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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你必须作全面交代。〃那审问员说。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些什么呢？是否你们先调查一下我们在上海所交往的一些朋友，及接触的是哪一类人，那么你们就会了解到，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向我们泄露重要情报的朋友。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潜入市府办公室窃取文件，因此唯一的途径只能来自朋友。而我们又根本没有一个朋友是掌握有这类情报的，我们怎么有可能向这些英国朋友泄露任何重要情报呢？我们有这个条件吗？〃〃什么是重要的情报，什么是不重要的，一这由不得你来裁走，这应由我们来判定。你要写一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去英国访问的整个经过情况，把你所见过的外国人姓名都写下来，并详细交代与他们交谈的内容，我们从中会看出你有否向他们泄露了什么重要资料。
〃这我做不到，而且也没什么作用。我怎么可能还记得十年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呢？再者我又没跟着丈夫一起去公司商洽业务，也没陪他去工厂参观过产油装置。我怎能告诉你说了些什么？你又凭什么来核实我所写的东西？你们不可能将我解到英国去审讯的。因此现在还是先调查一下我与国内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看看我们是否有在中国窃取任何秘密情报的可能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提供我们可以称为'情报'的东西。〃〃究竟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审问员怒气冲冲地说。
我十分清楚，那审问员就是盼着我一时失言。因为有时明明是正常的申辩，如经过断章取义。就可以被他们捞到稻草，大做文章。而世上有些事，又往往模棱两可，很难说清的。所以我只好说：〃当然你是审问员。正像你刚才说的，你是代表政府，我总是听你的命令。但你所说的那个法子，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只要能揪出帝国主义特务，我们是不怕浪费时间的。我们相信一切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都有双重任务。他们经商是为了赚钱，因为金钱是资本家的上帝。但他们也为自己的政府收集情报。
〃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颠覆中国的企图。因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强大了，他们没有办法以军事手段来摧毁我们，因此只能寄希望从内部来瓦解我们。你们这班在他们的大学里受教育或在他们公司里工作的家伙，都是他们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同盟军。英国是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现在还占着我们的香港。他承认中国，但仍与美国结盟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是公开支持国民党；而英国则耍两面派，是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这样容易蒙蔽人们。〃那审问员说。
〃你太偏执了。〃我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为英帝国主义辩护了，这样会对你更不利。〃那审问员说。
显而易见，与他进行有关国际关系的辩论是白费口舌。我缄默着，等着他还要说些什么。
〃在你写交代以前，首先得端正对刘少奇的态度。你要清楚，走资派已被打倒，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还要把那些深藏的走资派挖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因此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站到无产阶级造反派这边来。要是你还想倒退到文化革命前的生活，与国外密切交往，再受走资派包庇，那你就大大地错啦。〃那审问员说。
我对当天的审问很满意，因为我有了讲话的机会，也澄清了几个观点。因此我决定乘此机会借着他开头几句话，发挥一下，进一步为刘少奇辩护，以证实在看守所里，除了那批极左派分子外，还有倾向刘少奇一派的人。
我又扮出一副不识时务的愚钝样子说：〃老实讲，我仍想不通为啥刘少奇所做的是不对的？毛主席为什么又要惩罚他？在'毛选'里，毛主席几次表扬了刘少奇，这我在学习'毛选'时统计过的。我希望毛主席能原谅刘少奇，你们说，这不是对我们国家和共产党更有利吗？另外，难道不正是刘主席首次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并敦促共产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就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不准称叛徒为主席！〃〃不准为刘少奇翻案！〃他们都吆喝着。
待他们安静下来后，我说：〃假如刘少奇确有其罪，我自然没这个胆量为他翻案。但我怀疑中央的决议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可靠确切。要知道，有些人很容易受胁迫写假交代的。依我看，这种事随时都会发生。〃我禁不住挖苦着他们，这不过是我对他们的一点小小报复而已。我这话是击中他们的要害了，这从他们显出的惊惶之态就可以知道。看上去，他们巴不得封住我的嘴巴。由此看出，我敢断定，他们也觉察，至少是怀疑那些所谓的刘少奇的罪证，真有可能是极左派编造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立刻就被捕了，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向中国人民公布，江青及国防部长林彪确实曾经组织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编造刘少奇的罪证，那文件中提及江青与林彪的亲信们，还围攻了刘少奇的一些朋友和共事者，对他们进行迫害，施加压力，威逼他们提供有关刘少奇婚罪证。这些黑爪牙为了能向江青林彪表功，竟对这些受围攻者进行逼、供，信，对他们上刑，还把他们受刑时的惨叫声录了音，播放给江青和林彪听。）〃闭嘴！闭嘴！你疯了？〃那审问员惊恐万分地高声喝叫着，似乎对我出口的一些耿直之言猝不及防。他接着又说：〃刘少奇有罪，你也一样有罪！
