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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
”这一结论,还
被运用到了党内矛盾的处理上。
再如,简单、教条、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把自己称
作列宁的忠实学生,并以这种身份和反对派对垒。作为斗争的结
果,在斯大林时期
“,列宁主义”的概念得以形成,并被赋予了特定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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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然而,也正是在这时,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被
僵化、教条化,变成僵硬的、失去生命力的东西。就许多方面而言,
斯大林所说的“列宁主义
”,看上去是使用了列宁的观点、提法,实
际上却抽去了这些观点、提法的客观环境、时代背景和具体条件。
因此
“,列宁主义”更大程度上是按照“左”的思维对列宁思想进行
取舍的产物。僵化导致绝对化,而绝对化又必然导致不宽容。斯
大林所说的“列宁主义”显然具有惟我独尊、排斥一切不同意见的
特点。这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的精神本质恰恰是相违背的。被重新
组合之后的列宁思想突出了“左”的特征,成了斯大林用来推行错
误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
此外还有国家观念,对农民的看法,对商品货币的认识等,无
一不来自“左
”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并构成了这一体系的要素。这
些内容,我们前面已有提及。
斯大林时期党的指导性理论的全面“左倾”化,带来的不只是
工作中的失误。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往往是这一点。但是实际
上“,左倾
”化给政治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产生的消极后果,绝不
在因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之下。“左”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
的主张,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看法,一种用现实诠释理论的
思维方式。“左”的东西一旦与权力结合,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推
行,就会变成一种可怕的、使人异化的力量。例如,它本身造成的
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迫使人们生活在空幻的未来,而对现实生活中
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百般掩饰;它强求思想的“纯洁”、统一,不
允许思想的多样性,实际上也就是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考,只能
用一种声音说话,用一种思维方式认识问题;它把目标和手段的关
系绝对化,似乎只要有助于目标的实现,任何手段(包括各种卑鄙
手段)都可以采取。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即几乎在所有方面,理
论和欲通过它达到的目的都适得其反:想建立人人相亲相爱、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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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利害冲突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却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戒备和
敌视;想倡导共产主义道德,却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急剧下降;想
把人们都改造成“苏维埃人
”、共产主义新人,却使撒谎、背信弃义
等资本主义社会都不齿的恶行在社会上习以为常;想用曾经指导
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的理论继续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却
发现人们对被奉作“革命圣经
”的马克思主义怀疑日增;等等。在
这种情况下,要维持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信任是非常
困难的。斯大林时期造就的,就是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的政治文
化,就是这样一种作为领导者的党所不愿看到、无意为之、却又实
际存在的政治文化。
畸形化的思维
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强制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
社会道德和人的思想的畸形化,体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它毒化了政治气氛和人际关系。斯大林几乎使用了所
有的手段,来消灭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关于几次大的路线
斗争,如反对托洛茨基,反对布哈林,反对联合反对派等斗争,在这
些斗争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已为我们
所熟知。窒息党内和社会的思考空气的,除上述斗争之外,还包括
斯大林掀起的其他一系列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例如,
年
在工业部门追查“沙赫特分子”
年在
“乌克兰解放联盟事
件
”中,把一批历史学家、科学院院长打成“民族主义者
”,给他们
扣上在“发展乌克兰语言学、术语学、正字法和字母表方面从事破
坏活动”的罪名;年发难“劳动农民党”事件和“工业党”事
件,打击党外新老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和著作进行讨伐,
并据以掩盖工业化过程中的失误;年审判“联盟局”案件。
年代后,打击的矛头指向党内。斯大林通过《致无产阶级革命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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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编辑部》的信,强迫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开展反对托
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克匪帮的斗争。由这场斗争引发
了一系列相关的斗争,如反对“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鲁宾派”的斗
争,反对“布哈林的波格丹诺夫机械主义理论
”的斗争,反对哲学
中“孟什维主义的唯心主义
”的斗争,反对文学中“沃龙思想”的斗
争,反对生物学中方法论的“莱科夫思想”的斗争,等等。年代
中期以后,苏联禁止一切领域中的自由学术讨论。相对论、遗传
学、和谐振动学等被说成是唯心主义,控制论、数理逻辑等被宣布
为伪科学。这一系列斗争人为地加剧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敌视。
“斗争”居然成了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字眼,一种引以为荣的价值
