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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中国旧戏“野蛮”的周作人，为废旧戏和封戏院提供的罪名本身就是 孔门儒教“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理杀人”的道德罪，以及“欲加其罪，何患无 辞”的“莫须有”的思想罪。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所有的法律条款都是为了保障 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等正当权利的。“有害于 ‘世道人心’”的罪名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是根本不能够成立的。能够以“有害于 ‘世道人心’ ”之类的罪名废旧戏、封戏院的社会力量，只能是中国传统社会中 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自居的“家天下”的极权皇帝和强权官府，而不是 现代文明社会中依法执政的有限政府。何况早在1908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 就曾经在《河南》杂志4至5期连载过长篇论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 国近时论文之失》，其中针对作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言 必宗圣”的极端话语指责道：“尤可骇者，乃曰‘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夫何仇 之深也！论文之士，不惬于小说，至不惜呼吁王者，罗织文字之狱，以兴大戮， 亦有说乎？吾闻波兰、俄国官司检文，类极严厉，听者或为之不平，顾尚鲜以文 网杀著作家者。今论者坦然言之；窃无以测其旨也。（比来日本警视厅严检自 然派小说，多禁止者，评骘之士或反称快，亦此类也。〉”十年之后，周作人自己 反而在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青年》杂志中重演“必将戮其人而火其 书，’的文化闹剧，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
在同一期的通信栏中，还以《渡河与引路》为标题刊登有唐俟与钱玄同的 来往通信。唐俟是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的另一笔名，他在来信中写道： “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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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 可怜。”
在此之前的《新青年》4卷4号通信栏中，以《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为标题 刊登有钱玄同与陈独秀的来往通信，钱玄同在来信中写道：“欲使中国不亡， 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 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此外尚有 一法，则友人周君所言者：即一切新学问，亦用此‘新体国文’达之。而学术上 之专名，及没有确当译语，或容易误会的，都用！：印^！！^嵌人。”
钱玄同一再提到的“吾友某君”、“友人周君”和周作人所说的“某君”，都 是不愿意公开真实姓名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钱玄同和周作人笔下的 废汉字、烧旧书、废旧戏、封戏院之类的极端言论，其实是鲁迅、周作人、钱玄 同等人的共同意见。到了 1923年7月9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回忆说：
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虽然已成历
史上的东西，而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中的议论，现
在还是救时的圣药。现在仍是应该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 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我之烧毁中国书之偏谬 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即张勋败后，我和你们兄弟两人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 中槐树底下所谈的偏激话的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焉。⑤
1934年8月10日，《文化与教育》旬刊第27期刊登记者熊梦飞的文章《记钱 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在谈到〃《新青年》第四卷某期中，有钱先生一 篇主张废除汉字，而代以世界语（！：叩^^协），或英德法语的通信，害得那时一 班新旧人物为之大惊咋舌！ ”时，钱玄同更加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罢！那篇东西中的话，并非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有几句话是 “代朋友立言”的。朋友是谁？就是鲁迅先生。民国六七年我对于文学革命，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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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文化改革，有过极高度的狂热，有一天，到绍兴会馆里去访鲁迅先生，我与 他原是在章太炎先生门下的老同学，我们谈到文学革命了，我还是说那改用 白话文和普及世界语的主张。鲁迅说：“中国的语言根本就要不得，文法是那 样的粗疏，字义是那样的昏乱，要想拿它来发表精密的思想，记载新时代的事 物，是绝不能胜任的。”我说：“目前只要把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孳去掉，便是一 大解放。一面鼓吹大家学世界语，等到世界语普及了，便可废除汉字了。”鲁迅 似乎不大看得起世界语，他是学德文的，他说：“德文便很好。因为文法很麻 烦。”他是认为文法麻烦即愈精密的。他又说：“法文也还可用。唯有英文最不 行，因为文法太简单了，但英文的文法和字义，较之中国语言文字，固已远胜。 现在中国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若办不到，则仍写汉字而多搀入外 国文的字句，则当可勉强对付着用。”
我听了他这话，便怂恿他把这用一种外国文来代汉文的主张做篇文章， 登在《新青年》上，他一定不肯。我说：“那么，我来发表吧。”他说：“不能说是我 的主张。”我觉得那不好办，于是改变方针，把他的主张和我的主张混在一起， 写成那篇通信。所以那信里大骂旧文化，大骂汉字，主张汉字应即废灭而代以 世界语，却没有主张用一种外国文^如德文^来代汉文，因为我心中实 在不赞同此说也。但又想了用一种外国文为辅助语的办法。此信的最后，又把 鲁迅“仍写汉文而多多搀入外国文的字句”之主张说出，而改外国文为世界 语，这又是混两人主张为一。但此节中竟露出“友人周君”四字，此周君即豫 才，亦即鲁迅。
在《新青年》5卷5号的周作人来信中，另有引进和创作“欧洲式的新戏”的 观点：“现在有一种大惊小怪的人’最怕说欧洲式，最怕说‘欧化’。其实将他国 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 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他拿来，省却自己的 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倘若亚洲 有了比欧洲更进化的戏，自然不必舍近求远；只可惜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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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这一观点到了 1934年6月4日，又被鲁迅概括为“拿来主义”。正是 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把梅兰芳到苏联演出中国传统戏曲全盘否定为“送 去主义”。⑥随着《新青年》同人团队分裂解散，坚持不懈地对中国传统戏曲及 其演员加以否定性批判的，只剩下了鲁迅一个人。
查阅《鲁迅全集》，涉及梅兰芳的文字有《坟。论照相之类》、《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心集。宣传与做戏》、《南腔北调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伪自由书^最艺术的国家》、《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花边文学丨法会和 歌剧》、《花边文学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 （下〕》、《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两地书。四二》、《书信。致姚克》〔1934年 3月24日〉等十多篇。鲁迅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中写道：“士大夫们也在 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 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 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⑦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梅兰芳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名声”和鲁迅 作为著名作家的“名声”，都拥有各自不同却又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和号召力，迄 今为止并没有发展到“灭”的地步。《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迄今已经九十个 春秋。撇开当事人意气用事的人事之争，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传统 戏曲还是现代话剧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生命力，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的相互 促进、和谐共存，才是中国戏剧事业健康发展的最为正当的路线图。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
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页。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页。
④傅斯年在1919年1月1日创刊的《新潮》1卷1号中，专门开辟了“出版界评”的栏目，他 所评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其中有“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 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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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引自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期，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⑥《鲁迅全集》第6卷，第38页。
⑦《鲁迅全集》第5卷，第580页。
《新青年》同人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当然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大胆超 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片面与极端，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人类 大同的高境界，进而张扬了自己所拥有的反对狭隘“爱国”的自由人权。应该 说，除了极端主义的恐怖教条，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 许别人不爱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一个正常男性也总是会处于爱 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动之中的。
1914年11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1卷4号公开发表了署名“独秀”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三个字为世人所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爱国心”表示肯 定：“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近世欧 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 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 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接下来，他沿着此前所说的“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思路极 端推演，从而实现了 “自觉心”对于“过昵感情，侈言爱国”的“爱国心”的颠覆 性置换：“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 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以吾土地 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 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
文栽《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原标题是《陈独秀：“我们究竞应不应4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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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 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其实并不是陈独秀的发明创造，中国传 统儒教的祖师爷孔丘早就有过“苛政猛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