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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点:建设一个“全民党
”
赫鲁晓夫对于利益原则的明确认识,和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
信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对于改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然而改革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一触及政治体制,特别是
一触及到执政党这个核心问题,赫鲁晓夫那种改革的锋芒似乎立
即就减弱了许多。
赫鲁晓夫对改革本身充满顾虑。在回忆录中,他对这种忧虑
心情作了一些描述:“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
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
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能把
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
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从领导上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种不
利的发展。我们要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
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
”这可以说道出了大权在握的改革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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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的共同想法。
这种顾虑,加上当时在认识上尚未把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
分开来,就决定了改革的命运,决定了赫鲁晓夫只希望把改革限定
在原有体制框架的范围内。他看到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内运行
机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正如许多著作
中公正地讲到的那样,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到整个党的运
作机制渐渐失灵的原因。更多地,他是想用党的系统取代过去凌
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警察系统。倒是在他退休之后反思过去的时
候,反而对党的作用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认为
“:党应当纯粹起
政治上的作用,技术问题应该留给专家们去解决。
”
由于缺乏整体改革思路,在对党自身改革方面,赫鲁晓夫的想
法显得随心所欲、杂乱无章,有时甚至充斥着矛盾。曾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全民党”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
一个例子。
从
年代开始,苏共开始提出“全面开展建设共产主义社
会”的问题。斯大林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对国家的
性质、国家发展所处阶段等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苏共总结
这一教训后认为,正是斯大林关于随着苏联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
斗争将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给社会主义事业,给党内国内民主
的发展,给人民的利益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成了破坏革命法制,
进行无端迫害的理论基础。从这一认识出发,苏共和赫鲁晓夫对
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基础上提出了“全民国家”
“、全
民党”的主张。
年
月苏共全会通过的决议称,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
并向建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苏共认为,在苏联,剥削阶级早
已被消灭,社会主义不再分裂为反动的阶级和进步的阶级。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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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发展和巩固了,
社会对抗永远消失了,人民在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形成了。
因此,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在这
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已经实现。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停
止,发生了以往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局面,国家终于不再成为阶级的
统治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无
产阶级民主变成了全民的民主。全民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
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自治的道路上的
极重要的里程碑。历史上第一次在苏联形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它
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工具。苏共对
苏联由阶级的国家发展成全民国家的过程明确划分阶段,并进行
了论证:在
年代中期以前,苏维埃国家具有鲜明的并为法律所
确认的阶级性质,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在
年代中期到
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逐渐改变其性质,越来越从阶
级的国家变为全民的国家。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两次代表大
会之间,苏联完成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
全民国家的过程,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的第三阶段,向国
家的完全消亡又跨出了一步。
“全民国家”的理论给苏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
国家怎么办,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共产党怎么办?因为按照马克思
主义原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阶级完全没有了,国家的主要职能
镇压的职能没有了,于是国家就要走向消亡。在这种情况下,
政党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合法的理由。苏共当然不希望得出这样的
结论,它不可能取消自己的存在。既然如此,那就需要对共产党的
地位和作用给予新的解释。赫鲁晓夫和苏共是这样自圆其说的:
随着苏维埃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建成和向建设共产主义的高
级阶段的过渡,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依靠社会所有阶
