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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15日，在基辅比切尔斯基修道院召开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37名主教中有1名因病未能参加。开会之前，乌克兰教会中就自主教会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高级僧正大会一致（只有一票反对）通过声明，出于对教会福祉的关心，须明智地拒绝请求即将召开的罗斯正教会各教区主教大会赐予乌克兰正教会以自主教会的地位。
1997年2月18日，高级僧正大会在莫斯科丹尼洛夫修道院宾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3名大牧师，其中114名为各主教辖区主教，17名为助理主教，1名为退休人员，12名高级僧正未能到会。
会议进程中，哈尔科夫都主教尼科季姆、利沃夫主教奥古斯丁、敖德萨都主教阿加凡格尔提出，要把被剥夺教职并亵读神明地自封“大牧首”的菲拉列特修士革出教门。
圣高级僧正大会将修士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革出了教门，并警告修士亚科夫（潘丘克）和修士安德烈（戈拉克），如不知忏悔，亦将被革出。
2000年 8月举行的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纪念大会对讨论乌克兰问题相当重视，乌克兰的几乎所有注册高级僧正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不仅如此，会议还通过专门决定，对世界各地正教会承认基辅都主教圣弗拉基米尔所领导的乌克兰正教会为乌克兰唯一合法正教会一事给予确认，并认为它具有管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就为把乌克兰正教全面团结在它周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目前，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下的乌克兰正教会共拥有3500万教徒。
分裂派的菲拉列特的基辅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基本上只是在乌克兰西部教徒中有影响，即在历史上划归波兰立陶宛王国、奥匈帝国、波兰版图的加里西亚和沃伦有影响。到2002年初，基辅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仅有近2000个祈祷所，80％位于乌克兰西部各州。
乌克兰自主教会正教会：目前，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梅福季（库德里亚科夫）是乌克兰自主正教会首脑。据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资料（2001），它拥有11个主教区，5661个祈祷所和 404个高级神职人员。80％以上的教民集中在乌克兰西部三个州（利沃夫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和捷尔诺波尔州）。
2004年尤先科总统选举获胜后，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会见乌克兰哥萨克时，对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的命运表示担心。大牧首声称：“在那些积极支持由总统指定的反对派候选人的人士中，有分裂派教徒和教会合并派教徒，因此，正统的乌克兰正教会在新条件下将经受一定的困难，它的存在不能不遇到麻烦，这种情况令人忧心忡忡。”罗斯正教会首脑对哥萨克代表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保护了基辅比切尔斯基修道院和波恰耶夫修道院，这些都是乌克兰正教的圣地。“我想，现在这一点特别重要，特别迫切。鉴于最近时期乌克兰形成的复杂政治局势，有人可能会针对正统的正教会组织挑衅和进攻。”阿列克西二世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当然，民族主义势力以后也可能利用俗家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乌克兰有一个统一而又强大的正教会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行动早晚会被大部分乌克兰人民所唾弃。
橙色噩梦
乌克兰政治精英之间的对抗，早在库奇马总统下台之前很久便形成了。
1999年在他竞选连任总统期间，“橙色革命”未来的“带头人”和“领袖”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在库奇马同共产党人西蒙年科展开竞争的情况下，无保留地支持库奇马。
根据选前达成的协议，库奇马连任乌克兰总统后，把尤先科提起来当了总理，由季莫申科任副总理，主管燃料动力部门，实际上把整个经济工作的管理抓到了手中。这样一来，未来“橙色革命”的两个领导人便开始积极落实库奇马的竞选纲领，后来又为反对这个纲领建立了反对派。
分裂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因为对乌克兰原总理拉扎连科提出刑事指控。拉扎连科是季莫申科“乌克兰统一动力系统”这家巨型公司的商业伙伴，是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垄断者。这场官司不可能不涉及她这位公司首脑。2001年4月季莫申科被迫离职，遭到逮捕。出狱后成为“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这一政治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
这时传出记者贡加杰遇害的消息，加之总统以前的卫士梅利尼琴科少校偷录库奇马的谈话被揭露出来，这些事弄得群情激昂。在最高拉达会议上所放的录音证明，库奇马总统与记者的消失有关，其效果就像一枚引爆的炸弹。这些录音成为指控库奇马篡夺权力的根据。后来又公布了库奇马家族贪赃的大量事实，他们参与非法占有国家财产，遂为公众所知。
社会党人首领莫罗兹是“要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和“乌克兰站起来！”这些行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他声称，运动的想法不仅是要剥夺某个具体人的权力，而且还要改变造成乌克兰所有不幸的根子——权力制度。运动在乌克兰大多数地区展开，这样一来，在2004年年末为总统权力而斗争期间，这些活动便成为“橙色”群众集会的序曲。
尤先科、库奇马和最高拉达主席普柳希在轰动一时的“三巨头公开信”中谴责这些活动违法，称其参加者为法西斯主义的引路人，但这种做法却使反对派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对抗总统一伙。
2001年4月，尤先科被迫辞职，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他同季莫申科以重新掌权为目的的政治合作。
