱绍良奉蒋介石命第一
次人新，盛世才积极反苏。于是在通苏的大罪名下，牵连了艾合买提和其他在兰的
新疆籍维族商人巴拉特、肉孜、瑞勒等7 人。巴拉特和肉孜在兰州开设塔里木商行，
巴拉特还有儿子驻在国外。7 人先后被逮。后维族阿不那目被阿合买提以敲诈不遂
反控，也被逮捕，关在广武路秘密监狱。这几个维族商人人狱以后，不仅他们商店
里的存货被特务们任意攫取，连他们家里的财物也都听任劫夺。因此，他们在监狱
中能享受一些优待。文合买提一去就住在优待号（门不经常上锁），同时，还允许
别人帮他写辩诉书。艾合买提人很聪明，经常写条子让特务们到天山商行去取货。
据他告诉我，他曾给特务头子（调查室主任）送了一辆道吉牌小卧车，因而得到了
保外就医的优待，我问他共花了多少钱，他笑而不答。巴拉特和肉孜都和我关在同
一个号子，艾合买提释放之后，他们也被释放了。据肉孜告诉我，他花了7 两金子，
同时塔里木商店内的大部货物也被抢掠一空。巴等出狱不久，塔里木商店就结束了。
巴拉特出狱后全家到了印度。瑞勒则因油水太少，被转到甘肃省第一监狱，直到1947
年才被释放。
武威大烟案——1944年六七月间，有一天监狱内部异常紧张，连例行的放风都
停止了，特务并规定不准开窗户，如有人从窗孔外望，格杀勿论。两天以后，才恢
复正常，但究竟为了何事，一直弄不清楚。直至1946年才从一个姓赵的（在监狱当
过小队长）口中得知事情梗概如下：1933年，河西王马步青有一批大烟（传说约数
万两）要运往四川。就与缉私处驻武威的负责人韩某商量，由缉私处负责保运，给
酬很高。韩某答应承运后，电报兰州特务机构调查室共同负责保运。不料此项大烟
运出后，马步青已有下台消息，八战区调查室遂派其爪牙吴剑武（当时西北公路局
警察队长）带人前往接运。在兰州西十里店附近，趁夜将马步青的经办人员杀害，
推人黄河，吞没了全部大烟。马步青当然不甘心，请求戴笠查办。戴笠遂手令调查
室主任程某查究。程不得已，派人将武威缉私处韩某押解来兰，送人秘密监狱。1944
年六七月间秘密监狱戒严的这一天，正是将韩某投入监狱的一天。可能是程为了防
止武威缉私处特务的报复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次日，程又将韩解送出潼关，伪称韩
已畏罪潜逃，此案遂不了了之。
中茶公司案——中国茶业公司系财政部直属机构，抗战后在兰州设立了分公司，
经理由一个军人出身的王蔚文担任。后来甘肃各地茶价大涨，特别是西路的茶价较
兰州高出四五倍。但兰州茶叶系物价管制委员会控制物资，茶叶出售，须先经物价
管制委员会批准，出境时又要经过经济纠察队查验放行。经济纠察队队长余仲施，
是谷正伦的心腹，为了弄钱，串通建设厅主任秘书姜颖初和特务头子程某，大量套
购西运。后来茶叶由省贸易公司专卖，而余、陈等人仍继续西运。贸易公司董事长
为赵龙文，虽同属特务，而矛盾很大，赵遂将此事向谷正伦报告。谷将姜颖初找来
查问，姜说他们（姜本人和程某）只运了一两票（每票800 封），其余都是茶业公
司自运的。谷即将此事电报财政部请予制止。财政部将此案交缉私署办理，缉私署
兰州缉私处处长刘鸿烈遂趁机与程某合伙大整茶业公司。该公司业务主任、会计主
任及西安茶业公司的业务主任都被押进秘密监狱。有一个姓邱的广西人，是兰州茶
业公司职员，被押时与我同号。常与我谈及此案内幕。后来此案移交重庆中央缉私
署办理，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致兰斋案——致兰斋为兰州最殷实的南货点心铺。有人向省政府保安处反映，
该号后院有夹墙一座，内藏大烟不少。谍报股股长李季康（湖南人）遂上报程某，
程即令李率谍报人员前往检查。检查结果是：没有大烟或其他违禁物资，夹墙内只
存放了几缸铜元。但致兰斋经理柴仲圭素与省保安处军法官马某认识，二人在闲谈
中，柴有意识地透露出李季康向他借端敲诈了钱财。马听了之后，因对特务横行霸
道心怀不满，遂向保安处长王治歧当面报告，适逢戴笠来兰，王即当面给戴笠讲了
此事，戴立即下令叫程某将李季康从严讯办。李季康和检查了致兰斋的几个谍报员
一起被押进了秘密监狱。谍报员之一的天水人郭某和我被押在同一号子，据他谈，
李确受了柴家的贿，但数目多少不清楚，钱都由上边分了，他们一无所得，只不过
陪上受罪而已。李季康以后被押往他处，谍报员被移送军法处看守所，此案就此结
束。唯在程某严讯李季康时，因我在隔壁号子里，又系夜间，所以听得很清楚。李
一进门即失声痛哭，程还作了安慰，然后再是一阵密谈，个中情况，可想而知了。
宋季良案——宋季良，湖南长沙人，系虎标永安堂兰州分店经理。广州、香港
沦陷后，他认为国难不可收拾，幸所存货物尚多，便大量抛售，将收人大事挥霍。
这就引起特务们的眼红，遂以“汉奸罪”将宋全家及店员二人逮捕，所有永安堂货、
款全部没收。后来宋妻团产后得病，才准保外就医。宋本人一直被押了两年半，将
所有永安堂货、款交代了结，才交保释放。但一名店员已死在狱中。
秘密监狱死了犯人后，拍一照片，再用席子卷起，深夜从房上吊出，以避人耳
目。因此难友们把死叫“买飞机票”。
史文忠案——史文忠系蒋作宾任驻日本公使时的秘书，湖北人，日本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