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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发扬民主,不等于不要领导和引导。戈尔巴乔夫低估了
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为还权于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而也
放松了对这方面的引导。美国前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指出了这一
点。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提出他的民主化计划时,他没有使人
了解,改革可能是长期的和痛苦的。国民对旧的政策感到极为不
满,就这一点来说,人民欣赏和支持他的坦率。然而,戈尔巴乔夫
使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只要引进民主因素,就能立即使商店
里有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商品。他没有呼吁人民在改革开始时付出
代价,这种失误纠缠着他,特别是当经济急剧下降的时候”
。
苏共在党群关系上的种种迷误,除了以上所说的认识上的原
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哲学的原因。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曾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讲道:对世界和人的灵魂的改造的奇
迹的迷信,会产生出一个“特种的、傲慢地把自己放在与平民对立
的地位上的精神贵族阶级”。“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在其对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必然地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
崇民主义和精神贵族主义。各种形式的崇民主义需要(不管它是
以赫尔岑创立的、主要信奉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旧民粹主
义形式出现,还是以最新的即以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后者是以
一部分人代替全体人民)产生于知识分子的信仰原则本身。但是
这种信仰也必然产生出一种对立物高于人民一等的思想,即
把人民当成拯救的对象,当成未成年的、需要保姆为其培养‘觉
[美]小杰克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
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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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的、未经知识分子教育过的人。
”对于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历
史使命的共产党来说,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共产党以民
为本,一切为了人民,救人民于倒悬、领导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是共
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政党,掌握着普通老百姓所没有掌握的改造世界的先进思
想武器,有义务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因此,怎样正确地把握两者
的关系,避免或者由于以民为本而做群众的尾巴,或者由于掌握先
进思想而自认为高于群众,历来就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没有处理
好的问题。可怕的是,在掌握政权之后,如果仍然缺乏这方面的认
识,那就很可能以强力逼迫群众,强求他们服从统一的指令。这就
无异于走钢丝:如果这个指令是对的,那还属于不幸中之万幸;如
果这个指令是错的,那将导致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正确地把握二者
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共产党领袖们则多是在这个方面把握失当,
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启示之三:不断提高党的创新能力
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不断创新。在党内建立能
够促进发展和创新的机制,使共产党总能适应要求,成为一个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的党,是党的建设要解决的首要的、根本性的任务。
领导现代化的政党,自身应当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政党。
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党,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
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苏共的实践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了
这个问题。被批判的哲学家波格丹诺夫曾向列宁提出质疑:“请
①马尔科维奇、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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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坦率地说,您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是科学,还是宗教。如
果是科学,那么怎么会至今一成不变,而这几十年中所有其他科学
都经历了巨大变革?如果是宗教,那一成不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
就请告诉我,而不要口是心非,不要抗议有些人老老实实用宗教术
语来装饰残存的以外的信仰。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那么这些
年它应产生新的真理。如果你们以为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
它就是谬误。
”波格丹诺夫这样批评列宁是不正确的,因为列宁决
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后来的继承者们,则几乎是个个都被波
氏说中要害的。
苏共内部许多问题的争论,表面看是非在问题本身,实际上是
一个科学、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僵化、教条化地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
明显。当时,反对列宁主张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
经济政策使农民繁荣,会损害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因
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农民作为小私有者,是社会主义的
天然敌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
定的。如果现在把经济基础变成自由市场、繁荣的农业与轻工业,
那么政治上层建筑或早或迟会发生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变化。随
着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的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实体就会取代
社会主义。不难看出,就理论逻辑而言,这两种观点都有它的道
理,但其共同的缺陷都是从理论出发来谈论问题,要求用理论检验
实践,而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修正理论。它说明,苏共党内“左”
的东西是有深厚根源的。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的所有起点
都在这里。
