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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毫洋券1000元，并代向广东缉私总处商借缉私小舰“广凯”一艘交吴使用。吴在
梧州中央酒店将王暗杀后回到广州时，告诉我说，王亚樵于福建事变失败后，托人
向蒋说情，蒋交给戴笠任用，叫王和戴接洽。当时王住在上海，戴以王是蒋过去的
拜把兄弟，又是安徽帮中的首领，于是由南京到上海先去看王。但王以戴的地位不
高，对戴非常傲慢。戴乃请杜月笙从中斡旋，由社以上海帮会首领的身份，在新亚
酒店请王吃饭，并请黄金荣、张啸林等作陪，替戴拉拢。王仍提出要做淞沪警备司
令，作为条件，并表示不愿居戴之下。戴将王提出的条件报告蒋，蒋不答应，又趋
破裂。后王于1935年11月间组织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刺蒋未遂，而将汪精卫击伤。
这件事发生以后，蒋答应王以前提出的条件，叫戴找王接洽。戴得知王有一次由香
港来沪，又请杜月笙找王接洽。但王恐蒋借机收拾他，没有答应，离沪去香港。以
后戴侦知王与桂系接触，报告了蒋，经批准将王秘密杀死。起初拟在香港下手，已
由陈质平勾引和收买了王的老婆金石心作内线。同月中侦知王由香港潜往梧州，住
在中央酒店，故派吴来主持暗杀王的工作。吴率领谷玉林、李修凯等在王的卧室将
王枪杀，即乘广凯舰返广州。吴赓恕的以上谈话，是戴笠利用杜月笙调解帮会中人
矛盾的一例。
2。戴利用杜拉拢四川袍哥。1938年冬，军统局随蒋政权各机关由武汉、长沙撤
到重庆后不久，戴笠以蒋管区后方各省尤其是四川的袍哥势力很大，拟仿照以前设
立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成例，进行控制和运用。他得到蒋的批准在国家总动员委员
会之下，成立一个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由军统局领导。该会的主任委员由戴兼任，
拉杜为常务委员，会址设在重庆戴家巷1 号。
该会在重庆的工作，主要是与青洪帮的各头目联系。杜月笙由香港到重庆后，
戴利用他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杜家在重庆南岸汪山，杜进城时常在来龙巷13号范
绍增家借赌博场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替戴拉拢关系。他一进城，必打电话通知戴，
有时还到曾家岩151 号戴的寓所晤谈；有时戴去交通银行楼上访杜，戴知道杜在范
家常和范绍增、康心如等赌博，时值重庆有赌博禁令，戴怕碰上他们赌局不方便，
所以很少去来龙巷访杜，而且还授意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暗中保护他们。侦缉队队部
同在来龙巷内，距范家不远。杜等每次在范家赌博，车辆盈门，深夜始散，侦缉队
明知道屋内局面，决不进去，而且加派队员在外巡逻，装做维持交通，实为保护赌
博。1944年秋，当时任侦缉队队长的军统分子谈荣章，邀我和军统局人事室主任龚
仙肪到他家吃豆花，龚和谈开玩笑地说：“荣章，你队天天在外面抓赌，为啥子融
壁范家的大赌不去抓？”谈答说，戴笠曾郑重交代过，杜月笙去范家玩牌消遣，结
交四川朋友，嘱他好好地保护，他怎么敢派人去抓，还要派人去保护呢。
（七）日本投降后在上海的勾结1945年吕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急
于控制掠夺财富的目的地。但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分都在西南山区，他除令敌伪军
在原地驻防，拒向人民武装投降外，并依靠美国的飞机、运输舰等赶运部队分赴华
东、华北、东北各地。同时他着戴笠赶到上海与周佛海勾结，指挥一切可利用的特
务武装部队以及当地的各种敌伪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入城市。戴在上海首先成立一个
军统局及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处，派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兼任办事处主任，他
自己经常在沪指挥。此时，杜月笙也回到上海，和戴往来很密，他们勾结的事实很
多。我因当时尚在重庆，所知道的较少，仅就我经手的两件事实，记述如下：1。杜
利用戴收回杜美路（今东湖路）70号房屋借给戴用作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
处。这所房屋，被江伪财政部占为上海办事处，因房子被敌伪占过，而杜过去尚欠
的半数建筑费未付清，恐作敌伪产业处理，故借给戴用，不收租金。1946年1 月底，
戴由上海回重庆时，曾对我说，上海办事处的办公房屋，原是杜月笙的，他借给我
们用，不收租金，我们要替他维修，将来交还时，要修好交还给他。因此，军统办
事处惜用时，找陆根记营造厂修缮，并搭盖汽车房一大间，到1946年8 月间，该办
事处结束后，又找陆根记将全部房屋修理，我还特地由南京到上海验收，会同结束
处负责人廖华平交还给杜。听说杜以后将这所房屋卖与美国大使馆，得价款美金80
万元。
2。杜还利用戴的权力收回了法华路正始中学的校舍。此屋在“一二八”抗战后
新建，杜月笙是该校董事会董事长，校长为陈群。上海沦陷后，陈群当了汉奸，仍
兼校长，陈死后，该校停办，校舍由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占住，供税警训练班之用，
一部分作为军需仓库。日本投降后，戴奉蒋命，接收了税警部队，改编为交警总队，
房屋也由军统上海办事处接收。当时伪税警训练班的房屋应该移交给敌伪产业清理
处处理，杜利用戴的接管，请戴发还给他。戴允其请，“由军统局通知敌伪产业清
理处，说此房屋原是杜任董事长的正始中学校舍，已发还给社了。敌伪产业清理处
接到军统局的公函后，就没过问。
杜收回了这所房屋，准备恢复正始中学，他的第二个儿子社维垣由美国留学回
国，担任了该校的教务长。但后面原税警总团部仓库的一排房子，堆存着棉军服十
