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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陶焕卿名成章，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家。龚未生名宝铨，章太炎的女婿。陈子英名濬。陶望潮名铸，号冶公。他们都是光复会的人。
关于同陶焕卿的交往，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有更生动的回忆：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画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
从这一简短的记述中，鲁迅同陶成章其人及其事业是个怎样的关系，也就可见一斑了。后来，当陶成章死去多年之后，鲁迅依然不能忘怀这一位亡友，他的影像，还不时出现在自己的记忆中。他在1926年《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中深情地说：“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3）
不久，陶成章回国运动革命，当时也在东京的蒋智由（号观云）写了一首《送匋耳山人归国》送别：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蒋智由是同乡前辈，晚清重要诗人之一。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他“也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且主张革命的。他居东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弹尽被捕，当天即遭惨杀。几天之后，7月15日，鉴湖女侠秋瑾又在绍兴遇害。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蒋观云》中回忆说：
当时绍兴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
1907年夏天或者秋天，鲁迅学了一段俄文。这是陶望潮发起的，每天晚上到神田去从玛利亚·孔特夫人学。她是俄国亡命妇女，年纪大约三十多岁，可能是犹太人，不会日语，只能用俄语教授，主要是靠自己用字典和文法书自学，听课差不多只是听俄语发音吧。同学六人：陶望潮、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陈子英、汪公权。这汪公权是刘师培的姻亲，跟刘师培夫妇同来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又一同被清朝大吏端方收买，成为暗探，后来在上海被同盟会人暗杀。
这次俄文学习不到半年就散了。一则每人每月六元的学费是个不轻的负担；再说起初是从中越馆步行到神田，路不很远，次年春天迁居西片町，路太远，也没法去了。
这回迁居，是因为许寿裳在这里租到一所华美的住宅，招大家去品住，好分担高昂的房租。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描写他们的新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园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如果说到人文景观，那么还应该说到，这是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房子。鲁迅、作人兄弟是1908年4月8日搬进去的。另外许寿裳还邀来了钱均夫和朱谋宣两个。许寿裳在这五个留学生的住处门口路灯上题上“伍舍”这两个字。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伍舍》中回忆说：
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馀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这样支撑着过了年，同居人中间终于发生了意见，钱朱二人提议散伙，其馀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较小的房屋搬了过去，还是西片町十番地，不过是丙字十九号罢了。
鲁迅、作人兄弟来到东京，他们的学习、交游、生活起居这些，就说到这里。下面就说鲁迅提倡文艺运动的事了。他中止学医，原就是为了这事嘛。他最初的计划，是想办杂志。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有一些简要的记述：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袁在东京和鲁迅谈得很好，约定自己往英国读书，一到就写文章寄来，鲁迅对他期望最大，可是实际上去后连信札也没有，不必说稿件了。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固然凑稿也还可以，重要的却是想不出印刷费用来，一般官费留学生只能领到一年四百元的钱，进公立专门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间筹款是不可能的事，何况朋友也就只有这三个呢？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4）
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也有类似的回忆：
……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新生》计划另一个参与者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对此还作了一点补充：
鲁迅想办杂志而未成，记得《呐喊》自序上已有说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任文稿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馀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这三个人乃是鲁迅及周作人和我。这杂志的名称，最初拟用“赫戏”或“上征”，都采取《离骚》的词句，但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我还记得杂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图等等，均已经安排好好的，可惜没有用。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要说得更详细一些：
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那时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点记不清楚了，但多少总有关系。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有人开玩笑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么。又有客——仿佛记得是胡仁源——对豫才说，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答云，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客乃默然。看这种情形，《新生》的不能办得好原是当然的。《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几个，我不大记得，确实的人数里有一个许季茀（寿裳），听说还有袁文薮，但他往英国去后就没有消息了。结果这杂志没有能办成，我曾根据安特路朗的几种书写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话》，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纸却还有好些存在。
《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译者增田涉同鲁迅曾经有过多次交谈。他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在一次谈话涉及苏曼殊的时候，鲁迅告诉他：“实际上，他（指苏曼殊）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那么，《新生》同人的名单，在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苏曼殊了。苏曼殊才华横溢，也正努力于文学的创作和翻译，也喜爱拜伦的诗，当时想到和他合作，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人太古怪，也太颓废了，谁要认真和他合作办一件什么事，恐怕都是办不到的吧。也许他就是最先隐去的担当文字的一人。许多年之后，有人冒鲁迅之名在曼殊墓上题诗，他为此发表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事》，其中说道：“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明显流露出了对他的不满，这里是不是包含着当年东京的这一段记忆呢。
许寿裳1944年2月4日答覆《鲁迅事迹考》作者林辰的信中说：“计划出杂志《新生》问题：我确是参加的一人，其馀大概为袁文薮（毓麟）、陈师曾（衡恪），不大记得了。”如此说来，艺术家陈师曾也是计划中《新生》的同人之一了。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1）
办《新生》杂志的计划没有成功，1907年鲁迅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发表文章的机会。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飞诗论》外，大抵都已收录在文集《坟》的里边。许寿裳成绩顶差，我记得他只写了一篇，题目似是《兴国精神之史曜》，而且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