上面提到的乌克兰的这些事件，严重破坏了库奇马在欧盟和美国当局眼中的威信。但是，正如下面一些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总统不仅不打算在宪法规定期限内下台，而且还想在2004年大选后连任乌克兰首脑。为了这个目的，2003年他提议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改革意味着向议会总统制模式过渡，议会由两院构成，下院由普选制产生，最高拉达可以选举国家总统。
众所周知，反对派未能允许库奇马实现这些意图。他的政府被迫同意反对派提出的国家宪法修正案。不过这份修正案也考虑到由议会选举总统的问题，而这一点符合库奇马的利益。但2004年2月3日召开的最高拉达非常会议却保留了当年仍由全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做法。
正如后来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直到最后一刻，库奇马仍未放弃掌权的希望，这对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竞选对阵期间出现群众性对抗（“橙色”和“蓝色”）愈演愈烈的情况，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反对派的形成、精英们的冲突、反对派有声望的领袖的作用、外部势力的地缘政治利益、“天鹅绒革命”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大选近在眼前的局势，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
大多数政治学家早就预见到乌克兰总统“竞赛”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尽管想当总统的人很多，但形势越来越明朗，总统宝座之争最后必是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之间展开。
尤先科—季莫申科反对派联盟的所有重要人士都预言，现任总统毫无疑间会取得胜利，并断言，只有行政因素方能从他手中“窃得”胜利，即伪造投票结果。为推举尤先科登上大位，选择了南斯拉夫和格鲁吉亚的斗争方式，即由街上和广场上的人群向现政权施压。
乌克兰“橙色革命”的进程定期在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得到说明。规模如此宏大且又相当持久的行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活动资金来源和外部干预程度又如何呢？
乌克兰的历史表明，在所有重大事件中，东南部和西部（加里西亚）地缘政治对抗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当利益攸关的势力组织大量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员来到基辅时，这种对抗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次的情况亦然。成千上万来自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罗夫诺州和西部其他各州的人，在宣布第一轮选举结果那一天，有组织地聚集到基辅，打出的口号是：“尤先科是我们的总统！”
不仅如此，乌克兰的“民主”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现象。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苏维埃、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和文尼察市苏维埃不等宣布投票结果，便声明不信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并承认尤先科为国家总统。许多人都知道，这次活动是蓄谋已久的。正如最高拉达的一位代表所言，在宣布投票结果那天夜里，正是基辅当局，批准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五月广场上集会……而且是大选前两个月就开始了。
基辅市的高等学校和中学都停课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穿上橙色衣衫，聚集在五月广场。他们的努力实际早已使政府和总统办公厅的活动瘫痪，许多街道上交通断绝。训练有素的人士指挥了全部活动，这一点从电视台的实况转播中亦能看得十分明显。
治安机关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说得轻一点，很难判断，因为内务部和乌克兰安全局的领导早向五月广场集会的人群声明，他们严守中立，保证绝不会对他们使用武力。
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扎波罗什、辛菲罗波尔和东南部乌克兰其他城市，开始举行群众集会，作为对“橙色人士”压力的抗议，他们在选举中支持亚努科维奇。一旦亚努科维奇在大选中取胜，但他作为国家总统的地位得不到承认，而“橙色人士”还继续对当局施压，这些地区的地方自治代表在北顿涅茨克的代表大会上已通过决议，就要在2004年12月12日就建立乌克兰东南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在此之前，最高拉达作出决定，宣布第二轮选举结果无效。
今天，任何人都无法推翻一个事实，即乌克兰的“橙色”行动大选使用了舞弊的手法。每个人都明白，成千上万顶帐篷、睡袋、橙色衣物等等，都是事先早就备好，运入基辅的。成千上万的人要吃，要看病，每昼夜要领“工资”。每个人都清楚，行动的资金来源，不是尤先科那点极为有限的竞选基金，而是“外援”。早在大选之前，美国便拨出数百万美元，以供欧洲驻乌克兰安全和合作组织协调员在各地区开设25个分部之需。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些特别的现象，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奇韦尔斯于2005年1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仅就题目而言，就显得意味深长：《乌克兰间谍部门的高官是如何改变国家道路的》。文中详细描写了他们旨在阻挠亚努科维奇当选的种种活动。顺便说一下，意大利邮报的著名观察员、欧洲议会代表凯扎声称，美国对第比利斯事件的影响亦十分明显。
现在还弄清楚了，什么事都少不了的别列佐夫斯基，对这些事件也没有袖手旁观。他要求尤先科的幕僚向他报告“为民主目的”拨出的数百万美元的花销情况。众所周知，别列佐夫斯基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干事的人。季莫申科同这位叶利钦“家族”成员的电话交谈，暴露了他同“橙色人士”的广泛联系，以及对五月广场事件的直接影响。
毫无疑问，西方的压力对尤先科的胜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欧洲议会甚至作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