多万套，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物资，仍由军统局所派交警部队看守着。杜维垣以大
门有卫兵守卫，学生出人不便，请军统局将仓库移走。1946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
部保密局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所接收的军衣等军用物资移交给联勤总司令部经
理署。我那时任该局经理处处长，主管经理业务，曾陪同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派员
来沪点交。但该署因为伪税警军衣全是黑色，不适合做军服用，延不接管。拖到1947
年冬，杜月笙叫郭兰馨和林尧民到南京找毛人凤商量并和我接洽，经我几次催促经
理署长陈良和傅仲芳从速接管运走，直到1948年才将那些军用品搬出。以后该校因
时局紧张便停办了。
戴笠死后军统与社的关系
戴笠坠机身死，杜月笙很悲拗，曾由通济公司赠送金法币20亿元，由林尧民将
支票送到军统局副局长毛人风处。毛以这笔款子应送给戴的家属，命林带回上海交
给了戴的儿子戴藏宜。
1948年一二月间，杜月笙由上海到南京，住在洪兰友（时任社会部次长）家里，
有一次和洪一道赴灵谷寺戴笠坟前致吊。我以后听到守墓的人说，杜到墓前时，眼
泪盈眶，行了三鞠躬礼，在坟墓的周围看了良久才离开。
戴笠死后，杜月笙与军统（包括国防部保密局在内）仍然保持关系，不过杜与
郑介民、毛人风等关系，没有和戴那样亲密。直到1949年1 月间杜离沪赴香港为止，
王新衡始终担任着双方联系的工作。这个时期（1946——1949年）杜与军统局、保
密局往来的事实，根据我所见所闻列举如下：（一）1946年6 月间，蒋介石在全国
人民要求民主、取消法西斯军事独裁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军事委员会撤销，但同时
仍将原属该会的军令、军训、后勤等机构与军政部合并为国防部，实际上只卸除了
军委会这块招牌。他又因人民提出取消特务机构，秘密指示戴笠将军统局化整为零。
这个计划在戴笠生前已经蒋批准，并已开始实行。惟特务首脑部——军统改组后的
名称和隶属问题，迄未解决。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以国防部无军统局的编制预算，
不能发放经费，只借支维持费几成，致特务经费感到困难。这时，军统局局长郑介
民在北平任军调处国民党的执行委员，由唐纵代理局长，唐对经费不过问，内部事
务归副局长毛人凤负责。我当时任该局经理处副处长，负该处实际责任，因将经费
困难情形向毛反映。毛命我前往上海，找杜月笙商借法币2 亿元维持。我于6 月里
来沪，因不知社的住址，找了王新衡（王当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
查处处长）引我同往18层楼（即茂名公寓）见杜，杜立即应允，嘱其秘书胡叙五开
了2 亿元的支票给我。我问杜此款将来还到何处，杜说只要交给南京通商银行。到
了下月初，我到该行归还借款，该行负责人童一平说，杜关照不收利息。以后七、
八、九月，每月中我都去上海一次，向杜挪借2 亿元，也都于次月初在南京归还，
迄未收过利息。到了10月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编制预算确定，经费
有了着落，才停止向杜商借。
1949年杜月笙由上海往香港，寓居坚尼地城18号。同年10月广州解放，我也到
了香港。因毛人凤由台湾打电报给我，要我发给香港站组的经费，而经费尚未汇到，
该站组急需款项，我又找杜暂借港币1 万元，杜立嘱顾嘉棠取了港币现钞给我。过
了几天，我即归还，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杜见面。
（二）1946年冬，军统头目徐亮（即徐为彬）以各地青洪帮的势力很大，而军
统局所领导的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已经结束，为了继续控制利用这股势万，使它成
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外围，并作其个人的政治资本，曾向保密局正副局长郑介民、毛
人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协会”）作为团结各
地帮会的中心机构。郑等采纳其建议，转报蒋介石批准。该会于1947年春在上海成
立总会，由徐亮任理事长，拉杜月笙为常务理事，在蒋管区各省市设有分支会，办
法和目的同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一样。徐拉杜担任该会常务理事，仍在利用他来号
召各地帮会，尤其是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参加，但该会一切实权操于徐手。
（三）戴笠死后，郑介民和毛人凤分任军统局正副局长，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
保密局后，郑、毛分任正副局长，在郑未返局以前，由毛代行。唐纵和毛人风都不
在帮，他们两人和杜没有直接往来。郑介民参加过青帮，是通字辈，辈分比杜大。
郑和杜虽有接触，但他们的关系远没有杜和戴笠那样深。郑对杜的态度和戴不同，
要用杜时就去找杜，用不着时就不和杜接近。郑在任军统局和保密局局长时，只于
1947年夏间，由北平到上海时去看过杜，在杜找他参加通济公司董事会会议以后，
就再没去看过杜。郑在通济公司会后，曾在南京对我说，杜月笙吸鸦片烟，生活腐
化，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晚上去看杜，杜的精神很好，但他却要休息了，杜
拉他长谈，他精神吃不消，因此很不愿去看杜。这是郑自己说他不愿去看杜的原因。
其实郑不常与杜接触的最大原因，还在郑怕老婆，郑妻柯淑芳对郑管得很严，怕郑
被杜带坏。我于1947年夏间，有一次和保密局总务处副处长成希超去南京北平路郑
家时，柯对我们说过这样一番话：上海这个地方坏得很！烟、赌、娼、交际花，无
所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