简单地把斯大林的实践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简单地把
它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都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实践在
许多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他最终建立了一个
变了形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不等于说,如果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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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去实践,就一定是正确的,一定能建成真
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在西方比较先进的资本
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所作的一些设想,未必适合俄国的国情;另一方
面,即使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观点,在实践中实施也未必绝对正
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商品、货币的思想,实践证明带
有相当的空想的性质。可见,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
思主义才科学。
斯大林在同党内“左”的和右的倾向斗争过程中保卫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用这一理论战胜了这些倾向。但与此同时,他
也把这一理论神圣化了,以致捍卫这一理论本身成了党的最高目
的。这在斯大林以及以后时期党内历次理论斗争中得到了明显的
反映。每当俄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点发生矛盾时,苏
共总是让实践服从理论,而不是理论由实践来检验。例如,
年,布哈林提出经济平衡论,实际上是表达了国家计划起宏观调控
作用,并且应按供求规律、用间接手段来管理经济的思想。这一思
想是在深入研究了苏联当时实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很有见地的。
但苏共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围剿式的激烈批判,其主要依据无非是
认为它对“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命题有自己的解释。年代
后半期,东欧各国在经济改革中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
苏联理论界也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可以说,这一观点的出现,
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要求的一种反映。苏共不是实际地
考虑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而是以现成的理论为框框对其大加讨伐,
理由就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符。
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曾为苏共党内思想的活跃营造
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氛围。特别是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党内关于
发扬民主、发展经济的探索空气还是比较浓的。但是,由于赫鲁晓
夫没有触动高度集权的体制,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行
政命令方法之上的,因此到后来,苏共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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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教条主义化的老路上。探索新道路越来越需要新思想,但苏
共党内却越来越没有人起来提出不同意见。保持全党表面上的一
致仍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如我们所知,赫鲁晓夫把党组织分成
工业党和农业党,很显然是一个给党的领导带来混乱的决策,实践
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关于该问题的决议却是党的全会通
过的。在全会上,有人对赫鲁晓夫的这一创意大加吹捧,称这是一
个十分出色的变通之计。探索精神被窒息了,逐渐为千篇一律的
歌功颂德、文过饰非所代替。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后,苏共思想上缺乏活力、理论上缺乏创
新的趋势更进一步发展。由于客观上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
大对立的阵营,苏共十分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资产阶级、修正
主义观点的斗争,实际上采取的是对思想领域严格控制的政策,把
许多不同观点和意见(其中有不少是正确的)当做“帝国主义和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看待,加以镇压和压
制。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不愿过问政治的倾向,
进一步窒息了积极探索的精神,另一方面使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
习气泛滥起来,个人迷信之风也随之卷土重来。在这一时期,苏共
理论宣传部门出版了大量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和言论集,称这些著
作是“党的巨大瑰宝”
“,政治才略的教科书”,称他本人为“真正列
宁式的领导人”
“、英明的领袖
”
“、英明的理论家
”
“、世界和平的
旗手”等,而真正研究理论、特别是研究现实问题的著作却寥若晨
星。这是苏共思想、理论上陷于贫乏的典型表现。这一时期后来
被称作“停滞”时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此。
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化给苏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极大地削弱了党的免疫力,使广大
党员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能抵制错误思想和思潮的侵袭。
教条主义的典型特点就是脱离实际,封闭在现成的理论中。这种
理论在自我封闭的条件下“自我完善”,结果是越“完善”越脱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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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一旦进入开放的环境,理论便再难以驾驭实践。改革开始后,
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大多数苏共党员发现自己过去熟知的
那套理论、观念已不再适应时代的步调。更糟糕的是,过去那套理
论完全没有教给他们如何对待所面临的新问题。这导致了党内的
普遍迷惘和束手无策。当时报纸上的一幅漫画形象地描绘了苏共
党内的这种状况:一间房子的大门敞开着,拥挤在房子里的人们愤
愤地抗议为什么没有人引导他们走出这间房子,为什么没有人告
诉他们应当怎样走,而他们自己却没有一个人试着迈出第一步
其思想之僵化跃然纸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新思维”出现
了。它一下子吸引了广大党员的注意力,把他们引上了一条前途
未卜的改革道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在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
党的“革新”理论和措施后,有
名代表对戈尔巴乔夫连任总书
记投了赞成票,占当时代表总数的
。国外不少报纸也观察到
了这一点。如德里一家报纸报道:“戈尔巴乔夫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