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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父子到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拔枪将闻一多击毙。这是宪兵个人的行动，和政
府毫无关系。嗣由宪兵司令部提出宪兵李文山、汤时亮两人为凶手，进行公开军法
审判定罪。1946年8 月15日，在昆明市举行枪杀闻一多案的公审，判处李文山、汤
时亮枪决，并在全国各报刊登公审经过，就这样把事实的真相掩饰过去。
闻一多案决定后，我离开昆明赴衡阳，没有参与这件假案的策划。据说这件假
案公审后，蒋介石还怕此案被揭穿，为留有余地，还下令云南省警备司令部暂将稽
查处的行动特务软禁起来，万一假案被揭穿，再把真凶手交出。随后，云南省警备
总司令霍葵彰被撤职，经过一段时间，蒋介石又任命霍葵彰为湘西绥靖公署主任。
另一个替罪羊，是军统局特务、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因“未能防范社会治
安的谋杀”而被撤职。
阴谋暗害宋庆龄
沈醉
1958年，参加国庆观礼时，当我看到和毛主席、刘主席并排站着的宋庆龄副主
席时，我既深深地感到内疚，又不免有些恐慌。因为抗战前，我在上海担任特务处
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的组长时，对她犯下了种种罪行。除了寄手枪子弹对她进行恐吓，
每日派人进行监视，并一再派人设法打进她的家中，收买她身边的人以外，还曾阴
谋制造车祸暗害宋庆龄先生。
当我炮制的“美男计”遭到失败后，蒋介石和戴笠仍未放弃对宋先生的迫害。
有天我去南京，走进鸡鹅巷53号戴笠的办公室，戴笠问我：除了采用暗杀，还
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宋？我沉思片刻，提出可否用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宋撞伤，
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给她造成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这就可以
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他听后，用手在桌上一拍：“我也曾想到过这一办
法，你再具体点谈谈。”
当时我的阴谋是这样：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由我亲自驾驶，挡风玻璃
换用保险不碎的玻璃。因为一般车祸发生，司机受伤往往是挡风玻璃碎片造成的，
只要把它换成保险玻璃，撞后没有碎片，头部就不会受伤，再穿上一件避弹背心，
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何况又是存心去撞别人的车，更是可保无虞。自己早已
作好了一切准备。
戴笠对我这一阴谋很感兴趣，特别是对我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凶手，更加满意，
一再称赞。我回答说：“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
接着他就问我：何时何地最宜？我说，一定要在租界内，紧跟宋的车后。看到
来乘坐的车碰到红灯刚把车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
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如果在对方的车行进中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
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车停下后，撞上去的力量大，可以使车内的人受到
重伤；撞过之后，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
任就可以轻一些。我还表示：为了工作，不怕坐几年牢。戴笠对于我所提的意见和
表现的态度，自然十分称心。平日我去南京见他，遇到快吃饭时，我总是赶快把要
说的话说完，从他房内走出，到大饭厅和一些内勤特务一道吃饭，这次他却不让我
走，留我和他一道边吃饭边继续谈。他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坚定信念，并说，即使事
件发生后万一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他也会想办法很快让我出来。
我从南京回到上海，约一个月左右，他便从杜月笙那里给我弄到了一辆构造十
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我试了一下，车子
很好，只等他一声令下，就可马上出动。事先我观察了一下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
过的几条马路，认为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
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我有熟人，出事后也方便些。
我作好一切准备之后，戴笠每次去上海，我总要去问：什么时候下手？他总是
答复：“等一等，决定后自然会通知你的。”
大约在一年以后，他来到上海，要我把小车交还杜月笙一个学生开的汽车行，
说这一计划决定不实行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个很周密的计划？他没有直
接回答，却笑着问我：有什么把握能做到只把前面车内的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我
说：“没有经验。”他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
彻底追查，查来查去，查出是我叫人干的，再向上追，恐怕连蒋介石也要感到头痛，
脱不了手。”我虽然一再保证决不会说出来，即使要我抵命也决不后悔，他还是一
个劲地摇头，并暗示是蒋介石怕自找麻烦，所以才决定取消这一计划的。
（摘自沈醉著《我这三十年》一书第四章）
宣侠父被杀真相
张严佛
1937年10月，宣侠父一到西安，就成为军统局西北区的重要对象，经常派特务
跟踪监视，把他的言行动态随时转报军统局和蒋鼎文。当时我以西北区区长身份兼
行营第四科科长，跟行营一起在西安新城内办公。蒋鼎文的办公室，就是有名的西
安新城大楼。11月初某天，我到新城大楼去见蒋鼎文，刚进房门，就瞥见一个壮实
高大、脸带紫色的人，坐在沙发上面与蒋鼎文谈话。我只好退出来，在外面候着，
时间不久，那人出来了，我再进去，蒋鼎文对我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宣侠父，诸
