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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正是莫斯科领导人同地方干部交往中的这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成为先是学潮、而后转为骚乱的主要原因。恕我直言，中央那种不仅对共和国领导人，而且对共和国居民说一不二的作风，负责党的干部政策的利加乔夫简直是粗暴生硬的工作，还有那位遇事完全听他指挥的总书记的愚蠢——正是所有这一切，激起了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相信国内社会关系体制真正改革的人们愤怒的浪潮。他们觉得这是往他们心灵上吐了一口浓痰！关于发生的事件，苏联人民代表、著名诗人奥尔扎斯？苏列依缅诺夫说得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业已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影响了这些事件的发生，此时的青年人相信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政府法令的这种宣言……说起话来满嘴新词，干起事来还是老一套，这种言行不一，尤其令相信改革的青年人、学生和年轻工人极度愤慨。”
可是来到阿拉木图的那些中央代表，莫斯科那些提议和组织实施共和国第一书记任命工作的人，能承认自己智能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吗？当然不能，因为强制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在他们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他们就又犯了一个不亚于前一个错误的错误：搬出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来吓人。
发布的第一批消息称，骚乱是“觉悟不高的青年人在民族主义分子的挑唆下”组织的。报纸连珠炮似的射出了一颗颗炮弹：“黑社会、被收买的三K党分子、地下民族主义组织……”首次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反改革势力”。最后，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内中有几段谈到了“哈萨克民族主义”。
阿拉木图事件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会使双方受到伤害——不论哪一方，也不论使用这一武器是否出于美好的愿望。我有时甚至觉得，中央关于哈萨克斯坦事件性质的错误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挑拨作用。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借助错误结论也能激怒群众，促使他们走上街头，从而收到某种政治效果。
当然，这在共和国引起了起初是没有声息的、而后便是公开的负面的反应。3年以后，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第十五次会议一致谴责苏共中央决议没有客观地、合乎原则地评价十二月事件，却把它称之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表现”。在共和国党中央例行全会上通过的声明说：“应该完全肯定地指出，青年人走上广场，目的不是反对其他民族。”
阿拉木图12月事件——这是国内年轻民主的稚嫩幼芽同当时依然遵循陈规旧矩和老标准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套制度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公开性的宣布，人们接受它并实际运用它的决心，同旧思维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习惯之间的矛盾这时便初步公开显露出来。
在高调宣布“公开性”和“改革”的同时，倡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过渡阶段的复杂性。然而社会生活的这两个内容却同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制度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固有的易冲动性和解决问题的浮躁和肤浅，成为80年代后期发生这些事件和许多其他事件的原因。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事实上是对“改革”的第一次考试，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及格。更糟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汲取内中深刻的教训。他们在彼时彼地看到的所谓民族主义表现，其实并不存在。而真正民族主义复活的危险和利用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反改革势力来消灭党、国家和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危险，他们却并没有看清楚。
此后不久，我们便会遇到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了。
第3章 第比利斯：颠倒黑白的审判
民族主义狂热
1989年4月7日，戈尔巴乔夫深夜从英国飞回。陪同他访问的有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按当时的规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在伏努科沃机场迎接总书记。总书记只是出国访问时才有这种欢迎仪式，国内访问时，中央书记不参加迎接。
也是按照传统，大家聚集在机场大楼，由戈尔巴乔夫简略地讲了讲出访的成果，同时询问了我们这里的情况：在他从希思罗机场起飞后那段时间有什么非常事件发生？
真的，就在此前，共青团员号潜艇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附近沉没。全世界都在议论纷纷。亚佐夫和巴克兰诺夫依次报告了正在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调查委员会。戈尔巴乔夫简短地做了结论：“你率领这个委员会，”他对巴克兰诺夫说。“物色人选，马上去现场。”
我向总书记讲了一件非常事情。在诺里尔斯克发生了矿工的第一次大罢工。他们在矿井里已静坐多日，不肯升到地面，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没有关于罢工的法律，政府不想在黑暗的巷道里，而是要在桌面上讨论这些要求。奥列格？舍宁，当时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下到矿井，但是没有说服矿工。他们至死不让步。我同工会领袖沙拉耶夫拟定了一个致矿工的电文——可以说，是很强硬的。我给戈尔巴乔夫读了，他总体同意，只是做了些不大的修改。