取向。就连苏联社会科学院各部门的划分,也引进了“斗争”一
词,像“哲学斗争部
”
“、经济学斗争部
”等。
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最需要理论创造的时代,理论
创造却失去了基本的前提。一个苏联学者形象地指出:“我们在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做普罗克鲁斯特的床(普罗克鲁斯特是希腊
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过路人躺在他的一张床上,比床长的就砍掉
其足,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以至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
思想。人性的扭曲,使一些理论工作者堕落成为窒息人们思想
,
的杀手,僵化体制的卫道士“,斯文”真的是“扫地”了。遗憾的是,
“斯文扫地”不是什么可以称道的现象,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一个
社会走向没落的重要标志。
由国家权力机构(而且还是镇压机器!)介入思想领域,是斯
大林的独创性发明。国家安全机构培植了一个巨大的告密网,来
体现这种“斗争”哲学。这就进一步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弄到了人
人自危的程度。赫鲁晓夫谈到
“:在那些日子里,要除掉某一个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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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喜欢的人是够容易的。你只消打一个报告,告发他是人民的
敌人;地方党组织看一下你的报告,义愤填膺地捶胸顿足一番,就
会把这个人处理掉。
”赫鲁晓夫讲了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幸免于难
的特殊例子: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有一个妇女起来,用手指着麦德
维德(某省卫生部的一名副部长)说“:我不认得那边的那个男人,
但从他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他是一个人民的敌人。
”幸亏麦德
维德没有惊慌失措,立即反驳:“我不认得刚才告发我的这个女
人,但从她的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她是一个妓女。
”深知当时
这种可怕情况的赫鲁晓夫评价,是麦德维德的反唇相讥挽救了他
的生命。如果他让自己处于防守地位,开头就争辩自己不是一个
人民的敌人,他就会引起更多的怀疑,而这个告发他的女人,因为
知道自己不必对后果负任何责任,将会更加大胆地加紧对他的控
在这种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信任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
义,建设共产主义,都无疑于天方夜谭。
误读恐怖
“左”的思维导致的人们心理的严重变形,最明显的例子,莫
过于对待恐怖的那种畸形心态。
阶级斗争有许多形式。实行恐怖手段是其中的一种。该不该
采用恐怖手段,完全取决于斗争的进程,而不是主观的好恶。所
以,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实行恐怖。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既然是为了
人的事业,就应该对实行恐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革命不等于恐
怖。更不能把革命同人道对立起来。应当说,一些老布尔什维克
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正确的。例如加里宁有一次谈到:“我们时常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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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诉诸恐怖手段,但是永远也不要去歌颂它。我们不得不采用
恐怖措施,这是我们的悲剧。但是我们大家最渴望的事情,莫过于
废除恐怖。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歌颂契卡的冷酷无
情,而是希望我们不需要这只‘惩罚之手’的那一天早些到来。
”①
遗憾的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道路的特殊性,由于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敌对势力所包围这样一种环境的特殊性,在
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人的认识是有偏差的。颂扬暴
力,颂扬恐怖手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甚至更远些,在
俄国的历史上就有传统。关于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论述。
对被击败的政敌进行镇压乃至肉体消灭,被认为是合理的做法。
托洛茨基等人都曾有过这种主张。布哈林甚至也在俄共(布)七
大上说
“:在必要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数以百万的工人。
”结
果到后来,如我们所知,他们自己也成了这种“恐怖合理
”论的牺
牲品。
一个曾是恐怖时期当事人的老共产党员,后来对此有很清醒
的反思和总结。他写道:“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必须进行革命。而
这场革命不能不使用暴力。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不对军
官和富农使用暴力,那就不能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真正你死我
活的斗争十分激烈,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取得胜利,那么白卫分子
就会把我们统统杀死。但我们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犯了一个错误,
不是把革命暴力当做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而是当做一种功绩。大
规模的暴力、恐怖行动,即使是‘红色恐怖
’,反正都是恶行。就算
这种恶行出于一时的需要,但毕竟仍是恶行,可是很快人们却开始
把它当成了好事。我们开始认为并且开始告诉人们,凡是对革命
有益的和必要的,都是好事,都是道德的。对这种对事态的评价在
原则上是错的。革命不仅带来好处,也会产生恶行。在革命中避
《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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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明白,这指的是我们的实际社会
中出现恶行只能是暂时的。而我们却把暴力美化了,延长了它的
生命,把它一直保存到它已完全多余,成了绝对的恶行的时候。。
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这不是我们的哲学。这种哲学在许多情况下
只会助长邪恶势力的得逞。对我们在使用极为强硬的手段时,不
应该改变对这些暴力行为的道义上的评价。
”①
如果说,苏共党内对这个问题的不正确认识不在少数(至少
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那么,斯大林本人可以说是这些人的典型
代表。对斯大林采用恐怖手段来推行自己政策的程度和范围究竟
是否合适,这是另一个问题。我