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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是“萨尤基斯”。它在夺取政权和争取立陶宛退出苏联的斗争中，显示出极大的破坏力。其实，“萨尤基斯”通过由它掀起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在该共和国攀上政治巅峰之后，却并不善于解决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仅仅过了三年多时间，它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就遭遇了覆灭的下场。甚至连立陶宛取得独立也难以挽救它的危亡。类似情况实际上发生在所有民族主义社会运动身上。特别明显的是到了90年代，他们的领头人如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彼得罗相等人纷纷淡出政治舞台。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他们的活动都留下了否定的评价。
当然，客观地讲，“萨尤基斯”之类的大型社会运动，其产生的基础，都是广大居民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官僚行政领导作为的不满，以及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出现的偏差。改革的作用正是要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但为此需要时间，并应采用深思熟虑的方法。
“萨尤基斯”于1988年夏季开始举行一次次群众大会，其决议中提出了要求更多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要对上级党任命的干部说不，要断了他们捞油水的路子！”）、恢复“历史真相”之类的口号。不过后来才明白，像“萨尤基斯”这样的运动，虽然提的是在各共和国开展改革的口号，但要达到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目的：它们想要破坏现行社会制度，并夺取政权。
正是由于当时有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和共和国克格勃高层领导的参与，“萨尤基斯”才相当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实体。该组织近95％的成员是立陶宛人，其行动特点是效率高，组织性强，战术步骤周密。在外国“朋友”的帮助下，财政问题和物质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错。
运动迅速积蓄了力量。1988年6月初，它还是一个刚组建的只有36名成员的自发组织，仅过了10天，就掀起了一项政治行动：对1941年驱逐200人出境的决定提出抗议。全苏第19次党代表会议前夕，它在格底米纳斯广场举行了一次两万人的集会，为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送行，并以新运动拥护者的名义向他们提交委托书。7月9日，又有好几万人前来迎接这些代表归来。“萨尤基斯”运动的积极分子以这样的姿态完成了在公众面前的亮相。1988年8月23日于维尔纽斯举行的万人大会上，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在组织上开始成形，这一天正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签署条约的纪念日。在这次群众大会上首次宣布了“萨尤基斯”的纲领性宗旨。
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他们从民族利己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点使得“萨尤基斯”不仅与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渐行渐远，而且也包括同一部分立陶宛人疏远。但激进民族主义还是占了上风。人民大众对于改革的结果很失望，为“萨尤基斯”在相对短暂时间内掌握群众造就了合适的土壤。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极端摇摆不定的行动，也助长了“萨尤基斯”威信的提高及其民族主义性质的增强。实际上，党中央已经不再参与群众的事，开始退避，结果它的立场就变得非常具有两重性。例如，中央委员会书记布拉扎乌斯卡斯和舍佩季斯开始公开参与“萨尤基斯”的事务，并声称支持它的活动。
上面提到1988年8月“萨尤基斯”组织了一次集会，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来到立陶宛，会见了新成立的“人民阵线”的领导。当他了解到后者的主要目的是脱离苏联时，便耍了一个两面派手法。他一面发表演说，高谈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又向他的“学生们”详细说明，为达到主要目标须采取什么方略和战术。
后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站在苏共立场上的新领导得出的结论是：雅科夫列夫实际上为把该共和国引向1991年1月维尔纽斯街头发生流血事件，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位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队长”，是中央的最高层政治活动家当中最先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倾向的人。这次到访之后，“萨尤基斯”开始觉得自己被委以担当首要政治力量的重任，而目标则是做一把攻城的大锤，以摧毁现存社会制度。
于是广泛开展了“萨尤基斯”思想的公开宣传。事变席卷全共和国，局势失去了控制。立陶宛领导层中不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的部分人士于1988年9月28日在维尔纽斯做了一次笨拙的尝试：用强力手段去制止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示威性地出动了民警和特种部队。维持秩序的人同参加大会的群众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被“萨尤基斯”在宣传中巧妙地加以利用。手持橡皮警棍的士兵的形象被大量印制在宣传画上，引起立陶宛社会的巨大反弹。当局的行动被称为是“对改革派对人民显示民主意志的镇压”。
接踵而来的便是共和国的政权危机。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党的领导人松盖拉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下来，接替他的是经苏共中央同意和批准的布拉扎乌斯卡斯。当时他赢得“萨尤基斯”很多积极分子的好感。局势部分得到缓解。
