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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6）
鲁迅到北京不久，就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世的好友横死，他很觉得悲哀。回想起他们一同喝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的情形，回想起他们共事的时候，“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的样子，回想起他带点凄然的神色赞成自己到南京去的时刻说的，“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想起这些，无法入睡了。在静夜里，他写了三首挽诗：
1915年8月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鲁迅被指定为会员。不久，更被任为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负责新旧小说的调查、审核和编译等项事务。在这帧会员合影中，鲁迅在最后一排左起第四人。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艼，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诗中“狐狸”“桃偶”一联，表示了鲁迅对局势的看法。在他看来，人们所厌恶的清王朝是覆亡了，可是现在当权的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事实也真是这样。1913年3月20日，他的刺客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又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担任的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的职务。孙中山和黄兴即起兵讨袁，号称“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败。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凯又囚禁了章太炎。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曾经几次去探望这位失去自由的老师。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从原址什刹海广化寺迁至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新址举行开馆式。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鲁迅。1915年，袁世凯决定称帝，他叫杨度等“六君子”组织的“筹安会”为之鼓吹，宣布明年改元为洪宪元年。为了消灭反对的势力，他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后来，鲁迅在《〈杀错了人〉异议》一文中这样描写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要远祸全身也就委实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叫军警执法处的那一伙特务相信你不关心政治，你对于他们的活动是无害的。鲁迅拿许多时间去抄录古碑，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抄碑的目的》这一节中回忆说：
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马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在同书里《俟堂与陈师曾》一节中，周作人还说：
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
辛亥革命前后（7）
袁世凯称帝失败，并于1916年6月死去。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军阀不断进行战争和政争。1917年7月1日，军阀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鲁迅不肯向复辟的皇帝陛下称臣，7月3日，他到教育部向同事道别，不干了。几天之后复辟乱平，他才回教育部上班。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
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当时陈独秀本人大约也未必想到，这个杂志在转移社会风气，影响历史进程方面，在中国报刊史上，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卷首刊出《社告》五条，第一条说：“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在第一号“通信”栏中给一个读者的覆信里，陈独秀这样说明杂志的方针：“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重要的是提高国人的觉悟，特别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这当然是对的。在袁世凯的治下，也不得不和现实政治拉开一点距离，不宜批评时政吧。不过话虽这么说，要做到一点不谈也不容易，就说这封读者来信吧，这位写信的人要求陈独秀作文批评筹安会所鼓吹的君主立宪优于共和的主张。陈的覆信说是“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可是事实上陈在覆信中还是对筹安会的论点作了有力的反驳。卷末的《国内大事记》在记事之中也可以看出倾向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的死，就像历史上那些独裁者的死总要带来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样，一时政治空气也有点松动。9月1日开始出版的《青年杂志》第二卷，宣布更名为《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的《国内大事记》对于时局的这一变化表示兴奋，希望国家从此长治久安。
袁世凯一死，一些亡命国外的人纷纷回国。秋天，蔡元培回来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办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当时的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带了一个听差到学校里来服侍。他们在逛窑子这一方面名气甚大，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有所谓“两院一堂”之称。蔡元培就是到这暮气沉沉的腐败的学校去当校长。经过他锐意整顿，很快北京大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许多新的教师。正好陈独秀因事来北京，蔡元培几次前往敦请，请他来校担任文科学长。先后聘来在文科任教的，有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黄侃（季刚）、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刘半农、王星拱等人。甚至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学校里，学术自由的风气也日渐浓厚起来，学生中也成立了很多社团，像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等。
胡适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其中提出“施耐庵之《水浒》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具体的主张，他提出：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他在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论文里提出了改用白话文的主张。
马上就得到了响应。在下一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
胡适看到这篇，“快慰无似”，就写了一封长信同他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信中有这样一句：“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可不赞成胡适的这个态度，他在覆信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馀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这件事情上他有十足的自信心。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中回顾说，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平和的讨论”，“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是陈独秀的一篇《文学革命论》，才“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
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推翻了专制的沙皇。在俄国着手建立民主政治。可是几个月之后，11月7日的革命又推翻了3月革命所产生的临时政府。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在俄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试验。这对于热切希望中国有所变革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表示希望：“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还套用徐敬业讨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