暨人，和我同县，黄埔第一期的。我在他们那一期当过队长，所以他和我有师生关
系。他是个老共产党，八路军派他到西安来和我们接头的。他经常找我交涉，要求
补给八路军的武器、军用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清。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
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对付。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
这个人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经蒋鼎文这么一说，我对宣侠父更加注意了，因此，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
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这个监视哨最
初的主要目标就是宣侠父。我告诉李翰廷和那个派出所长，叫他们对该派出所每个
警察切实交代，必须把宣侠父的身材面貌确确实实认清楚，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得严
加注意，决不放过，也不可认错了人。我严格规定：派出所对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
处任何人，只是以穿警察衣服的公开身份，在指定的范围内，作固定的监视，不化
装、不离开派出所岗位，不作流动侦察和跟踪；对宣侠父和任何人的监视，必须绝
对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否则以泄漏秘密论罪。固定监视宣侠父的主要要求是
：确实掌握宣在办事处的居住和行动，如有迁移或离开西安的迹象，必须立即报告。
后宰门派出所的警察，不和其他特务人员作正面联系，并不准其他便衣特务或
化装的特务到派出所去。另外，我指示李翰廷直属组比较精干的组员两人到三人，
专对宣侠父轮番跟踪，流动侦察，以监视宣的行动。首先的要求是确保身份秘密，
勿使对方发觉，如果发现有被对方察觉的迹象，立即放弃监视，并撤销派他监视宣
侠父的任务。其次，才是要求从跟踪监视中掌握对象的动态：常到哪些地方去，常
和哪些人来往，偶然去的地方和有时接触来往的又有哪些人，他有什么特殊动作或
嗜好，等等。
我还与李翰廷研究，对宣侠父的监视，不必死盯硬跟，能够从侧面运用可靠的
关系以掌握宣侠父的行动，那就更好。我与蒋鼎文密切联系，把有关宣的动态情报，
随时向他汇报。蒋鼎文左右诸暨人如蒋鼎文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
机要科长寿家骏等，我都指使他们利用诸暨同乡关系注意宣侠父。西安警察局长杭
毅当过黄埔第一期队长，也是宣侠父的老师，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别与宣
将军为黄埔第一期同学，我也动员他们和宣接近，进行伺察。此外，我还指使杨虎
城旧部三十八军参谋长陈子坚注意宣将军与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和西安各方面
的接触，并随时告诉我。这样，我用尽了心计，动员了军统局西北区能够使用得上
的力量以对付宣，比较确实地掌握了他的行动。我把这一揽子阴谋暗算伎俩，都告
诉了蒋鼎文，得到了他的赞许，我也自以为得意，并报告了军统局。
从1937年冬天起，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向蒋介石汇报的主要内容有：（1 ）
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长老
共产党杨晓初等，来往勾结，教唆杜斌丞、赵寿山等反中央、反蒋八月宣侠父与西
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
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所在地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散的中心，因此
引起西安各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不安心求学，学风败坏；（3 ）宣侠父在西安
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影响所及，势
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4 ）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
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
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5 ）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
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这些情报内容空洞，没有具体事实根据，但引起了蒋介
石对宣的仇视，种下了杀机。
1938年5 月，戴笠调我到武昌军统局担任代理主任秘书。我离开西安前夕去见
蒋鼎文，蒋对我说：“宣侠父在西安，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
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散播流
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
乱子不可。”蒋鼎文还对我说：“可惜你非走不可，宣侠父的事，你要好好地交代
下去。”我说：“我离开西安后，第四科（即西北区）交中校科员徐一觉负责。”
随后，我介绍徐一觉见了蒋鼎文，并叮嘱徐一觉关于宣侠父的事随时和蒋鼎文
联系。
5 月中旬，我到武昌军统局，把我在西安监视宣的情形向戴笠作了详细汇报，
并经戴笠转报蒋介石。
6 月底或7 月初，我在武昌平悦路军统局接到徐一觉的电报称：“奉行营蒋主
任转奉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业已遵命执行”等语。我把来电交戴笠看
了，他说：“宣侠父的事，委员长昨天已经告诉我了，蒋鼎文最近又有电报来，委
员长指示执行的。”我离开西安时，军统局派共产党叛徒李果湛接任西北区长。李
延期未去，戴笠认为他延误行期、违抗命令，撤销任命，降级派到军统局临澄特务
训练班当教官。由于没有适当的人，9 月初，仍派我赴西安复任军统局西北区长，
同时徐一觉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