1988年10月22—23日召开了“萨尤基斯”成立大会。这一活动的广泛群众性引人注目：在4500名参加者中，有1122人为大会代表。以嘉宾身份到会的有各侨民中心的活动家、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城市的代表。
立陶宛人民诗人马尔钦基亚维丘斯宣布大会开幕。与会者当中有一位当时“萨尤基斯”领导人的父亲、90岁的兰德斯别尔基斯—扎姆卡里尼斯。他曾叛变附敌，担任过亲德国法西斯的政府部长，在向希特勒效忠书上赫然列有他的签名。那份效忠书是在1941年6月25日，即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发出的，名曰《立陶宛独立临时政府告人民书》。其中有这样的话：“……立陶宛临时政府感谢欧洲文明的拯救者、德国总理、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和他无畏的军队解放了立陶宛的领土”。
耐人寻味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举动。他委托布拉扎乌斯卡斯以他的名义向成立大会转达“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并且强调说，他从“萨尤基斯”身上，“看到了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相信他们“一定会更加提高苏维埃立陶宛的声望”。这里不禁产生一个问题：怎么了？是认不清这个滑向民族主义立场的运动的真面目，抑或是一位憧憬着权力但又正在失去权力的领导人的巧妙应对？我认为是后者。而且，在这种地方，雅科夫列夫手法的痕迹谁都能看明白。
“萨尤基斯”也没有欠下人情债。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给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您根据我们的具体行动作出评价，并在苏联自主的各族人民大家庭中，为立陶宛取得民族自决权起促进作用。我们信任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把您的话写在宣传板上。我们的运动不会离开党指引的路线，不会离开在生活中实现建设性深刻变革的道路。”
同时又向莫斯科发了一通表示感谢的致敬电，其中特别强调说：“当我们说到和想到俄罗斯人民时，当我们谈到‘国际主义’时，我们指的是像您一样的人。您的一切活动，您不久前对立陶宛的访问，都使我们相信并证明您的这些话绝非空谈。”电报是发给谁的呢？当然是发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的！这封信刊登在共和国各家报纸上，并通过广播和电视播出。
这条新闻不仅立即为立陶宛全国民众和密切关注这一行动的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所知晓，而且事实上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因为 400名与会记者中，有103人来自全世界各家通讯社，代表了17个国家的大型报刊。对于“萨尤基斯”来说，这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支持，反对的不仅是地方“保守主义者”，而且也包括莫斯科。
会众全体起立，对中央政策的讨论和支持共和国主权思想的发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一字一顿的欢呼。反俄的、反苏的发言，“俄国人是占领者”、“从立陶宛撤走占领军”等口号，也同样赢得了狂热的掌声和“立—陶—宛！立—陶—宛！”的欢呼声。苏联国家元首对之表示敬意的就是这样一群人！
成立大会巩固了“萨尤基斯”作为共和国主要政治力量的地位，选举了领导机关：代表大会由220人组成，其理事会由35人组成。兰德斯别尔基斯教授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此前，该运动争取到获准出版自己的报纸《阿特基米马斯》（《复兴报》），印数20万份，用立陶宛文和俄文出版。至此，“萨尤基斯”的建立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已经完成。应当指出，大会所作的决定和通过的30个决议，在很多地方都违反了该国当时的法律和宪法。
“萨尤基斯”运动领导人兰德斯别尔基斯是何许人也？我想援引他过去的战友、著名的立陶宛作家佩特克亚维丘斯的话来做一个说明。这位作家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名叫《傻瓜的航船》，其中有这么一段：
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谚语：教授要是当家，百姓就要倒霉……我们的教授本想当一个钢琴家，跟德瓦里奥纳斯学过琴，三年级时老师给他下了个评语：“年轻人，别再折磨自己，也别再折磨我了。您成不了钢琴家。”于是年轻人成了个研究音乐的学者。从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丘尔立奥尼斯艺术特色的书。但他既不是音乐家，又不是音乐学家，也不是艺术家。搞阴谋他可是高手……他常说：“哎呀，缺了我多糟糕！”可他却僧恶自己的人民，什么狠毒的话都说过：下流胚、赤色坏蛋，等等，现在又骂他们是野蛮人……
克格勃少将施罗宁写了一本《克格勃——中情局——改革的隐蔽动机》的书，让我们引用其中的一些段落，为他的肖像再加上几笔吧：
为了给这个小兰德斯别尔基斯做一个全面评价，有必要提一提他与原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克格勃的接触。我在该共和国的同事们对我说，他曾主动找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要提供克格勃机关感兴趣的情报。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准许他出国探望那边的父亲。当然，肃反人员是没有白吃干饭的。直到获得关于立陶宛侨民组织的有价值的情报、并在克格勃机关收到感兴趣的一系列人员的具体材料之后，他们才为小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出国开了绿灯。无疑，有一种想法直萦绕在这位活动家的心头，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主动接触克格勃的真相掩盖起来。所以当他步入政坛之后，就对同他保持工作联系的那位工作人员下了手。
但兰德斯别尔基斯想掩盖痕迹的企图未能得逞。1997年9月，立陶宛议会下设的调查议员与国外特工机关联系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议会议长兰德斯别尔基斯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与克格勃合作的问题。最后查清，即使是在最严酷的苏维埃年代，即在立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