级和阶层的社会主义的全民的国家,作为社会全体劳动阶级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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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利益体现者的苏共的人民性愈加强烈地表现出来了。由于消灭
了剥削阶级和逐渐地消除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社会差
别,在苏联形成了人民紧密的、牢不可破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一
致,工人阶级的思想就成为全体居民阶层的思想,而工人阶级建成
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也变成了全民的任务。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
产生的共产党,如今已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党,它在自己的队伍中
联合着先进的、最有觉悟和积极性的人们,是所有居民阶层的代
表。这就是“全民党
”理论的由来。
可见
“,全民党
”的提出,并非像以前我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
在故意抹杀党的阶级性,取消党的先进性,是要改变党的性质。相
反“,全民党
”是苏共在对苏联发展阶段“左”的估计基础上为继续
保持党包揽一切的地位所寻找的一个理论依据,是为继续强化党
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维持以党代政体制的合法性寻找的一个理由。
因此
“,全民党
”不是像它的字面意思所表达的那样,是要贬低和
淡化党的概念,是“右倾
”,而是“左”的思想的典型表现。它表明,
赫鲁晓夫在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时,并没有摆脱在传统党建模式中
一以贯之的那种“左”的思维,很难说是什么创新和突破。
当然
“,全民党
”理论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理论缺陷,给党的建
设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这也是事实。它客观上淡化了党的阶级性
和先进性,忽视了党内斗争和党内矛盾,并使党赖以存在的理论根
基发生了动摇。这种消极影响也反映到了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理论
和实践中。但是,过分夸大这一观点在苏共走向衰败中的作用也
是不对的。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
并没有因为使用“全民党”的提法而发生丝毫动摇。对于苏共变
成“全民党”之后是否还在苏联社会中起领导作用和先锋作用的
问题,赫鲁晓夫和苏共的回答是肯定的。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
纲党章都进一步明确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
量,并且强调,由于共产主义建设任务日益复杂,由于更多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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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参加国家事务和生产管理,由于社会组织和地方机关的作用不
断提高,由于新的任务要求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
论,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只能进一步加强。这四条理由,比斯大林
时期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解释还多了一条。因此,说苏共最后变
质与“全民党”理论有必然的联系,缺乏足够的有说服力的依据。
落脚点:加强党的领导
赫鲁晓夫不认为苏共在斯大林时期发生的问题和错误很大程
度上是党过度集权、党政不分和党内缺乏民主造成的,而是把问题
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国家安全机关凌驾于党之上削弱了
党的领导。这讲出了一部分真理,但深究起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还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赫鲁晓夫没有深究一步。因
此,他把解决问题的落脚点放在了加强党的领导上。
赫鲁晓夫和苏共提出了旨在强化党的领导的一系列措施。
第一,强调集体领导制度。鉴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教训,赫鲁
晓夫和苏共强调在党和国家各个环节中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认为
这是防止个人崇拜的可靠保障。苏共二十二大把“苏共的最高组
织原则是集体领导制”明确写进了党章。作为集体领导制的一个
体现,此后的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主席团会议都做到了如期召
开。苏共二十二大指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领导的集体性,它
保证党及一切党的机关不致采取片面的、主观的决定和行动。只
有集体领导才能为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创造条件,保证
正确地教育干部。当然,集体领导不等于个人可以推脱职责。苏
共强调,领导的集体性丝毫也不削弱工作人员对委托给他的工作,
对执行集体通过的决议的个人责任。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
领导集体性的原则、经常地更换党的机关成员,能防止权力过分集
中在个别工作人员手中的可能性以及个别工作人员脱离集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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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保证新生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党的领导机关,把老干部和
青年干部正确地结合起来。
要保证集体领导,就必须加强监督。苏共二十二大决议指出
了监督的重要意义:监督制度是在真正民主原则基础上完善共产
主义建设的领导工作的有效手段,是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
的可靠武器,是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为了加强监督
工作,必须建立地方党机关向上级党机关和党员群众汇报党的决
议执行情况的严格报告制度。当然,文件的规定是一回事,能不能
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问题的关键在有没有形成相应的体制和机
制。在赫鲁晓夫时期进一步得到完善的无所不在的监督,从本质
上说和斯大林时代的监督没有区别,仍然是自上而下的监督,而非
自下而上的监督,因而仍然是加强集中的工具。例如,由仍由中央
全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来监督中央委员会,任何时候都会是一张
空头支票。
第二,推行领导干部定期更换制。苏共认为,干部废除领导职
务终身制,实行定期和按比例更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发展
规律,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好办法。赫鲁晓夫强
调,经常更换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应成为一种制度,政府和社会团
体由选举产生的机关组成也采取更换的原则。向这种制度过渡,
将是发展民主制的一大步骤,在这基础上,为更彻底地实现集体领
导制原则创造新的可能性。为此,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在
第
条中对每次选举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基层党组织书记
的更换率、任职届数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领导干部定期更换制有如下主要内容:“在选举党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