然后，利加乔夫谈了第比利斯动乱的情况，告诉大家他在中央召集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可是我只是在机场时才得知召集会议之事。看来是不认为有必要邀请我参加会议。我说明一下：据我的总理地位，只有总书记有权邀请我参加任何中央会议，但如果他不在，政治局召开的正式会议我则必须参加。但利加乔夫没有召集政治局，只召集了部分人开会。而他在那次著名的发言中说到政治局关于第比利斯问题的会议，而且要求我作证。如果真开过这样的会，那就是4月7日晚在伏努科沃2号机场的会议，可那不叫“政治局会议”，而是“迎接总书记从伦敦归来”。
戈尔巴乔夫马上说：
“应该飞到格鲁吉亚去。”
他提议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周六晨起程。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星期六8点，我同往常一样，开始工作，注意观察诺里尔斯克局势：矿工们在看到我和沙拉耶夫的电报后，立刻升到地面。我为一个什么问题打电话给苏共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助理回答：
“他正在开会。”
“是什么会议？” 我想知道。
“讨论格鲁吉亚事件。”
“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不是要飞到那边去吗？”我奇怪了。“现在讨论是不是早了点？没有出什么事吗？”
“什么事也没发生，”梅德韦杰夫的助理安慰我。“帕季阿什维利（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控制着局势，谁也没去格鲁吉亚，没有必要……”
那次会议上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我至今不知其详。但我认为总书记不可能不知道。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履行他的委托。我不理解两位有多年领导资历的党的工作者怎么就这样破坏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制度。我想，在谢瓦尔德纳泽当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他恐怕未必忘得了游行示威者，但也未必会急于去纠正局势，更何况帕季阿什维利正在“控制着”局势。他是怎么控制的，我第二天才知道。我接待室的值班员往别墅来了电话，激动地给我读了关于第比利斯深夜事件的密码电报。我只问了一句：
“要开政治局会议吗？”
“不知道，”值班员小心地回答。“没来电话，没有邀请……”
4月9日事件不是一次自发的、随意之间发生的行动，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
还是从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说起。在格鲁吉亚，仿佛是随着魔棒的一挥，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组织和团体就纷纷出笼了。如果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到地区经济核算和自我管理原则时还是相当注意使用外交辞令的话，在格鲁吉亚一切都是立刻摆到政治层面上来谈了。出现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独立的格鲁吉亚万岁！”等口号，紧接着又出现了“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等等，不一而足。出现了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领袖人物。实质是格鲁吉亚成了操练反苏活动的演兵场。西方“民主中心”人数众多的密使走马灯似的来到第比利斯。
1987年末成立了“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在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多个“领袖”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圣伊里亚真理会，领导人为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
伊里亚？恰夫恰瓦泽自由主义者协会，领导人为奇亥伊泽、马穆利亚、恰夫恰瓦泽；
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领导人为尚格拉亚等人。
同时成立了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掌握了面向青年人的报刊和电视。在改革口号的掩盖下开始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格鲁吉亚历史，揭露俄罗斯“帝国”的政策等等。
1988年这些团体的领袖们开始积极活动，发起和发展了共和国内反对苏联共产党和现存制度的政治运动。他们把重点放在青年大学生身上，大学生的群众集会在他们眼中是人民积极性和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他们还把重点放到了相当一部分文艺和科研知识分子身上，这些人在当时被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乱中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迷醉。
格鲁吉亚反对派势力得到了一部分接近谢瓦尔德纳泽、在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任期内同他合作过的人物的支持。这些人宣称，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他们在所谓的权利捍卫者和起劲反对格鲁吉亚苏维埃制度的人当中寻求支持，以求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一部分人中就包括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
我不可能对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作出政治鉴定。我只想谈谈当时反对派中最活跃的领袖之一——加姆萨胡尔季阿。格鲁吉亚后来的命运同这个人有关。加姆萨胡尔季阿为1939年生人，毕业于西欧语言系，语文科学副博士，是户斯塔维里研究所的研究员。1956年因组织非法的旨在争取格鲁吉亚独立的戈尔戈斯拉维利协会而第一次被捕。
这个人之所以有名是沾了他父亲——格鲁吉亚文学经典作家老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光。儿子赢得了维权运动受难者的光环。无限的虚荣心强烈地控制了这个人的一生。他比别人更有权力欲，甚至企图赢得大选……成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大牧首。1979年他再次被捕，并被送交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他完全认罪，并就此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被判三年流放，由于共和国领导说情，服刑地点定在高加索阿尔卑斯山牧场。刑满归来后，他实际上与积极的政治生活隔绝，直到80年代末才又重新登台。
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活动形式是群众集会、会议、游行。
1988年11月，共和国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