〃我可青定我没有罪。对刘少奇主席，我也觉得他没有罪。〃我说。
〃闭嘴！闭嘴！闭上你的嘴！不准你再开口。〃那审问员命令我。
这时，只听得身后〃啪〃一响，那是身后关小窗户的声响，这次不再像以往那般轻手轻脚，不易觉察了。看来，那位监听者对审问已经厌倦了，他猛力关上小窗是表示他也动怒了。那审间员急忙起立走出去。
待他再进来时，没有回到自己座上，只是交给我一卷稿纸。
〃回去把你访问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经过一一写下，把所接触过的一些人及你们之间谈话内容都写下，作个全面彻底的交代。〃一个看守已等在门口了，我跟着他出去了。
在我不在囚室时，热开水已给我留好了，跟上午的米饭一样，也给裹在被里暖着。这种体贴和周到真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这是否因为我为刘少奇辩解了？还是那些激进分子，想以此作诱饵来感化我，以达到他们的意图？我一边坐在床沿上喝着开水，一边飞快地转念思索着。在一般情况下，一杯热开水是不足为奇的，但在这滴水成冰的囚室里，这一杯热开水，就显得特别可口。忽地，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那个年轻医生在外面问：〃过来！你的脚踝怎样了？〃他问。
真稀罕！因为我从没听说过，犯人未提出而医生却主动来关心的。我常听到一些犯人要经过几次苦求才能得到医生的诊疗。那看守也站在外面。我告诉医生，脚脖上有个伤口，看样子发炎了。那看守打开房门让医生进来了。化检查了我的肿胀发炎的脚踝，说：
〃骨头没有伤着，只是有点感染而已。我给你一些纱布绷带和药膏。〃后来，那看守给我一管金霉素药膏和一卷绷带，这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不及我回过神，晚餐又送来了米饭和青菜，而不是平素的蒸山芋。待我把碗筷还给厨房送饭女人时，她轻声对我说：〃医生通知让给你送米饭的。〃入夜之时，我再把一天的经过及审问室种种细节反反复复思索了几次，感到很得意。我猜那审问员可能是个党员干部，而不是上次那种职业政法干部。就各种迹象来看，他也并非属那种蛮不讲理之众，至少他还能听完我的申辩，而且全部作了记录。虽然我深知，极左分子会利用他们的权力，施尽诡计追我交代并不存在的问题，但令我感到有望的是，至少那些尚不属花岗岩头脑的积极分子会及时悟出我是无罪的。临睡前，我体会到一种好久未曾有过的安宁。然而白天一整天紧张的受审和争辩，令我虚弱的体质不能负担。当晚，又是一次大出血，我从未有过这么厉害的大出血，一下子，我身边所有的手纸和毛巾都用完了，到处都沾上了血迹，连水泥地上都沾上了。我急得连声呼唤看守，她很快就把医生请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叫我仰卧在一块塑料布上。天亮后，一辆救护车载着我，又开往监狱医院。
第九章继续迫害
那是一辆老式的救护车，一路上呜叫着飞速地行驶着，很快就进入市区。我躺在搁在车厢地上的担架里，看守坐在一只折叠椅上养神，车厢里倒比较干净。我紧闭着双眼，一来因为不愿看到那近在咫尺的看守的脸，二来也希望能静静地思索一些问题。
盼望已久的审讯刚刚开始，正进入关键性时刻，却来了这么一次大出血，我觉得很扫兴。我怀疑自己是否得癌症？我开始想到死亡，但也不觉得恐惧。因为既然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必然也无法避免死亡。不管怎样，出于一个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我相信，我个人的死亡，只是整个无尽的生命运动中一个休止符号。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会连绵不止地生息下去，就像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永无尽头。这一来我又想到女儿了，只觉得一阵尖利的穿心疼，我放心不下她。她现在怎么过呢？文化革命结束后，她的前途又会怎样呢？
救护车猛地煞住了。远远地，传来扩音机的声响：〃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我被从救护车里抬出来时，看到一群剃了光头的犯人，扛着泥铲煤锹，挑着大箩筐，肩上用绳子挂着毛泽东语录牌，在一个看守带领下穿过医院，好像是到监狱后面去〃深挖洞〃的。毛泽东的指示必须雷厉风行，立即执行。他们一个个憔悻不堪，瘦骨嶙峋的，我都无法想象，他们哪来的气力还可以做这样的重活呢？只见他们一个个惨然沮丧，耷拉着头，蹒蹒跚跚地移着步子。蓦地我意识到：或许我自己，根本也就是这么一副模样了；一个失却人权，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可怜虫。我扭转头，不忍再看见他们这种惨不入目的样子。我想到，亏得我的囚室里没有镜子，以至我还自以为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充满那种自尊自重的气概，从而陶醉在一种虚假的幻境之中。
我被送进一间挤满了床铺的外科病房，两床之间仅只有几英寸阔的空隙。我的床位就靠在门口，一股冷风混杂着血腥气，尿臭及消毒水味，还有腌臜的人体味拂过。我边上一张床上，一个半昏迷状态的女人在不住呻吟着，显然，她刚从手术室里出来。我很惊讶，他们怎么把我和动手术的病人住在一室，难道监狱医院里的医生，要给我开刀吗？想到这里我十分恐慌。因为在心胸狭窄的极左分子掌权的社会里，对政治犯的医疗待遇，肯定是绝对低劣的。
尽管几天来，对我只施行针刺麻醉，出血倒已经控制住了。因为卧床休息，还有伙食的改善，我的体力也有所恢复了。晚餐时，供应一只黄黄的小香蕉。我自己也弄不懂，怎么会对那么一只烂香蕉持如此大的兴趣？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它。
出血停止后，那位在一九六七年给我诊疗过肺炎的女医师，来查病房了。她把我带到一个小办公室里，告诉我她曾设法主张送我去市立医院进行妇科检查，但那时上海的医院，都受红卫兵及造反派控制，．不准给阶级敌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